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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七二一矿的岁月（上） 作者：王延令 一、插队江西 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了，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家庭包括父亲、母亲和兄弟姊妹四人。六人的家庭靠我父母亲的工资支撑着。我们兄妹四人有三个人小学毕业后都进了普陀区的重点中学——陕北中学，也就是现在的晋元中学。我们进这所中学都是要经过考试的，它是一所五年一贯制的中学。为了少念一年书，我选了这所中学而没有选其他中学，这样就可以为我的父母亲减少一年的生活、学习负担。 我是1962年进这所中学的。但到了1966年的下半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的学习生涯就此暂停了。那个时候，该读书的人没有书读，该上班的人没有班上，该打仗的人去搞政治运动。而平民百姓拿起武器，文攻武卫。我的一个表哥是北京工学院毕业的，在重庆一个军工厂工作。那时两派武斗，坦克都开了出来，很危险。他那时为了摆脱那危险的环境，只身从长江里游到对岸，逃到上海，他随身只带了一个装肥皂的塑料袋。 1969年上半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上山下乡的号召，我们这批人的命运就此定了下来。我那时不愿意下乡，愿意到学校读书，所以就赖在上海不走。许多人都是这样的状态。街道为了逼迫你到农村去，天天敲锣打鼓，扛红旗到你家来，动员你下乡。如果你不下乡，那么你的父母亲的单位里面就不要他（她）上班，集中办学习班，直到你的子女下乡为止。 我是1968年高中毕业，应该在1969年就上山下乡，但是当时我没有去。1970年，我的关系从学校转到了街道，在万般无奈之下，报名去了江西省金溪县双塘公社插队落户。我那时候的高中实际上只上了一年的文化课，后来就再也没有上过中学的课了。 下乡的那一天我至今记忆犹新，是1970年10月15号出发的，火车停在彭浦车站，而不是北站。当时彭浦车站人山人海，当火车一声汽笛响，要启动的时候，整个车站沉浸在一片哭声之中。哪个场景我永远不会忘记。火车到了抚州，然后转乘汽车。汽车下来以后，就有老百姓帮我们把行李抬到我们住宿的后周生产队，我们住在老百姓的民宅里。 第一年有国家的生活补贴，供你一年的口粮。第二年就靠你的工分赚钱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实际上是坑了老百姓，农民由于没有吃的，许多知识青年就到集市上去偷老百姓的东西，或者去偷老百姓的养的鸡鸭鹅狗等。在集市上偷老百姓的鸡蛋，那是结伙偷的。有一次，我们隐隐听到女生的宿舍里有狂喊的声音，原来有三条蛇，爬到了她们蚊帐的顶上。女生宿舍离开我们可能有十多米远，于是我们听到以后，就拿着扁担把蛇赶走了。 我们当时进村的时候，根本挑不动挑水，只好两个人抬一桶水。农活也不会干，不过生产队对我们还是比较照顾的，给我们的底分打到八分，而强劳力的底分是十分。我们所在的那个生产队，不缺劳动力。实际上我们去是分了他们的粮食，沾了他们的光，现在想想是很不应该的。 农村里最苦的时间，是夏天的“双抢”，那时候既要割稻子，又要种二季稻。天不亮就要起来割稻子，然后运回来脱粒。割完稻子田还要种二季稻。拔秧，插秧。夏天的太阳很辣，透过衣服把皮肤都烧焦了。一个夏天下来要脱好几层皮。上午、下午都有人挑一担井水来。那井水很凉，我们都把它当饮料喝了。我在农村整整有一年的时间，那年春节也没有回上海。整整一年了，除了赶牛、耕田以外，其他的农活基本上都会干了。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干一个工可以分到六毛钱，我们的底分是八分，干一天只能分配四毛八分钱。女生就更低了，她们是六分，干一天，只有三毛六分钱。 二、招工进矿 我是1971年10月3号离开双塘公社的。那是721矿到抚州地区来招工，由公社推荐知青应聘。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公社通知我到公社检查身体然后去721矿。一个公社就推荐了一个人。他们也知道721矿是一个铀矿地区，有点危险性，有放射性，也对我说了。最后我还是决定去721矿应聘。 我10月2日就到了公社招待所，10月3号，721矿的车子没有来，因为行李太多装不下了。于是我在公社的招待所里多住了三个晚上，一直到10月7号。10月7号，车子来了，这是一辆有篷子的卡车，我当天就赶到了矿里。车子到了矿部（莲塘），领队的李师傅就到矿部去问了一下，说是到山南。于是车子就又爬了一个坡，到了山南的四工区，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我们住在山头上一幢很简陋的房子里面，那是原来勘探队留下来的房子。房子很简单，四面都是竹篱笆边的墙，再糊上泥巴，顶上是瓦片。当时我分配做打钻工，工作很辛苦。上班要换工作服，下班要洗澡。