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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均认识到《道悳经》并非老子之作，而是黄帝之书，清魏源云“有黄老之学，有老庄之学，黄老之学出于上古，故五千言中动称经言及太上有言”（魏源《老子本义序》），“老子道，太古道；书，太古书也。曷征乎，征诸柱下史也。國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故左史在楚，能读坟索；尼山适周，亦问老聃。今考《老子》书《谷神不死章》，《列子》引为黄帝书，而或以五千言皆容成氏书”（魏源《老子本义·论老子二》）。张尔田在《史微·原道》中认为“昔者黄帝既执道以济天下矣，知道为君人之要术，得之者昌，失之者亡，故立史官而世守之，以垂诫后王”，“降及东迁，天子失官，老聃乃以守藏史述黄帝上古之言，著《道德》五千言，庄、列、关尹之徒羽翼之，号为道家，盖始此矣”。 所谓黄老之学，实黄帝之学也；黄帝之学，即三皇五帝之学也。黄帝之学是伏羲、神农、黄帝与黄帝诸子及五帝的学说，是数千年几百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历史上耗时最长、参与人员最多的一门学问，综罗百代，博大精微。古史所载黄帝之学的原始文献有《丹书》，见于《武王践祚》；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见于《左传》。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是前530年东征伐徐，楚灵王对右尹子革说的话。左史倚相和老聃是同时代的人物，这说明到老聃时期，《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黄帝之学的原始文献仍然保存良好。孔颖达《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这个论述是言之成理的。 《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索隐按“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作为周守藏室之史，老子最有条件精通三皇五帝之书，最有条件精通《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黄帝之学的原始文献。 完全可以肯定《道悳经》源自黄帝之学原始文献的是《武王践阼》，上海博物馆藏战國楚竹书《武王践阼》载“【武】王问于师尚父曰：不知黄帝、颛顼、尧、舜之道在乎？意微丧不可得而睹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如欲观之，盍祈乎，将以书见”，武王以极其庄严的仪式拜读《丹书》之后，将《丹书》的言论刻成各种铭文，“为铭于席之四端曰：安乐必戒，右端曰：毋行可悔”，“楹铭诲：毋曰何伤，亓祸将长；【毋】曰胡害，亓祸将大；毋曰何残，亓祸将燃”，这些铭文即后世所传《金人铭》的原始版本。《金人铭》在《道悳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道悳经》多次引用和阐述《金人铭》的言论与思想，由此可见《丹书》是《道悳经》的直接源头。 可以肯定，老聃仅仅是《道悳经》一书的编纂者，《道悳经》是黄帝之学原始文献《丹书》、《三坟》、《五典》的缩影，是黄帝、颛顼、尧舜之道，明了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道悳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误将老聃视作《道悳经》的原始作者，那就会错误地将春秋时期视作《道悳经》一书的思想、文化与时代背景。而只有认识到黄帝与黄帝诸子及五帝（颛顼、尧舜）是《道悳经》的原始作者，《道悳经》一书的思想、文化与时代背景才会得到正确的复原。在先秦黄帝书中，还有一部与《道悳经》相似的著作，《七略》载“《黄帝君臣》十篇”，《汉书·艺文志》注“与《老子》相似也”，《黄帝君臣》与《道悳经》相似，有力地说明《道悳经》就是黄帝书。 《七略》所载先秦黄帝书有12类25种188篇另300卷，代表性著作包括道家《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五行《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医经《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等。在先秦黄帝书中，最重要的两大经典就是《道悳经》与《黄帝四经》。 那么先秦黄帝书又是如何编纂起来的呢？这大概与王子朝之乱典籍入楚有关联。王子朝是周景王之庶长子，因嫡长子太子寿早死，原立姬猛为太子，但周景王又宠爱庶子姬朝。前520年4月，周景王因病猝死，姬猛继位，是为悼王。6月，景王庶子王子朝率百工及灵王、景王的族人与悼王争位，11月悼王卒，其弟王子匄（音丐）立，是为敬王。前516年11月，在晋國的帮助下，周敬王击败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周之典籍入楚，是中國文化史上极为重大的事件，它意味着《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黄帝之学的原始文献尽皆流入楚國，这也是为什么先秦黄帝书均由楚人所编纂的缘由。作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聃，亦可能随典籍而入楚，老子出函谷关去楚之南阳，这就是后来的所谓出关之说。 由楚人用楚國方言所编纂的黄帝书，是以流入楚國的周室典籍为基础的，因此黄帝书来自周室典籍。先秦能够以经相称的典籍，大多出自黄帝书，《道悳经》、《黄帝四经》、《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是具有经书地位的伟大经典，其地位和成就是子书所不能比拟的。 除了论道之外，黄帝之学的学术主题是逻辑阴阳学说，《七略》载《黄帝泰素》20篇，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作为逻辑的阴阳学说在《黄帝内经》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和运用，本书作者在《类关系逻辑》一书中系统地恢复和阐述了阴阳（不同性质的两个类）五行（两个类之间相同相异相交相含相离五种关系）四时（加减乘除四种关系运算）的逻辑内涵，《黄帝内经》是在纯粹的逻辑意义上运用阴阳五行四时的。而远在《洪范》和《周易》时期，学者们已不明了阴阳五行的逻辑内涵了，春秋战國时期的学者同样不明了阴阳五行的逻辑内涵，才导致驺衍“五德终始论”这样的奇谈怪论。这间接说明《黄帝内经》的基本学说来自于类关系逻辑尚存的新石器时代。 以阴阳五行四时为主体的类关系逻辑，证明了东方民族的先民所取得的成就极其伟大，《黄帝内经》所代表的逻辑高度和《道悳经》所代表的思想高度，这是先秦诸子望尘莫及的。孔子所留下来的思想如《论语》、《孔子家语》、《易传》等，和《道悳经》、《黄帝内经》、《归藏》相比，水平差距之大，完全不是一个层级上的。而孔子和老子是同时代的人物，作为同时代的人物，两者之间的水平不可能相差这么大，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老子仅仅是《道悳经》的编纂者，以孔子所在时代所代表的思想水平，不足以撰写出《道悳经》这样的伟大著作，《道悳经》只可能是漫长历史长河伟大人物集体智慧的文化结晶。 或许作为编者的老子仅仅是过去老者的泛指而已，是一个群体，而不是某一个个体。因此之故，司马迁也弄不清楚老子究竟是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老子或是老聃李耳，也可能是太史儋，也可能是老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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