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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周荣老师赐稿 原文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27辑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 “略无所利”与“宅险遏冲”之间 ——宋夏战争中的葭芦寨建废问题新考 文丨周荣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作者简介：周荣，1979年9月出生，男，汉族，陕西长安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北宋军事历史研究。 摘 要：葭芦川是宋夏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之一。宋神宗时期，根据占尽横山对夏策略，为了打通鄜延路与麟府路之间的联系，宋军在控制了无定河下游的基础上，以奇袭修筑葭芦寨，将北宋军事防御边界向东推进到了葭芦川一带。但是仅凭葭芦寨并不足以抵御西夏军队的扰袭，这使得因维护葭芦寨而产生的人力物力消耗居高不下。哲宗元祐年间，守旧派为求和以减轻军费投入为借口将葭芦寨与其他三寨拆毁后归还西夏。绍圣年间，北宋转而采取积极进攻的国防战略，重新夺回葭芦寨，构建堡寨体系，升葭芦寨为晋宁军，以此体现“绍圣绍述”政治主张。从“略无所利”到“宅险遏冲”，葭芦寨的地位与作用的变迁，从侧面反映了北宋国防战略受政局变化影响而不断摇摆的特征。 关键词：宋夏战争；葭芦寨；葭芦川；横山战略 控制葭芦河川是宋军实现占尽横山战略目标，破解麟府路孤悬河外的战略关键。葭芦河川因此成为神宗、哲宗两朝宋夏间军事争夺的焦点。在此期间，受北宋国防战略的影响，葭芦寨因其能够控扼葭芦河川及周边区域而在宋夏间多次易手。史书中原本籍籍无名的葭芦寨因此频频引起北宋统治者的关注。宋夏间对于葭芦寨的争夺直至哲宗绍圣年间才暂时告一段落。随着宋军再次夺回葭芦寨，并以此为基点构筑起了由多个城寨构成的军事防御体系，西夏军队对葭芦川及周边的无定河、秃尾河等地区的军事威胁大减。为了纪念这一功绩，宋哲宗升葭芦寨为晋宁军。而葭芦寨也因此建城立制成为管理葭芦川的行政中心延续至今。此前已有学者对葭芦寨进行了相关研究，吕卓民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葭芦旧寨地望，并分析了其建置。[1]高建国在《元符二年河东路进筑八寨名称考》一文中阐述了北宋修筑葭芦寨的目的在于打通河外三州和麟府路之间的战略交通。[2]邓文韬则对北宋与金代统治下的葭芦寨（晋宁军、晋宁州、葭州）的史实进行了梳理分析。[3]虽然学界已经对葭芦寨的地望、发展演变和战略意义进行一些探讨，但对于葭芦寨在宋夏之间数次易手的史事，葭芦寨与宋夏争夺横山战略之间的关系，以及北宋国防战略调整对于葭芦寨的影响等方面还有待深入。本文拟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神宗时期两修葭芦寨 （一）葭芦寨的地理条件与军事作用 葭芦河一带属于古银州范围。“银州，禹贡雍州之域。……秦并天下，属上郡。汉为西河郡圁阴县。晋时戎翟所居。苻秦建元元年自骢马城巡抚戎狄，其城即今理是也。周武帝保定二年于其城置银防，三年置银州，因谷为名。……隋大业二年废银州，县属雕银郡，隋末陷于贼。唐贞观二年平梁师都，于此重置银州。天宝二年改为银川郡。乾元元年复为银州。”[4] 横山东缘自南向北分布着无定河、葭芦河、黄河、秃尾河、窟野河等河流。这些河流形成的川道因贯通风沙草滩区与黄土高原丘陵区且便于军事行军，因此成为宋夏双方争夺的焦点。葭芦河位于无定河与黄河之间。控扼葭芦河川，能够解决麟府路孤悬河外危局，实现鄜延路与麟府路联合作战。葭芦寨是控制葭芦河川的关键所在。西夏人为了控制葭芦河川及周边区域修筑了葭芦旧寨。后被宋军攻占后拆毁。据吕卓民先生考，西夏人所筑葭芦寨位于今佳县县城西北约十里的神泉乡大西沟村西佳米公路南侧。[5]宋军所筑葭芦寨新址位于葭芦河下游汇入黄河处一座沙质岩石孤峰上。山峰海拔882米，海拔制高点 908.9米，相对高度 180米。宋军所筑葭芦寨东有黄河，西为葭芦河，二水环绕，四周断崖绝壁，岩石裸露，仅北面一窄峁通向七里庙山，为出入葭芦寨的主要通道。[6]“左黄河，右葭水，龙虎湾回抱于前，第一峰枕藉于后，地势之雄莫过于此”。[7] 除了军事位置重要之外，葭芦河川及周边地区可耕种面积较大，具备开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吕惠卿上奏时就曾提到“葭芦、米脂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西人名之歇头仓，或曰真珠山，或曰七宝山，言其出禾粟多”。[8]根据1983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佳县土壤主要是“宜农、宜林、宜草 ”黄土母质的黄土性土，占全县土壤总面积的 86.73％。[9]2005年佳县土地部门测定，佳县农用地占总土地面积的89％左右，其中耕地占总土地面积的32.4％。但由于坡地多，肥力和灌溉条件差，根据国家土地资源评价标准，佳县耕地多为五等、六等土地。[10]通过以上数据可以说明，葭芦川的土地能够保障驻军的粮食需求。 （二）第一次修筑葭芦寨 宋神宗一直都有意富国强兵之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尚为皇子的神宗便对陕西转运使薛向所提出的利用横山“行浅攻之术”的建议非常感兴趣，“见而奇之”[11]。对于“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的历史，神宗“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12]，“欲先取灵、夏，灭西羌，乃图北伐”[13]。