清理干净身上的放射性污染物。不过那个时候生活得很踏实，不需要为自己的生计而焦虑。 当时的721矿，因为是军工企业，所以物资供应比较充足。当时全国物资相当紧缺。尤其是生活资料，很紧缺。我们721矿还有很多物资供应，比如奶粉、猪肉供应。我们称之为保健肉。除了正常供应的物资，矿里的车子也经常到浙江等地去装一些生活物资回来，例如大黄鱼、海蜇皮、海蜇头、西瓜、苹果等。所以在矿里的生活条件不比上海差。 当时矿里的井下工，每个月的工资是四十三元，还有十八块七毛的甲等保健费，还有夜班费。过了几年，又加了每人十元的事业费。总的收入不比上海的差。我在井下干了两个月的打钻工，又干了四个月的扒碴工。井下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也是很危险的。我感到最危险的一次是，有一次我们上晚班，上去以后，整个采场的照明都坏掉了，也没有电工，于是班长就命令下班。第二天早上，电工上去以后发现，整个采场塌陷下来了。如果我们不及时下班的话，全班人马都会砸死在里面。 721矿的矿山工作比较危险。每年都要死好几个人。有的是掉落下来的，有的是放炮炸死的，有的是塌方压死的。我们有一次在露天看电影，结果工地上发生了事故。广播喇叭找人上去处理事故，整个放映场都炸开了锅。电影也不看了，都到工地上去看。 三、上调财务 我在井下干了六个月。当时矿里需要财务工作人员，于是就把我抽调到矿里去培训。由矿里的老财务人员担任教师，我们在那里培训了两个多月。在那个培训班上，我的成绩是比较好的，我和另一位姓洪的多次受到老师的表扬。培训的几个月很快结束了，回来以后就分配到各个工区担任成本员。我回到了四工区担任成本员工作，在工区办公室工作。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担任财务工作人员到退休。 我在井下干了六个月，还没有定级。所以上来以后工资就比井下工少了一级。虽然少了一级，但是心里很坦然。因为井下工毕竟比较危险，在矿里找女朋友也很难找。自从我担任成本员以后就搬到四工区办事人员住的宿舍去了。那里的房子比原来的要好一些，不用爬坡上山，离食堂也比较近。 矿里有一个简易的电影院，不经常放电影，只是经常开大会。我们在矿的生活比较单调，娱乐活动较少，只是每个月有一到两次放电影的机会，电影都在露天放。知道要放电影了，大家早早的放好了椅子在空场地上。如果是冬天，外面较冷，我们就穿上大棉衣。记得有一次放“卖花姑娘”的电影，我们等到凌晨三点钟才看到电影。那时候，电影看得很开心。第二天上班，还在讨论看电影的事情。 那时候发保健肉，每人有两斤。我们回来自己烧。往往我们在一个宿舍的两个人会一起吃肉。买一瓶白酒，两个人就分着吃掉了。再买一点饭回来，吃一下，日子也过得蛮开心。那时候猪肉的味道比现在好多了。 另外的一项娱乐活动，就是打麻将。麻将牌是自己用毛竹片制作的，做得也比较精致。往往还没有放下饭碗就开始打麻将了。起先并不赌钱。后来发展到赌钱了，我就不来了。一场麻将往往要持续四五个小时。晚上可以打到十二点以后，输了就钻桌子，也玩得很开心。 四、回沪过年 时间到了1972年2月中旬。工区的领导再三叮嘱我们在矿里过春节，不要回上海。并且给我们发了许多春节的食品，我记得还有一包一包很高级的纯精肉。但到了大年夜的前一天，我们早上起来以后，发现很多人都走了。我们互相招呼了一下，简单的带了一点衣服，带上一个小包，带上我们新发的工资，就准备回上海。为了不让领导发现，我们走了迂回的路线，从山南到莲塘，从莲塘到古城，再从古城到江边村火车站。 那里有向乐线（即向塘到乐安的专线）。平时只有早晨一班车，春节了就加了一班，中午坐车。所以我们中午赶到了火车站，买好从江边村到上海的火车票。这趟火车是慢车，到向塘的时间已经天黑了。我们从向塘加快到上海北站。从江边村到上海的火车票是十三块七角钱，从向塘加快到上海是两块四角钱。向塘到上海的火车很难上，我们是从车窗爬到车厢里的。 车厢里很挤，连站的地方都很困难，上厕所也很困难。但我们上了火车就很高兴，因为我们可以回上海了。我已经将近一年半没有到过我的家了。只是这趟火车开得很艰难，开开停停，一路晚点，记得到上海已经是将近天黑了。 我家里并不知道我会回上海。我快到家的时候，我妹妹从厨房看到了我，就大喊了一声。我母亲从房间里走出来，她颤颤巍巍地看着我。她的头发也花白了。她发抖的手拉着我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一年的春节我们过得很开心。我们一家六口人终于又团聚了。春节期间，我们去拜访了外婆、舅舅、姨妈、姑妈等人。他们看我回来了，都很高兴。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长子。老人都有这样的观念，长子是最重要的。过了春节，为了能够及时赶回矿里去上班，不迟到，所以我初三就到火车站去买车票。那时候买票的地方在北京东路。我早上起了一个大早，三点多钟就骑自行车去买票。买到了硬座票。就是为了能够在初六赶到矿里上班。 五、升任科长 那时候721矿的管理体制是军代表管理制。记得那时候，我们矿的第一把手是副军级的一个军代表。另外还有一个是正师级的。矿里的一个副矿长也是老干部。属于高干级别，十三级。