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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脍帖》，唐薛稷传世书作，书写内容为：“孙權與介象論膾，象以 一、关于《论脍帖》 《论脍帖》，唐代书法家薛稷的小楷作品，四行四十二字，以刻入宋《淳化阁帖·历代名臣法帖第四》传世，标为“唐尚書郎薛稷書”，现见于宋拓阁帖本、降帖本、大观帖本以及明肃府本等。对于其中的 这篇“孙权与介象论脍”，整幅作品非常灵动古雅，细品之，其风味独特。其劲挺不失圆润，运笔带行意，飘逸魏晋之风度，似有钟王之神韵。想来皆因薛书师于虞、褚，皆二王一脉是也。清人侯仁朔《侯氏书品·淳化阁楷法》认为：“楷法必宗魏晋，方可入室，反是终归野道。盖魏晋人用笔若无所容心，而自然合度”。“薛稷《论脍帖》，追踪先民，犹为近古”。诚如是也。 此帖为历代学者所追摹，最为著名的有明代书法大家祝允明于弘治七年（1494年）《临魏晋唐宋诸家帖册》传世，其第八帖即是《临薛稷孙权与介象论脍帖》，风姿绰约，惟妙惟肖，亦可见其后世之影响力。 二、关于薛稷书法 薛稷（649—713年），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唐代大臣、书画家。累官户部尚书、参知政事，迁左散骑常侍、工礼二部尚书，册封晋国公，加太子少保。薛稷为隋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之孙，名臣魏徵之外孙。薛稷为人好古博雅，辞章甚美，政事之余，专力书画艺术，尤善行、楷书。其时，虞世南、褚遂良二人书法妙绝，海内翕然宗法。薛稷外祖魏徵为初唐名臣，家富收藏，其中虞褚墨迹颇多，薛稷得以日久观摩，进而“锐意模学，穷年忘倦”，最终学成，名动天下。窦臮《述书赋》誉之：“少保学褚，菁华却倍。”。此外，薛稷还曾向精于草隶的舅父魏叔瑜学习草书，世称“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后世于是把薛稷与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并称为“初唐四大家”。 薛稷书法特色是用笔瘦劲，结字疏朗，谓之“结体遒丽”，“媚好肤肉”，又被形容为“风惊苑花，雪惹山柏”，充满了诗情画意。开元中叶张怀瓘所撰《书断》，薛稷的真书、行书俱入能品，且立传称：“薛稷，河东人，官至太子少保。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并认为其草书已超过了师父魏叔瑜。薛稷曾为普赞寺题额，笔势雄健，结构劲挺。杜甫观而吟诗赞曰：“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此迹宋代尚存，王象之《舆地纪胜》载：“薛稷书普赞寺三字，方径三尺，笔画雄健，在通泉寿圣寺聚古堂。”北宋董逌《广川书跋》承息唐人，视作褚氏嫡嗣，其卷七有评曰：“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南宋陈思《书小史》、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亦袭述前人之论评。作为“河南公之高足”，薛稷书学充分继承和发扬了褚遂良的笔法和风格，是以有时语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唐人李嗣真在《九品书人论》中更将薛稷的真、行书列为第一。薛稷在学习继承褚遂良书法风格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创造，由此形成了他个人融隶入楷，媚丽而不失气势，劲瘦中兼顾圆润的书风，发展了初唐书法劲瘦媚丽而又圆腴挺拔的时代风格，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人解缙《春雨杂述》云：“薛少保传李北海，邕与贺监知章同鸣开元之间。” 薛稷传世书法作品《信行禅师兴教碑》立于神龙二年（706年），是其代表作，历代公认之精品，还有《中岳碑》《洛阳令郑敞碑》《升仙太子碑》《佛石迹图传》《涅槃经帖》等佳作。 三、疏语 薛嗣通，出身名门河东薛氏，博雅好古，精于辞章，美于书画，一生勤勉，始终不渝，成为一代艺术大家。他不仅擅长书法，工于创新，而且还娴于属文、绘画和诗歌。其书、画、诗、文，后世咸有传藏。李白、杜甫等均在他们的诗作中称誉过薛稷的书艺和画技。嗣通“文章学术，名冠时流”，甚为时人所称许，与其同时代的文学大家张说曾盛赞其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其诗作，《全唐诗》收录十四首，还散见于其他一些史籍。 嗣通在绘画领域所取得艺术成就不亚于其书学。其善于绘画，长于人物、佛像、树石、花鸟，而尤以画鹤最为精妙。杜甫诗曰“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李白则云“鹤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似乎壁上的鹤，只要注入生命，马上就会破壁飞去，正所谓“画龙点睛”之境。