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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朝开发辽东盐铁
明初永乐年间，“辽东盐场不设官，军余煎办，召商易粟以给军。辽东都司各卫所均设盐场百户所，管辖“煎盐军专门从事煮盐的军余，驻军海边盐场，专职煎盐，然后招徕商人运粮饷给辽东，由地方衙门发给“盐引”取盐凭单，每引四百斤，商人凭盐引从辽东各卫盐场买盐运销。这种商人以粮食纳中换取盐引的办法当时谓之“开中”或“中盐”其时中盐纳粮数量很大，如正统四年辽东巡抚李浚所说：“迩者募商中盐输粟广宁，已得十万余石，而仓厫不足，城中有旧王府承奉司等房，请修辑为仓。”正统八年李恭一次就收籴米麦三千余石，运至广宁僦屋安顿，等待官府收取，以换得盐引。至成化年间，中盐制已出现衰落趋势。成化二十二年，辽东岁需粮九十六万多石。卫所屯粮及户部所拨“京运”银所买之计五十三万石，尚缺四十余万石，户部一再召商中纳，结果因无应者，只好以盐卖银。
随着中盐的兴起，一些盐商因为从其他地区买粮运纳运费甚大，于是在边镇兴囤积粟，以换取盐引。这种独特的经济形式谓之“商屯”，辽东商屯大约兴起于永乐至宣德年间。据明人倪元璐记载：“迩时辽东千里，晋人商屯其间，各为城堡，耕者千万，人皆兵。商马数千匹，匹堪战。不惟富，而且强。”足见当时辽东商屯亦曾盛极一时。以后由于“边圉多故”，军卒逃亡甚众，以致兵员不足，屯盐渐有废弛之势，始设辽东煎盐提举司，统一管理辽东各盐场的盐业。辽东煎盐提举司设提举一人（正七品），同提举一人（从八品），副提举无定员（正九品）。下属还有吏目、库大使、副使等。所辖的各盐仓、盐场亦皆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全辽志》载，嘉靖年间辽东二十五卫计有煎盐军一千一百七十四人，每卫约五十至八十人不等。辽东盐业在明代与两淮盐场齐名，所产之盐，由商人转运各地行销，是朝廷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通过商人运粟易引，辽东军饷得到一定的补充。例如隆庆三年，辽东额盐14312引，召商上纳米豆，计九万余石。在屯粮不足的情况下，运粟易引使辽东军饷短缺的困难有所缓解。但后来由于卫所军官及权势之家每遇开派盐引，多雄据而染指，舞弊其中，使得所得粮饷日渐减少，盐业也日趋败落。辽东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特别是铁矿最为丰富。明代辽东二十五给运。拿卫，均设铁场百户所，设百户管辖“炒铁军”—专门从事冶铁的军卒。《全辽志》记载，嘉靖年间炒铁军数为一千五百四十八人，最多的是治所设在辽阳的定辽左、右、前、后四卫，计四百五十七人，可见辽东当时的冶铁中心在辽阳。到了嘉靖年间，辽东岁征额铁三十九万五千零七十斤辽东都司卫所所产之铁，除少量用于制造生产工具而外，大量用于军备辽都司二十五卫常规的武器装备每年造顶盔三千五百二十顶，甲三千二百副，腰刀三千五百二十把，箭十万零五千六百支。此外还铸造声震撼山、力能殒众的九龙炮，杀伤面积较广的连珠炮，形简势速的千里等等。嘉靖年间，兵备吃紧，南四卫金、复、海、盖铸造了大批的碗口炮、铁炮、拐子枪等。除卫所设有铁军百户所专门冶铁外，民间的私营冶铁也很发达。本来明廷严禁民间开矿，但大批矿徒冲破禁令在辽阳、盖州一带结伙成群，私自开矿。明末天启年间，辽阳东山矿徒聚众数千人，盖州亦聚集矿徒两千多人，依山据岛抵抗后金军队。明初，海西女真已经从事部分农业，“少事耕种，养马弋猎为生”，也就是仍以渔猎、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也从事农耕。南迁之后，农业逐步发展。正统年间，“鞑子、海西、野人女直归自京师，道过边境，辄以所得彩币或市耕牛及铜铁器皿”。 到嘉靖年间，“辽东海西夷，室居田食，建官置卫，颇同中国”，可见不光生产方式有了很大变化，连政治形态也有很大进步，以至于“颇同中国”了。建州女真南迁后，其农业更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正统年间，明朝准许建州女真“所缺耕牛农器，准令如旧更易应用”，天顺年间还允许其由北京返回时可以“沿途买牛带回耕种”。