神宗登上皇位，北宋对夏战略从防守转为进攻。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神宗甫一继位便指挥薛向、种谔等将领连下绥州、银州二州。此役“嵬名山所部族帐悉降，酋首三百，户一万五千，口四万五千一百，精兵万人，孳畜十余万”。[14]这场胜利拉开了北宋实施占尽横山战略的帷幕。 随着种谔占据绥州，北宋军事控制范围向东扩展到了无定河一线。“对西夏而言，绥州则是攻略延州的跳板；对宋朝而言，若掌握绥州，则拥有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基地。”[15]此时，从无定河到黄河间尚有葭芦川一带仍在西夏控制之下。如果宋军能够夺回葭芦川，一方面能够打通鄜延路与河东路的联系，解决麟府丰三州孤悬河西的困境；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扩大在黄河西岸的控制范围，与绥州一道增强对西夏银、石、夏等州的军事压力。因此，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神宗任命韩绛为陕西宣抚使“又兼河东”，并授予他“便宜施行”的特权，加紧实施横山战略。[16]根据神宗要求，韩绛从打通鄜延与河东间的道路入手。“绛时治兵鄜延，欲通道河东”，[17]令鄜延路和河东路各修筑四处城寨。鄜延路负责修筑啰兀城、永乐川、赏逋岭和抚宁城。“令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与河东路修筑”。修筑城寨的同时，韩绛还要求连同堡寨间道路也一并修筑，“通接道路”。[18]韩绛希望八座堡寨能够连点成面，相互照应，从而为打通鄜延与河东间的通道提供军事屏障。熙宁四年枢密院的奏议中载明了河东路谋划中的葭芦寨选址，“欲令宣抚司更相视山河形势，如府州与保德军、合河津与通津堡，且于定胡、克胡夹河相对，西岸依险筑堡，所贵易而早成，出师济河以有保庇，贼不敢辄临河攻御”。[19]黄河东侧只有克胡寨与葭芦川隔河相对，而与克胡寨隔河相对之地正是元丰所修葭芦寨所在。[20]这说明，元丰时期宋军放弃西夏所筑葭芦旧寨而另选新址，沿袭熙宁时选址的策略。 但是河东路修筑葭芦等四寨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一方面四寨选址地势较高，“皆难得水泉”，另一方面四寨“其田膏腴，乃必争之地”。河东路宋军无论是过黄河或者从麟府路前往葭芦川，均路途遥远，物资运输不便。修筑过程中倘若西夏军队扰袭，绥州和河东的宋军也很难给予支援。因此，韩绛只得让河东路暂停修筑。此后，随着庆州兵变和鄜延路所筑抚宁、啰兀城失守，河东路四寨也失去了修筑的必要。 即便如此，神宗似乎并不准备放弃河东路修建堡寨一事。“上又与安石论河东城寨非不可修，转运司不应故意沮坏乃专欲罢修”。对河东经略转运司没有能够完成修筑任务，神宗想要“须以意穷究”。[21]王安石对神宗东西两线作战夹攻西夏的策略并不认可。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但王安石以“西夏未宁，不害圣政，民力困敝实可忧”为借口，劝阻神宗放弃修筑河东四寨的计划。[22]经过王安石、范育等大臣的劝说，神宗终于只能搁置想法，将对夏作战重心放在了西线，支持王韶熙河开边。[23]但宋神宗对此事终究心有不甘，“绥、麟通路在理可为，但种谔仓猝，故不能终其事尔”。[24]这为元丰时期宋军再修葭芦寨埋下了伏笔。 （二）第二次修筑葭芦寨与永乐之役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熙河开边取得阶段性胜利。“军行凡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复州五，辟地自临江寨至安乡城，东西千里，斩首三千余级，获牛羊马以数万计”[25]。宋军在熙河取得胜利之后，神宗信心满满的筹划对夏发动总攻。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北宋从三个方向西夏进军，计划先取灵州，继而“讨定兴州”。但因围城不下，宋军兵败灵州。[26]虽然灵州之战失利，但沈括带领东路部队借机占领米脂、浮图、吴堡、义合等四寨。[27]这四寨中除了浮图寨之外，其余三寨均位于鄜延路东部边境。其中，米脂寨在绥德寨以北，无定河上游；义合寨位于绥德寨以东，淮宁河流域；而吴堡寨在义合寨东侧，黄河西岸。鄜延路宋军可以从绥德寨沿淮宁河到义合寨，再从义合寨沿张家墕河到吴堡直抵黄河。此时，宋军既可以从绥德向北经米脂寨沿无定河向上进攻明堂川（榆林榆溪河流域）的西夏军队。也可以向东经义合吴堡两寨抵达黄河再继续北上抵达明堂川。依托这一优势，宋军开始谋划攻占葭芦川以扩大其在黄河以北的控制范围。 经过近半年的谋划，此时的沈括对于攻占葭芦寨已经有了计划。元丰五年四月（公元1082年），沈括上奏“欲遣曲珍将兵于绥德城照应，讨除贼界葭芦寨左右见聚羌落”。神宗批准了沈括的计划，并要求“诫毋得恃胜轻敌，责将吏常持小心，以保胜势，余更随宜裁剸，勿失机会”。随后神宗担心沈括贪功冒进，告诫“葭芦寨可乘势取之固善，万一贼垒坚完，闭壁自守，不得疲耗士卒攻击，惟令将官多设机智，开之以利，致之出战，然后多为奇伏，邀而败之”。[28] 在沈括和曲珍的指挥下，宋军先是声东击西，佯攻葭芦寨，向西“三日至金汤”“拔之”。随后沈括命曲珍带领大军“屯绥德”，让西夏军队以为宋军要和以往一样，沿无定河向北经明堂川顺葭芦河而下攻打葭芦寨。因此，西夏军队在明堂川集结“以拒珍”。实际上，“（沈）括阴遣别将李仪自河东客台津夜绝河以袭葭芦，河东将訾虎率麟、丰之甲会之”。[29]河东客台津位于何处已不可考，但是要实现从绥德进军“夜绝河以袭葭芦”，就只能选择从绥德经义合寨至吴堡寨渡河向北进军，才有可能“绝河以袭葭芦”。而李仪之所以选择从黄河东岸行军，应当是此时宋军修筑吴堡寨时间较短，尚不能有效控制吴堡以北黄河沿岸地区，因此才会采用渡河后“自河东客台津夜绝河以袭葭芦”的进攻计划。