当时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了提高我们国家的核威慑力量，721矿很受重视，在全国都是很吃香的。那时候运输单位很紧张，火车皮很难要到。但我们单位的公章出去，车皮很快就可以要到。物资供应也可以得到保证，各种生产资料不会脱节，生活质量也可以得到保障。比如猪肉、奶粉，都是当时很紧俏的生活物资。每个月都保证供应。由于物资供应充足，不比上海差，所以我们当时也比较安心在矿里工作。 1975年上半年，721矿的管理体制有了较大的变动。权力下放，成立了好几个分矿。我们山南的二工区和四工区，合并成立山南工区，以后又改为山南分矿。山南的露天矿和邹家山的露天矿，改为邹家山分矿。我被分配到山南分矿财务科，当时财务科的科长是总矿调来的刘欣，她工作经验丰富，待人也很和蔼。我在财务科担任成本会计工作，这项工作要求比较高，也有一定的难度。领导对我比较信任，让我搞这项工作，同时我也有能力做这项工作。在搞财务工作期间，我回上海探亲时就买了部分书籍，自学了有关管理会计的内容。在这一方面，矿里的大部分会计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们矿里1983年开始实行会计职称改革。我虽然还没有大专学历，但是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可以报会计员，也可以报助理会计师。我对我自己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我可以达到助理会计师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于是在那次申报中，我直接申报助理会计师，并且在矿里组织的内部考试中顺利通过了助理会计师的考试。同时我的个人经历也符合助理会计师的专业工作时间要求，而矿里大部分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会计人员都只报了会计员职称。事后我知道，助理会计师可以拿每个月十元钱的职称津贴。这对我很开心也很公平。那时的十元钱相当于一级半的工资，很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的工资就比一般的会计多了这十元钱。 到了1984年，矿里提升了一部分会计人员的职务，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被提升为山南分矿财务科科长。工资从三十六元增加到七十四元。同时那时也开始加了十元钱事业费。因为我还有十元的助理会计师津贴，再加上保健，当时的月收入增加到一百多元，这个收入在那个时代还是比较可观的。 我担任财务科长后，工作的责任心更重了。但我由于业务能力较强，能够胜任这项工作。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但我并没有以此为满足，我要更进一步的提高我的业务能力。 为了使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达到中级职称，1984年矿里组织了外语培训。当时请了一位日语教师，在古城举办日语培训班。我也参加了这次培训班。参加的人员主要是矿里的中层干部。但由于工作比较忙，我的日语班学习的质量不是很高。 1985年，二机部为了提高部属单位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准，在湖南轻工业专科学校组织了一个学历教育学习，学制三年。当时721矿得到了两个名额，矿里的会计人员知道这个消息后纷纷报名。由于人数太多，不好分配，于是进行了考试。以考试成绩的高低决定去学习的人员。当时考试的内容包括语文、数学和英语。这些课程我已有十九年没有摸了。很多都已遗忘了。为了参加这个考试，我匆匆找了一本复习资料，复习了一个多月。当年参加考试的人员，我是年纪最大的，我已经三十六岁了。但这次考试最终分数下来，我是最高的。矿里的那些年轻人都在我的下面。 1985年9月，我赴长沙参加了三年的大专学历教育。当时我的儿子已经两周岁了。在这三年里。我系统的学习了有关会计的许多基础学科和专业学科，毕业时成绩优秀。也是在那一年，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批准为预备党员，在这个会计班里，我是年纪最大的一个，第一届的班长就是我。至今，会计班的同学在微信里还有很好的联系。今年是会计班毕业三十周年，我们将在长沙举办联谊会，以庆祝我们的毕业三十周年。 1988年，我从会计班毕业，回到了矿里，分配到水冶厂工作，担任财务科长。当年，我被评为会计师职称，具有了中级职称，为以后调往上海打下了基础。 六、恋爱滋味 我们1971年到矿里以后，都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了。已经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了，当时矿里的男女比例是失调的。七一年招工和七二年招工，主要是招井下工，所以大部分招的都是男生，女生很少。而矿区附近又没有纺织厂，所以男生对女生的追求变得很紧张。