至15世纪中期，朝鲜方面记载建州女真的情况是“婆猪江土地沃饶，（李）满住累岁住居，营建家舍，耕牧自在”，明朝方面则记载“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到了努尔哈赤的时代，据李民寏《建州闻见录》：“所经处，无墅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而且作物的品种也很多：“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绝无水田，只种山稻。”可见建州女真农耕的不断发展。虽然也有学者指出“女真人的农业生产始终没有取代狩猎、采集、贸易、掠夺等经济形式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马市贸易是明代女真经济生活的命脉”。无可否认的是，农耕已经成为海西、建州女真生产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海西、建州女真也都走向定居生活，与蒙古族的社会形态颇不相同。另外，汉人和女真人的杂居由来已久。洪武十九年（1387），明朝于辽阳置东宁卫以安置“辽阳高丽女直来归官民”。永乐六年，明成祖“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并且于开原城设置安乐、自在二州以管理女真民众。辽阳、开原成为辽东边内女真人重要的居住地。此外，还有部分女真人被安置在广宁以及南四卫（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卫）。至明代中叶，已经是“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直野人十三”了。另外，自开原至鸭绿江的沿边广阔地区，也存在着汉人和女真人杂居的现象。女真人“近边住牧，换盐米，讨酒食”，“守堡官量处抚待”，双方关系还算良好。万历时期建立的宽甸六堡地区，“逼近建州卫，夷夏错居”，宽甸六堡之内的“险山等旧堡、自嘉靖四十二年（1563）添设参将之后，缘地在腹里，去边甚远，建州环住夷酋、生齿繁多”。而宽甸六堡“周围环抱山林，中间宽平膏腴，在边外二百余里，系夷人必争之地”，耕作条件良好，地处交通要地，成为了明朝与建州女真争夺的关键地带。
此外，女真入贡必然经过辽东地区，成化年间，辽东巡抚滕昭奏曾上奏说抚顺“乃建州诸夷入京朝贡之路，其来多或五六百人，少亦二百余，俱于城中军民家憩宿。间有知边情虚实，或内应为奸者”；万历中期，辽东巡按御史肖淳曾报告辽东地区“贡夷往往与民杂居”。入人数往往超出规定很多，辽东的驿馆无法容纳，于是女真人就到民户借宿。这种情况一方面加深了女真人与边内居民的接触，使得女真人更多地接受明朝的技术、风俗文化等；另一方面也让女真更加了解边内的虚实，努尔哈赤反明后善于利用间谍取胜，与此有很大关系。（3）明朝经营辽东失败 明洪武四年，朱元璋在辽东设置定辽都卫，但到了洪武十年，辽东地区所有的府县均被裁撤，只留下都司卫所，这意味着辽东地区在明代基本处于军事管理之中。而此时对于生活在东北的女真部落，明也无征服之意，而是采取了羁縻制度。 永乐年间开始在辽东设立奴儿干都司，虽说这里归明朝管辖，但居民少数民族占得比例非常大，所以明政府还是主要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当地也没有设立如中原一样管理民政事务的各级官僚，甚至辽东官员也由当地少数民族担任。 然而卫所制度的崩溃才是关键因素，成化十二年，户部郎中毛泰曾上奏：“减除无名屯军六万余名”。要知道，当时整个辽东的军屯人数才只有20万，一下子就减少了6万人，可见屯军缺额有多严重！ 无奈之下，明朝政府只能号召辽东的民众来耕种土地维持军粮供给，尽管如此，辽东地区的军粮产量也只有明初的一半左右，边关的仓储也就开始出现严重的空虚。没有粮食吃肯定要引起骚乱，所以，明朝政府只能依靠京师运输来对辽东地区进行补给，一年所消耗的银两足有60万两！可见，针对辽东地区的财政支出已经成为了明朝很大的负担。