此外，文献中还提到“河东将訾虎率麟、丰之甲会之”，河东路的宋军从麟、丰两州由北向南进军。这也从侧面证明宋军是通过吴堡寨抵达黄河的。此役，“夏回救葭芦，还，得地二百里，控弦四千人，以守河梁”。[30]宋军控制了米脂寨所在的无定河下游和葭芦寨一所在的葭芦河下游后，神宗批准了沈括“自葭芦堡至米脂寨创添堡寨”的请求。[31]除了进一步完善葭芦寨与米脂寨之间的堡寨体系之外，曲珍还安排“将佐城葭芦寨”，进一步加强葭芦寨的防卫力量。和上次一样，神宗还是要求曲珍“照会诫敕所遣出界将佐，照管士卒，稳审取胜，勿轻敌也”。[32] 收复之初，神宗对于葭芦寨非常关心。先是下诏要求沈括“应接照管”“修葭芦寨军马”。[33]随后要求招安葭芦寨周边“逃窜部落”，“许与依旧住坐，仍首领等第补置官职”[34]。对于葭芦寨建立管理体系，神宗也亲力亲为。由于葭芦寨地理位置特殊，河东路建议将“尅胡寨使臣二员并本处兵马，及石、隰司都巡检那移在葭芦寨驻札防托”。神宗同意了河东路的意见，“新筑葭芦、吴堡寨，其合用兵马并战守器具、粮草等，并令河东路经略、转运司管认，以尅胡寨已里堡寨事力那移应副”。[35]虽然葭芦寨与克胡寨“隔河相对”直线距离较短，但是两寨间黄河河道较宽，渡河并不容易。考虑到这点，神宗随即又下诏“葭芦、吴堡寨已敕河东路管认戍守，缘隔大河，虑西贼侵犯，仰鄜延路经略司以兵马照管应援”[36]。由两路共管必然会出现管理权力划分的问题。为了明确责任，神宗下旨将葭芦寨交由石州进行管辖。[37]在不断完善葭芦寨管理体系的同时，神宗还非常注意招徕当地蕃部在葭芦寨周边耕种居住，通过增加亦兵亦农的蕃部数量，减少宋军士兵驻守数量，减轻河东路压力。“闻官兵往葭芦寨城界，前知甚有逃窜部落，止在寨外三两程存泊。若不大布恩信，广行招徕，深虑大军引还，结集入寨作过。可令曲珍多方展转开导恩意招安，许与依旧住坐，仍首领等第补置官职。”招揽策略很快有了效果，到了七月，“葭芦、吴堡寨各招置蕃落二百人”。[38] 但是宋神宗对于葭芦寨的支持态度很快就因为宋军永乐之役的失败而发生了改变。 （三）北宋国防重心转移后葭芦寨防守困境 因为沈括指挥鄜延路宋军数次与西夏交手均获得胜利，神宗对于沈括的军事能力非常认可。此时，宋军已经控制了横山东缘的无定河、葭芦河中下游流域。如果能沿无定河向北打通鄜延路与麟府路联系，控制横山。这能够让宋军在东线打开对夏进攻新的突破口。恰在此时，原本由李宪自葫芦川进军伐夏的计划受后勤等因素影响终止。[39]因此，神宗决定将东线作为下一阶段对夏作战的主攻方向，让沈括与种谔“条具制贼方略”。[40]根据沈括等人的建议，神宗决定“尽城横山”，沿无定河向北，在明堂川与无定河谷交界处修筑堡寨，将宋军的控制范围向北扩展，构筑进攻银、夏等州的军事前沿。 但是，随着元丰五年八月（公元1082年）徐禧修筑的永乐寨（今榆林横山区党岔镇）被西夏军攻破，宋军控制明堂川的战略宣告失败。当然，即使宋军按照沈括、种谔的建议在“银州故城”修筑堡寨，其结果与距此地“东南十余里间永乐埭上”的永乐城和熙宁年间修筑啰兀城一样，必然难逃败覆的命运。[41]啰兀城、永乐城与银州故城均位于明堂川与无定河河谷交界处。此处从地理形态上看属于毛乌素沙漠边缘风沙草滩区与黄土高原丘陵区交界带，地形北低南高。在此修筑堡寨，对于宋军而言实非明智之举。对于西夏而言，他们所在的北部区域地势平坦，能够从宥、夏、石、左厢神勇军司、祥祐军司等处调动军队，利用骑兵机动性迅速投运兵力抵达战场，充分占据战场主动性。反观宋军，想要在这一区域修筑堡寨，不论是遇到大规模进攻或是日常军需供给，都需要从绥德、米脂等处沿无定河川调运军队和物资。只要西夏军队阻断这一线路，那么宋军就只有过吴堡经葭芦寨出葭芦川一条道路可选。而此时，葭芦寨以北区域尚未被宋军所控制。因此，无论从可调动军队数量、作战机动性还是后勤保障等各个角度来看，明堂川与无定河河谷交界处这一区域都对西夏更为有利。因此，如果宋军想要在横山东缘取得突破，就需要先控制葭芦河、秃尾河与窟野河三条河流的河谷入口处，这样才能和无定河形成掎角之势。 只不过，此时的宋神宗已经对横山东线失去了兴趣。既然横山已非作战核心，那么压缩河西堡寨屯驻兵力，并减少军费成为神宗更加关心的问题。早在收复葭芦寨之初，神宗就已经考虑裁撤已非沿边的葭芦寨对岸各寨。“葭芦寨濒河东路尅胡寨对岸，既城葭芦，即尅胡、天浑、定羌等寨皆可省去，合其兵力，专事葭芦”。此后，神宗进一步将原本拨付给河东路的沿边军费，转移至新修的葭芦、吴堡等河西堡寨。[42]只不过，相较于能够依靠绥德等堡寨群作为支援的米脂寨，独处于葭芦川的葭芦寨需要承受西夏方面军事压力，也必然会产生更为庞大的军费支出。因此，即使神宗反复压缩军费支出，新收二寨依旧对河东路造成了很大经济压力，“昨自军兴以来，费用浩瀚，又新收复葭芦、吴堡寨，增置官属及屯兵马，支费倍多。近被旨令用钞广谋入籴，但本司阙钱支用，乞依常平例，接续支降见钱京钞三十五万贯，依例加饶，庶可召商人入便计置粮草”。[43]河东路军费不断增加，让神宗下定决心进一步削减葭芦寨驻军，“葭芦寨居山，形势崄绝，非出兵便地。纵贼大至，不过城守。兼本寨城围止千余步，步立一人，止千余人，加计倍之，二千人足矣。今经略司都不恤边费，视朝廷财用轻若泥沙，无故辄屯重兵，情不可赦。其王居卿虽已离任，令提点刑狱司追上案罪以闻。”[44] 面对因巩固新扩领土带来的经济压力，神宗提出的废寨、减少驻军这样的思路实在称不上高明。乍看此举的确能够在短期内减少军费投入，但宋军对于葭芦川孱弱的控制力也必将随之减弱。实际上，西夏对于葭芦寨的扰袭从未断绝。如在修筑葭芦寨的过程中，“照应葭芦川版筑，至葭芦故城及新寨等处逢贼”[45]。葭芦寨修筑成功后，西夏依然频繁在葭芦寨周边活动，如薛义就曾在葭芦西岭与西夏军队交锋。[46]而葭芦寨的巡防士兵就因西夏伏击，“以众寡不敌，致陷没”。[47]双方连续交手，充分说明宋军并未能够控制葭芦川区域。因此，宋军需要在葭芦寨保持一定数量驻军的同时，继续沿葭芦河向北部区域修筑堡寨，从而进一步扩大军事控制范围。目前单凭葭芦寨一地，是无法有效控制这一区域。 相较于神宗试图通过缩减兵力节约开支，吕惠卿提出的建议则更加可行。吕惠卿建议首先对河东路原有驻军重新调配，将宋军主力从河东向河西转移。同时以堡寨群建设为基础，为轮戍士兵和汉蕃耕种提供保障。