我的爱人刁品莲，从财务科到银行要经过一段宿舍区，她有点害怕，因为很多男生就在那里虎视眈眈，盯着她看。 矿里的男生，按工作性质，可以分成四个等级，是无形当中形成的：办公室人员，井上辅助工，井下辅助工，井下直接工。按人员的来源地域分，可以分为：上海，南昌，抚州和农村。当时听说矿子弟的男生惊呼女生都被上海人找去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矿里的择偶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1977年底，我们山南分矿办公室分来了两位女生。其中一位就是我后来的爱人刁品莲，她被分到了山南财务科。由于定级问题，她首先要到山南食堂，要工作半年时间。这半年是试用期，试用期结束后定为二级工，然后再到财务科上班工作。刁品莲原来在上中学的时候，她们的班就是会计班，学过一部分会计知识，所以分到我们山南财务科来工作是理所当然的。 她在山南财务科工作很认真，很愿意学习新的知识。这方面我的能力比她强多了，也就成了她的义务老师。在工作上，我们互相学习，在私人感情上，也逐步有了进展，她成了我追求的对象。当时矿里在夜里放电影，这是我们谈恋爱的绝好机会。不管在古城放电影，还是在莲塘放电影，我都会赶去看。那时是单身汉，晚上也没有事，他们赌博，我不参加，所以我经常和她约会。那段时间是很开心的时间，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年，但仍然像在昨天发生的一样。 七、结婚生子 1981年，我们结婚了。1982年6月，我们有了自己的儿子。他是在上海出生的，在我父母和妹妹的照顾下，刁品莲在普陀区妇婴保健院生下了我们的儿子。当天，我们矿里另一对夫妇也在同一个妇婴保健院，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这是我儿子出生以后，在打预防针的时候，偶尔闲谈时才了解到的。当时上海物资供应紧张，牛奶很难订到，小孩出生以后，凭出生证才供应每天一瓶牛奶。再加上我母亲原先有的一瓶牛奶，他每天可以喝到两瓶鲜奶，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由于科里的工作比较忙，我又是科里的骨干，在我儿子出生以后的四十五天，我才回到上海。我喜出望外地看着我儿子的模样，心里默默的在说，这是我的儿子。真好，我有儿子了。我父亲有孙子了。我要感谢刁品莲，为我生下了这个儿子。当时是一胎政策，是我的独生儿子。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要把他培养好，让他很好地长大成人，给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他应该比我更强一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回到山南，我们仍然住在我的那一间单身宿舍里，因为家属宿舍楼还没有盖好。直到1983年，我们才拿到房子。为了装修房子，我特地到南昌去买了涂料，刷了墙，用油漆涂了水泥地板，并画上彩格。并用木条，做了画镜线。当时这样的装修，算比较好的了。 我们宿舍楼后面的山上，修建了一个水塔，但容量比较小，我们那栋楼房用水很紧张。下班后，为了用水，大家都赶在放水的时间去用水，洗衣服洗菜等，还要用水桶接很多水放在家里，以备停水的时候使用。在山南生活区，有一个锅炉房，旁边有一个洗澡堂和一个开水房。每个月发洗澡票和开水票，我们都在那里洗澡和打开水。结婚以后，我们基本上不到食堂吃饭了，都在家里烧饭。还要带小孩，还要学习业务，是比较忙的。 我们那栋楼，很多人都到山上去开荒种地，菜地一直种到山顶上。每天都有人到菜地去，侍弄他们的那些新鲜菜。我没有时间去，也不愿意去干这些活。许多人还在下面的柴火棚里养鸡、养鸭、养鹅，这些我都没有干过。有许多人下班后或者休息天，到山上去砍柴火，我也没有去过。我们当时还没有液化气，主要是烧蜂窝煤，另外还烧一些柴火。我家的柴火，主要是到电锯房买锯下来的板皮，买回后当柴火烧。 我们所住的那栋房子，实际上造的是很不牢固的，前几年我们回去看了一下，房子已经倒塌了，成了一堆碎砖乱瓦，我不仅感叹万分。当年的山南有一个托儿所和一所小学，我儿子在那个托儿所度过了幼童时期，在那所小学上到了四年级。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这所小学里始终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学生。还有一个姓孙的女孩和我儿子，共同分享全班第一名或第二名的荣誉。他在学校里很喜欢打乒乓球，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以后上中学。四年级后的暑假，我就把他调回上海读书，在上海借读。（未完待续）@原文刊载于第215期《721矿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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