除了“军屯制度”的破坏以外，辽东地区的“马政问题”也很严重。辽东地区一直是明朝战马的来源地，明初的“马政”主要是依靠官方蓄养维持的，负责养马的机构被称为“苑马寺”，这种制度使得明朝能够自己掌控战马的质量和数量，同时进购种马可以大大减少成本支出。可是，随着辽东地区的屯军逃亡，苑马寺的人手奇缺，不得不进行大规模地缩减，这样一来，明朝自己所能掌控的战马资料就越来越少，到最后不得不以“直接购买”的方式来维持军队战马所需。从别人手里买战马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并且因为和边关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和，蒙古、女真等盛产良马的部落经常会以次充好，使得明朝军队的战马质量越来越差。当然，明朝也曾试图改善这一局面，为此制定出了“桩朋银”制度。所谓的“桩朋银”其实就是约束养马的士兵好好养马，如果战马被养死了士兵是要按照一定比例赔付的。不过想法是好的，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多的效果。举个例子，一个士兵每个月定期领取饲料和钱粮来养马，但是他却将饲料的一大部分偷偷拿去变卖了，赚了10两银子，后来战马因为饲料短缺被饿死了，按照规定需要赔付1两银子，那么一通折腾下来，这个士兵净赚了9两银子。不过一个尴尬问题是，明朝辽东的农业发展也同样因为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处于滞后状态。辽东地区长期都需要来胶辽东海道，从山东地区运送粮食和布匹来供给辽东军民的日常生活。在明朝辽东自己都要靠别人养活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辽东贸易到建州的粮食、布匹本身就非常有限。而随着明代中后期辽东人口的不断流失，尤其是万历朝鲜之役和之后的高淮乱辽，让辽东的人口和正常的农业生产都遭受了极大破坏，以至“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面对这个情况，万历三十六年上任的辽东巡按熊廷弼提出“修边”和“改革军屯”两项措施。虽然万历皇帝点头同意，但是党争扩大化的明朝此时陷入魔怔状态，熊廷弼的改革措施自然无果而终。在辽东都司扑街的同时，明朝的羁縻分化策略也宣告破产。明朝在东北导演了一出一百多年的“以夷制夷”的大戏，时而厚待建州女真，时而厚待李氏朝鲜，让其互相攻击，时而又利用海西女真，甚至蒙古部落来牵制建州女真。双方战争的规模一直在可控范围内，女真各部一直未完成统一。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女真各部也逐渐看穿了明的把戏。女真的统一不可避免。在李成梁执掌辽东的时代，此时明军的防守压力极重：西部有察哈尔部土蛮，泰宁部速把亥、炒花，朵颜部董狐狸、长昂等势力窥边，东部则有建州王杲、王兀堂，叶赫部清佳努、杨吉努等部落侵扰。李成梁一方面在这些势力之间纵横捭阖，以夷制夷，另一方面又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将这些来犯之敌逐一平定。万历十一年李成梁误杀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在干掉仇人尼堪外兰后，努尔哈赤一面对明朝表示臣服，朝贡称臣，另一面又暗自称雄，发展势力。而李成梁也许是出于养寇自重的心思，竟然对努尔哈赤的做大置若罔闻。等到古勒寨之战，明朝才反应过来，离间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的关系。但是为时已晚，努尔哈赤这头猛虎已经势不可当。早期建州女真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依赖从明朝和朝鲜边境劫掠来的百姓，将他们作为部落首领所有的 “耕田阿哈（即农业奴隶）”，专门为部落首领进行农业生产。再由部落首领则用“耕田阿哈”们生产的农产品，作为手下“诸申（女真百姓）”听从他调遣的基础酬劳。建州女真这种损人利己的经济模式，自然是求锤得锤。