[48]通过以上两点能够增强宋军对于横山一线的控制，为恢复区域生产提供军事保障。如前文所述，葭芦川及周边区域具备良好的耕种条件。因此，以兵护耕能够加快当地农业生产秩序恢复，从而减少因驻军对河东路、陕西路造成的后勤压力。因此，神宗同意了吕惠卿的建议，“分河东第九将岚、石州马步军八指挥，岁更赴石州葭芦、吴堡寨防拓”。[49]此后，吕惠卿组织开展了一次军兵护耕行动。但此次护耕“比至收成，不偿所费”。[50]在这段时间里，西夏军队一直没有停止对葭芦寨的军事骚扰，[51]供奉官王英六十余人因守卫葭芦寨战死[52]。如果仅从经济效益上看，在葭芦川这样一个军事冲突频发的地区开展农业活动，其结果必然会是“不偿所费”。但是，评判此次葭芦川护耕活动，除了要看经济效益之外，还应当将区域安全收益一并考虑。随着宋军投入兵力保障葭芦川开展生产，势必会稳定原本居住在此的汉蕃人心，加快区域的人口恢复与聚集。随着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葭芦川耕种不便和驻军费用较高等一系列问题都将会得到缓解。但是，神宗的去世让已经逐步稳定的葭芦川区域又一次开始动荡。而吕惠卿遣兵护耕的行为也成为证明守旧派提出的葭芦寨无用论重要证据之一。 神宗即位之初，一改从太宗朝开始的消极防御国策，主张对西夏实施积极进攻。熙宁年间，神宗除了在西线支持王韶开熙河，在东线计划通过修筑啰兀寨、葭芦寨等八座堡寨打通鄜延路与河东路之间的通道。但此事因啰兀寨陷落而以失败告终。元丰年间，虽然经历了灵州之战的失败，但是神宗却仍在积极寻找新的攻夏方案。沈括等人在鄜延路尤其是收复葭芦寨时的表现，让神宗决定采纳沈括等人的“占尽山幕”的建议，再次北出无定河修筑永乐寨。但是永乐寨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计划也和修筑啰兀寨一样走向失败。神宗至此彻底放弃了东线进攻的计划，葭芦寨因此走出北宋国防决策的中心。 三、哲宗时期国防政策与葭芦寨废建 （一）哲宗初年葭芦寨的废毁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继立。因哲宗年幼，便由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次年改元元祐。宣仁太后历来反对新法，主持朝政后立即起用反变法的士大夫。在“以母改子”的旗帜下，废罢新法，对神宗时期一切政策改弦更张。这些旧党官员“将对夏的主动军事活动视为弊政，全面加以清算”，[53]弃地休兵之论一时甚嚣尘上。曾被神宗多次关心的葭芦寨再次回到了北宋朝堂关注的中心。 司马光率先上奏，称“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皆孤僻单外，难以应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险要，不足以守御，中国得之，徒分屯兵马，坐费刍粮，有久戍远输之累，无拓土辟境之实，此众人所共知也”。对此，司马光提出解决方案：“废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令延、庆二州，悉加毁撤，除省地外，元系夏国旧日之境，并以还之”，“如此则西人忽被德音，出于意外，虽禽兽木石，亦将感动，况其人类，岂得不鼓舞忭蹈、世世臣服者乎”。[54]随后范纯粹、王岩叟、苏辙、王觌等旧党大臣也纷纷上言建议放弃葭芦等寨[55]。为了证明葭芦寨的危害，王岩叟甚至还将士兵因缺乏约束截杀行人也归罪于葭芦寨头上。[56] 除了要求放弃葭芦等寨以实现宋夏议和之外，旧党大臣将葭芦寨作为打击吕惠卿等新党官员的罪证。如，苏辙称“（吕惠卿）及其移领河东，大发人牛耕葭芦、吴堡两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种，投种而归，不敢复视。及至秋成，复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获，实时腐烂。惠卿张皇其数，牒转运司交割，妄言可罢馈运，其实所费不赀，而无丝毫之利”。[57]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河东路也开始减少葭芦和吴堡的驻军数量，“请以葭芦、吴堡寨军马留守御外，余人过河于定胡寨就食，及减放归岚州”。[58] 西夏也知道北宋政府急于求和，便派遣使节商讨议和之事。二府对于应该割让哪些土地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官员提出将熙河一路弃之，结果因安焘的强烈反对而作罢。最后司马光提出了“少从所请，以纾边患”的割让四寨的意见。但即便是只割让四寨也在当时引起了诸多非议，“时异议者甚众”。[59]熟悉边事的游师雄提出的反对意见最为中肯：“四寨先帝所克，所以形势制夏人者也，朝廷当守而勿失，奈何轻以畀人？且割地以纾边患，不惟示中国之弱，将起边人无厌之求。四寨既予，如泸南、荆、粤有请者，亦将与之乎？非特此也，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书，求关南十县之地者，又将与之乎？六国诸侯割地以予秦，时犹以为耻，安有以天下之强盛，而弃地以悦外国者哉？”虽然朝野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光持之益坚”，而老臣文彦博的支持，让北宋政府最终确定了“但许归其四寨”以求和的定议[60]。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北宋政府决定将“葭芦、米脂、浮屠、安疆四城寨，并特行给赐”。[61]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北宋在给西夏国主乾顺的答诏中明确“仍将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约一日给赐，所有应合立界至去处，并依已降朝旨及自来体例，计会鄜延路经略司关牒逐路帅臣，各委官随宜相度，认定守把，不得更相侵越”。