《宣和画谱》言嗣通画鹤：“颇极其妙，宜得名于古今焉”，“故言鹤必称稷，以是得名。”认为唯有薛嗣通所画之鹤，能够极尽其妙，或啄苔剔羽，或阔步顾视，或昂立座隅，或上下回翔，无不栩栩如生，曲尽情状，形神兼具。而且表现着一种超脱逸达、而又傲骨十足的气质，与常人取意吉祥富贵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表达着真正文人隐士的崇高人格理想。宋代大画家米芾意亦在此，是以对嗣通画作崇尚有加，自称是其一生最爱。他在《题薛稷二鹤》诗曰：“从容雅步在庭除，浩荡闲心存万里。”又云：“余平生嗜此老矣，此外无足为者。”表达了其与嗣通跨越时空的强烈共鸣。《历代名画记》云：“画鹤知名，屏风六扇鹤样，自稷始也。”“样”，即画图的范本，薛稷能够创“样”而为社会所接受，说明了其在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后，“六鹤图“成为一种定格，五代时黄荃绘六鹤于偏殿，此殿遂改称“六鹤殿”。历史上学嗣通画鹤成名的人很多，如唐人蒯廉能“深得其妙”；黄荃师之后来居上，有出蓝之誉。薛嗣通传世鹤作有《啄苔鹤图》《顾步鹤图》《二鹤图》《戏鹤图》等。其人物画和杂画亦造诣甚高，前人誉其画踪阎立本。其曾为新安郡西安寺画西方佛壁画一铺，笔力潇洒，风姿连秀，被《唐朝名画录》列为神品。其有画作曾不填涂颜色，属于所谓“白画”，但是仍然神采飞动，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并且，这种白画正是宋人李公麟所创“白描人物”之发端，由此亦见嗣通非凡的艺术造型和线描能力。 其实，薛嗣通书学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他对禇遂良书法艺术的笃学与毕肖，而是在于当他登上这一书法艺术境地之时，便慕远觅蹊而求变，实现了新的突破。这便是瘦而不枯，华而不媚；硬中有婉，朗中有霓；犀利中见刚劲，潇洒中显神韵；削直中透圆润，简约中露瑰绮。嗣通之书道不仅融会了汉字在长期书写过程中所形成的诸多优势特征与传统技巧，而且更创造了一种极具个性特点和艺术魅力的笔法与书道。这使其书艺在达到艺术至境的同时，更具有了易于被世人接受和社会传播的特点。于是乎，其书道的意义已不限于艺术的传承，他产生了更为深远的社会功用之发酵，彰显着美的实用价值，并最终成为汉字书写与传播的范本，为今天所广泛使用和传播的“宋体字”的最终形成创立了坚实的基础。是以世人真正认识到薛嗣通才是“宋体字”之鼻祖，对此，尽管早已有史实佐证，但至今却仍鲜为人知。在宋体字为宋人所创造的“想当然”中，真正的首创者薛稷却渐渐被遗忘。明代学者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论及宋徽宗赵佶创“瘦金书”时云：“初为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清末叶昌炽在《语石》中更进一步阐释道：“参以褚登善、薛少保，瘦硬通神，有如切玉，世称瘦金书也。”以此观之，正本清源，“宋体字”乃因宋朝的宋徽宗而得名。宋徽宗虽为帝不肖，却是古代屈指可数的书画艺术大师，其甚是痴好嗣通之瘦体字，正如嗣通对褚书之承与变，徽宗深得嗣通书法之疏朗挺劲，骨气洞达，发扬其硬瘦精神，发挥其极致。由是，其书道方独步天下，在有宋自成一体，是为“宋体”。这种字体因其疏朗挺劲、骨气洞达、形体精干、表意显豁而备受推崇。正是初创者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广博的学术积累和弥久愈酽的艺术氤氲。从其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与意义上考量，薛嗣通的成就和贡献是极为重大的。因为宋体字对于中华文化与文明的承载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已到了宏阔无比的程度。因此，薛嗣通为“宋体字鼻祖”可谓是当之无愧。 由是观之，方识“薛书”真面目矣。其中之玄机，大有这《论脍帖》介象论脍之玄缈深远，亦从中进一步领略到这《论脍帖》所生发的艺术要略与神采，使人觉得其更加生动和传神。此乃艺术与文化的双重魅力之所在，这是一种不断地传承与创新，从而使得古质而新妍，于是乎产生了文化的意义、社会的意义、人类文明的意义，是以“薛书”之为艺、为道、为义大矣哉。谨记！ 辛丑四月之晦玄蜦记于疏云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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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爲上。權曰：’此出海中，安可得？’象乃庭中作埳置水，投以釣餌，不經食，得
魚付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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