不过在明朝对建州女真打出暴击后，如何能永久性地消除女真的劫掠，便成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对此，明朝开出的药方是开始尝试扶持建州女真的农耕经济，通过提供大量生产工具、牲畜、种子，希望女真人自己喂饱自己，不再会因缺乏物资而外出劫掠。但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随着建州的女真人口大幅度提高，农业却因为受制于明清小冰河期的气候影响，即使当时的建州已经是“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但到了努尔哈赤时期，农耕的产量依旧是“奴虽强而粮不继，势不得不取给清”。那么女真人口如何增长呢？答案是贸易。永乐年间开始，辽东地区便开放了与建州的马市。到宣德年间，更是放宽了交易的商品类型。建州地区的兽皮、药材、山货等各种物资，都被允许作为贸易的对象。同时贸易的参与者，也不再只是建州的女真部落首领和明朝政府，民间百姓也被允许进行市场交易。除了最早在永乐年间开放的开原，到天顺年间又开放抚顺，而到万历年间，干脆一口气开放了宽甸六堡。之后随着朝鲜之役后，辽东人参贸易的火热，大量白银通过辽东涌入建州。贸易量的不断增加，带来的是建州地区商品经济畸形的繁荣。但受限建州女真有限的生产力，白银所导致的通货膨胀，甚至比明朝更为严重。举例：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之前，为了加强对统治下女真诸申的控制，禁止诸申私自前往朝鲜贸易和采挖人参。根据《建州图录》的记载，在一次惩治诸申董海老一行私自越境到朝鲜采挖人参。作为惩罚，努尔哈赤开出的罚单是：一头牛或18两白银。同一时期，在万历年间的《明会典》中，记载当时官府采购一只牛的价格是6两。换言之，在建州地区，能和一头牛等价的十八两银子，在明朝的北京完全可以购买三头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明朝和朝鲜一直都认为开放马市的行为，是安抚建州夷民的举措，但实际上，在畸形商品经济繁荣下，建州女真对于拥有农业生产技术的生产奴隶，需求量反倒大大增加。到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之前，建州地区一个成年奴隶的价格变成：马二十余头或牛马十七头，衣七领。
同时女真也变相进入了封建社会，在明朝和朝鲜的记载中，各个女真部族首领所控制的，也从游猎的“部”，变为了定居的“寨”。努尔哈赤时期的老根据地赫图阿拉，仅内城规模就有三万多人。随着努尔哈赤对封建等级秩序的构建，以及大量来自明朝辽东和朝鲜边境的逃难百姓前来，建州女真中广大的“诸申”，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并且生产生活开始受到所属贝勒的严格控制。这些集权措施，虽然对于提升政权实力非常有效。但对民间生产控制的增强，必然导致民间商品经济活力和产能的下降。在建州女真依旧非常依赖商业贸易的情况下，能否获得足够的粮食、布匹，就成了维持政权存续与否的关键。为了这一目标，努尔哈赤将掠夺来的明朝和朝鲜百姓，统一编为专门用以农业生产的“养人”，同时调集诸申进行大规模农垦。虽然《清太祖实录》吹嘘建州：谷物丰足，粮库充裕。但是，但实际情况则是努尔哈赤自述的“我国向无积蓄”。在这一情况下，努尔哈赤政权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向南获得更加适宜耕种的土地。实际上早在努尔哈赤和明朝翻脸之前，他就已经派人进入明朝辽东境内，在无主荒地进行垦荒。而注意到建州女真异动的辽东边军，也针对建州女真对其农田进行破坏。此时辽东的局势是“两个只能活一个”的死结，那就只能开战。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编造七大恨正式起兵反明，开启了四十多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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