[62]根据约定，交还四寨的工作随即启动。宋军先是拆毁葭芦等四寨，并将寨内外蕃汉人口、物资都全部搬运，“许令自今便将弃地内汉蕃人户先次迁移，候了绝，接续将废寨内官物亦行般运，务于交送人口日前，一一了当”。[63]对于北宋向西夏移交的是四处已被拆毁的堡寨，可以从鄜延路经略司奏报中提的“却欲同日受领四处废寨”得到证明。此外，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枢密院在给哲宗的上奏也提到“元祐中皆曾给赐夏国城寨，基址见存”，[64]同年十二月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孙路在上奏时也提到“元祐中曾给赐夏国城寨，基址见存，可以复行修建”。[65]这都说明了北宋是将葭芦寨等四寨拆毁后才向西夏移交的。 但是事与愿违，割弃四寨非但没有让北宋政府得到期待中“岂得不鼓舞忭蹈、世世臣服者乎”的局面，反倒让西夏攻宋的节奏不断加快。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西夏发兵侵扰三川诸寨、镇戎军、泾原路。元祐三年侵扰府州，二攻塞门寨。元祐五年攻质孤、胜如。面对西夏的咄咄逼人，苏辙、韩忠彦等人想到的仍然如何退让求和，“知边事者莫不以为然，独辙与忠彦直夏人语”。[66]对此，《哲宗旧录》对于旧党含垢忍辱一心求和的行为评价极为精到：“始议以先帝经略西边，为好大生事。遂弃城寨，罢戍守，厚礼以招来羌人。意谓可以息兵民。卑辞厚币，无所不至。贡使未还，疆界未画，兵已犯境矣。时奸人在朝，君道不立，致使西人犯顺，内外束手，措置乖缪，使彼得计，如入无人之境，大获而归，诚可忿惋。”[67] 旧党退地求和之举是注定要落得个得不偿失。首先，北宋割让的四寨中，除了安疆寨之外，其余浮图、米脂、葭芦三寨均位于东部丘陵区，周边又遍布宋军堡寨。获此三寨对于西夏而言，军事意义不大。而且三寨分散位于大理河、无定河和葭芦河流域，所隔甚远。因此，西夏必然会持续攻宋，以逼迫对方退让，从而获得更大的战略利益。除此之外，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西夏太后梁乙逋将攻宋作为转嫁内部矛盾，维持执政合法性的手段。“乙逋每语人曰：'嵬名家人管国事，有此功否？南朝曾如此怕否？’后每举兵，必曰：'我之所以连年点兵者，欲使朝廷惮我而为国人求罢兵耳！’”，“用此以归怨激众，众战咸力”。[68]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即使北宋将神宗朝所占土地全部归还西夏，也无法换得期待中的和平。割地而求和不得的局面为哲宗亲政后在国防上清算旧党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二）葭芦寨的第三次修筑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哲宗亲政后，“有复熙宁、元丰之意”，改元绍圣，“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69]，启用章惇、曾布、蔡卞等新党为执政。这些变法派上台后，驱逐旧党，恢复神宗时期推行的各项改革，“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割让四寨求和失败一事让葭芦寨摇身一变成为了新党打击旧党的有力武器。绍圣元年五月（公元1094年），御史郭知章上奏“先皇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据高临下，宅险遏冲。元祐初委而弃之，外示以弱，寔生戎心。乞检阅议臣章疏，显行黜责”。给事中王震也建议皇帝“且罢画疆之义”。对于这些建议，三省和枢密院并不同意，认为还是将停止画疆的事情留到西夏人背约再说。三省和枢密院的反对意见说明中枢内的旧党势力依然庞大。这引起了哲宗的强烈不满，“朝廷不可以惮用兵，向者大臣惮于用兵，故锡地以示弱”。章惇等领会了哲宗的意图，“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凡十一人”。新党借此打击朝中旧党势力。[70] 随着北宋对夏战略变得更加主动，收复先帝“开疆辟壤”而被元祐旧党“委而弃之”的葭芦四寨，对于展现哲宗“绍圣绍述”的政治意图意义巨大。北宋因此加快了收复葭芦等四寨的步伐。绍圣二年十月（公元1095年），枢密院上奏“环庆路经略使孙路奏，请来春并力修复已给赐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此时的哲宗可能因为尚未摸清西夏军事能力因此并没有同意这一建议，而是告诫孙路不得轻举妄动，“诏孙路今后凡事不得轻有举动”。[71] 绍圣三年九月（公元1096年），西夏集重兵进攻鄜延路。面对西夏的大规模入侵，北宋进行积极抵抗，最终西夏只攻破了金明一寨。[72]经此役，哲宗建立起了对夏作战信心。因此，他加快收复葭芦等寨的步伐。在西夏大规模入侵的同时，枢密院上奏建议修复四寨，“河东、环庆路，元祐中皆给赐夏国城寨，基址见存，可以经营检视，复行修建”。哲宗同意了枢密院的建议，要求河东路官员“同共相度旧葭芦寨地形、合修城围地步大小及兴筑之际应合措置事，具条以闻”[73]。十月底，孙路回奏“元祐中曾给赐夏国城寨，基址见存，可以复行修建”。[74]同年十二月，枢密院上奏：“（访）闻西人最重年节与寒食，兼以十二月为首岁，多是诸监军及首领会聚之时。若趁此不备之际，可以密选将佐，团结兵马，乘伺机便，出界掩击”。根据枢密院的建议，哲宗诏“孙览、王愍、折（克）行斟酌以行”。[75]河东路按照哲宗的要求，开始筹划出兵收复葭芦寨事宜。 西夏也察觉到宋军有收复葭芦寨的企图。因此，西夏在黄河沿线增加驻军以防备宋军入侵。宋军主帅孙览“益修战备，犹不出兵”，陈兵数万的西夏军队经过数月也没有等到宋军，决定主动出击。绍圣四年二月（公元1097年），“西贼六万侵犯神堂等堡”[76]，宋军大破之。在神堂堡大胜后，孙览“遣王愍、折克行将兵出麟府，张某（作者按张构）、王舜臣出岚石，遂城故葭芦。未就，寇数万猝至。公按兵不动，而使张世永将轻骑由麟州道出其后击之。敌前不能进，而后为世永所击，遂大败。卒城葭芦而还。”[77]对此事，折克行墓志铭中也有记载：“遂檄公以师出界，遇贼没宁浪，□□□即驻兵吐浑河。公遣诸将□□，为深入穷讨之状。贼疑，不敢动也，遂城葭芦。”[78]张构作为收复葭芦寨的主将，他的墓志铭中对于收复葭芦一战的记录最为详细，（孙览）“命公为统领。以庄宅使、知岚州王舜臣副之，帅四将兵以行。夏人阴遣酋魁嵬名那正帅步骑数万，及选十二监军首领勇于战斗者大小数百人，设伏于明堂川以待。而公殊不为惧，兵出吴堡，倍道疾驰，甫三日至葭芦。昔之废垒，已为夏人窃据，备守甚坚。督兵破其门以入，遂兴版筑，功未半而那正合至，恃众轻我，直抵城下。公一战败之，虏坠崖谷以就死，骁将逮尽，获甲马兵器万计。”[79]综合三人墓志，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收复葭芦寨的整个过程。宋军在神堂堡击败西夏军队后，在孙览的命令下，王愍、折克行率从麟府向南在秃尾河驻军佯攻以吸引西夏军队注意力。西夏军果然中计，以为宋军会从麟府路进军，所以在明堂川一带设伏。没想到孙览再次采用了沈括第一次攻打葭芦的策略。由张构率军西渡黄河，从吴堡沿黄河抵达葭芦寨。此所以这次张构没有采用沈括时“自河东客台津夜绝河以袭葭芦”的策略，应当是宋军已经在吴堡寨以北区域建立起了稳定的军事控制。西夏人接收葭芦废寨后重新进行了修筑。但是从张构轻易就攻下葭芦寨的记载来看，西夏军队应当只是简单的修筑，而且留守驻军也不多。否则以葭芦寨易守难攻的地形，如果辅以坚固的城防，张构想要迅速占领葭芦寨自然是不可能的。当西夏军队得知宋军攻占葭芦寨的消息回防时，被张世永、张构叔侄二人前后夹击而大败。宋军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葭芦寨的修筑工作，“河东路进筑葭芦寨毕功”[80]。 葭芦寨修筑完成后不久，为了不重蹈宋神宗时期只有葭芦寨一处而带来巨大军事、经济压力的覆辙，宋军又开始以葭芦寨为核心构筑堡寨体系。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孙览先在葭芦寨以西修筑了神泉寨、三交堡和乌龙寨三寨。三寨围绕葭芦寨，呈拱卫之势。此后在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林希主持又先后修筑了大和寨、大和堡、宁河寨、宁河堡、弥川寨、弥川堡、通秦寨、通秦堡等八寨和宁边寨、乌龙寨二城。[81]“希至踰月，经画石之神泉、麟之银城，通道两间而出敌境。选将士分行相视，且遣其属会麟府、岚石军马于境外，图其地，凡二百十四里以闻。合两路之师凡十万进筑，十有三日而八城毕”。[82]林希在上奏时提到“臣所筑四寨、四堡，地形险固，控制贼马路四十余处，其西即沙碛地，而本路包占横山已尽。前此葭芦抵麟府，往返渡河，动辄旬日，今径其外，一有追呼，昼夜可至。又直接鄜延，声援相应。河外边面始得通完”。[83]元符年间先后修筑的十三个堡寨中，神泉寨、三交堡、乌龙寨、通秦寨、通秦堡五寨沿葭芦河川分布，与葭芦寨一道呈拱卫之势。大和寨、大和堡、宁河寨、宁河堡分布在秃尾河沿线，与分布在杨崖沟河的弥川寨、弥川堡，保证了宋军对于秃尾河川的军事控制能力。以葭芦寨为核心，连同周边分布的十三个堡寨，一方面打通了鄜延路与河东路的交通联系，另一方面也彻底结束了麟府丰三州孤悬域外的困局。林希在上奏中对葭芦寨堡寨体系建设进行了总结： 先帝元丰中于鄜延路进筑米脂、葭芦、吴堡三寨，以葭芦、吴堡隶河东路。自是，岚、石之人始戍河西，然贼境在目，欲出不可，密睇麟、府，犹迂十舍。自前年复葭芦，去年筑神泉，今年筑乌龙，通接鄜延，稍相屏蔽。今又北自银城，南自神泉，幅员数百里间，楼橹相望，鸡犬相闻。横山之膄，尽复汉土；斥堠所及，深入不毛；秦、晋士马，更为声援。自此岚、石遂为次边，麟、府不为孤绝，实自先帝经始葭芦，以为今日通道之根本。[84] 林希请求“望建葭芦为军，赐美名以彰元丰之圣烈”，哲宗因此下旨将“葭芦寨特建为晋宁军”，“故除大和寨、堡隶麟府路，余六堡寨并神泉、乌龙、吴堡，皆隶于晋宁”。随着晋宁军的设置，“于是省并河堡、寨，置津渡，越河为梁，以徙戍兵。又奏，新边地置营田司，募兵民以耕。朝廷遣较边实，岁得粟十余万石”。[85] 随着以葭芦寨为核心的堡寨体系建成，宋军的控制范围的边界也从无定河中下游流域向东北扩展至葭芦河、秃尾河流域，最终打通了鄜延路与河东路的交通联系，也让河东路的岚石成为次边。晋宁军的设置为徽宗时期向无定河上游进军，收复银州奠定基础。 余 论 晋宁军设置后，北宋对横山东域的控制非常稳定。这一区域此后再未出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建炎二年（公元1129年），晋宁军凭借“号天下险”的有利地形，在“环河东皆已陷”的不利局势之下，“独晋宁屹然孤墉，横当强敌，势相百不抗”。金军久攻不下，最后采用断绝城中水源与城内叛军里应外合才攻陷晋宁军[86]。 金朝统治下的晋宁军初期仍沿用此名。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隶汾州，大定二十二年（公元1182年）升为晋宁州，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改名葭州。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五月以河东残破，改隶延安府。[87]在金国统治时期，西夏军队也曾三次尝试进攻葭州，可惜也都是无功而返[88]。 葭芦寨的发展演变与北宋中后期对夏政策的多次调整紧密相关。葭芦寨曾经是神宗即位之初浅攻横山的重要内容，曾谋划在葭芦川修筑堡寨。不过以当时宋军在横山区域控制能力，尚不足以成功。元丰年间，在宋军控制无定河中下游和葭芦寨黄河下游吴堡寨的基础上，沈括进筑葭芦寨成功。受神宗决策调整的影响，宋军没有能够在葭芦寨周边区域建立起足够强大的防御体系。这直接造成葭芦寨防守成本高企，给河东路造成极大的经济压力。 实际上，葭芦寨的建废兴衰既与宋军在无定河流域的势力消长有直接关系，也受是北宋中后期对夏国防战略调整的缩影。特别是哲宗朝，葭芦寨的存废已跳脱出军事策略的讨论，成为新旧党争中清算对手的重要棋子。“日渐腐朽的当政集团无力追求更高的政治成就，不过是在延续传统的既定施政线路过程中徘徊，自我满足而已”。[89]新旧二党既将葭芦寨兴废作为继承或者清算神宗改革方略的标志，也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重要武器。因政治立场的不同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葭芦寨优缺点被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无限放大。因此，宋哲宗时期的葭芦寨有着两幅完全不同的面孔。一副是旧党口中的“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险要，不足以守御”[90]的“略无所利”[91]无用之地；另一副则是新党口中的“宅险遏冲”[92]“土壤衍沃”“物产饶阜”所在[93]。实际上，葭芦寨所在区域土地虽然谈不上肥沃，但可耕种面积较大，能够凭借农业生产实现自给自足。同时葭芦寨紧邻黄河，地势险要，宋夏、宋金、夏金、金元等政治力量都曾在此有过交锋，也充分说明此地是兵家必争之地。 总而言之，葭芦寨地势有利，易守难攻，对于连通鄜延与河东之间的道路意义重大。但葭芦寨在神宗和哲宗时期受到关注的原因并不相同。神宗朝关注葭芦寨，是因为它的地缘优势和战略意义。而哲宗时期，葭芦寨能够在朝野极大关注，固然与其在对夏中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其成为执政者支持神宗改革与否的标志。 注 释 [1] 吕卓民：《西北史地论稿》，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版，第77页。 [2] 高建国：《元符二年河东路进筑八寨名称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6 期，第106-109页。 [3] 邓文韬：《从葭芦寨到晋宁军———宋金河东堡寨典型个案研究》，《保定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49-57页。 [4]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42，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02页。 [5] 《西北史地论稿》，第78页。 [6]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葭芦寨故城条，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第665页。 [7] [清]高珣等撰：《葭州志》卷1，黄成功：《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84号，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版，第15页。 [8]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348元丰七年九月，中华书局，2004年，第8357页。 [9] 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佳县志》，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10] 《佳县志》，第114页。 [11] [宋]杨仲良撰，李之亮校点《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83《种谔城绥州》，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67页。 [12] 《宋史》卷16《神宗本纪》，第314页。 [13] 《长编》卷353元丰八年三月戊戌，第8457页。 [14]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83《种谔城绥州》，第1469页。 [15] 雷家圣：《北宋时期绥州的战略地位与宋夏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9-128页。 [16] 《宋史》卷315《韩绛传》，第10303页。 [17] 《长编》卷217熙宁三年十一月乙卯，第5283页。 [18] 《长编》卷219熙宁四年正月辛亥，第5330页。 [19] 《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辛酉，第5337页。 [20] 《西北史地论稿》，第77页。 [21] 《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壬戌，第5343页。 [22] 《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第5373页。 [23] 《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辛卯，第5373页。 [24] 《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第5373页。 [25] 《长编》卷247熙宁六年十月，第6022页。 [26] 《长编》卷315元丰四年八月，第7634页。 [27] 《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月，第7717页。 [28] 《长编》卷326元丰五年四月己未，第7818页。 [29] 《长编》卷326元丰五年四月，第7820页。 [30] 《长编》卷326元丰五年四月，第7820页。 [31] 《长编》卷326元丰五年四月，第7820页。 [32] 《长编》卷326元丰五年四月，第7820页。 [33] 《长编》卷326，元丰五年五月，第7845页。 [34] 《长编》卷326，元丰五年五月，第7853页。 [35] 《长编》卷326，元丰五年五月，第7855页。 [36] 《长编》卷326，元丰五年五月，第7856页。 [37] 《长编》卷327，元丰五年六月，第7888页。 [38] 《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第7899页。 [39] 《长编》卷327元丰五年六月乙卯，第7867页。 [40] 《长编》卷326，元丰五年五月，第7857页。 [41] 《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第7894页。 [42] 《长编》卷331，元丰五年十一月，第7987页。 [43] 《长编》卷335，元丰六年五月，第8072页。 [44] 《长编》卷342，元丰七年正月丁卯，第8233页。 [45] 《长编》卷329，元丰五年九月，第7931页。 [46] 《长编》卷334，元丰六年三月，第8038页。 [47] 《长编》卷335，元丰六年六月，第8072页。 [48] 《长编》卷344，元丰七年三月，第8265页。 [49] 《长编》卷348，元丰七年九月，第8357页。 [50] 《长编》卷351，元丰八年正月壬戌，第8407页。 [51] 《长编》卷349，元丰七年十月壬申，第8368页。 [52] 《长编》卷356，元丰八年五月庚申，第8527页。 [53] 《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第79页。 [54] 《长编》卷365元祐元年二月，第8749页。 [55] 《长编》卷372元祐元年三月，第9009页。 [56] 《长编》卷397元祐二年三月，第9673页。 [57] 《长编》卷378元祐元年五月乙亥，第9181页。 [58] 《长编》卷381元祐元年六月，第9275页。 [59] 《长编》卷383元祐元年七月，第9312页。 [60] 《长编》卷382元祐元年七月癸亥，第9310页。 [61] 《长编》卷387元祐二年三月，第9670页。 [62] 《长编》卷429元祐四年六月，第10370页。 [63] 《长编》卷434元祐四年十月，第10468页。 [64]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纲、尹波点校：《宋会要辑稿》，《方域》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656页。 [65] 《宋会要辑稿》，《方域》19，第9657页。 [66] 《长编》卷462元祐六年七月，第11042页。 [67] 《长编》卷466元祐六年九月丁亥，第11126页。 [68] 《长编》卷466元祐六年九月辛亥，第11136页。 [69] 《宋史》卷471，《章惇传》，第13711页。 [70] 《宋会要辑稿》，《方域》19，第9656页。 [71] 《宋会要辑稿》，《方域》19，第9656页 [72]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第14017页。 [73] 《宋会要辑稿》，《方域》19，第9656页。 [74] 《宋会要辑稿》，《方域》19，第9657页。 [75] 《宋会要辑稿》，《兵》28，第9232页。 [76] 《长编》卷490绍圣四年八月，第11623页。 [77] [宋]毕仲游：《朝请大夫孙公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1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78] [宋]毛友：《折克行神道碑》，高建国著：《宋代麟府路碑石整理与研究》，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69页。 [79] [宋]王审言：《张构墓志铭》，高建国著：《宋代麟府路碑石整理与研究》，第217页。 [80] 《长编》卷485绍圣四年四月，第11527页。 [81] 关于八寨二城高建国先生有《元符二年河东路进筑八寨名称考》专文论及。 [82] 《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第12226页。 [83] 《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第12228页。 [84] 《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甲午，第12227页。 [85] 《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第12229页。 [86] 《宋史》卷447《徐徽言传》，第13192页。 [87] 《金史》卷26《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2页。 [88] 《金史》卷13《卫绍王本纪》，第295 页；《金史》卷134《西夏传》，第2874 页；《金史》卷15《宣宗本纪》，第344 页。 [89] 陈峰：《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90] 《长编》卷365元祐元年二月，第8749页。 [91] 《长编》卷372元祐元年三月，第9009页。 [92] 《宋会要辑稿》，《方域》19，第9656页。 [93] [宋]王安中：《定功继伐碑》，《全宋文》第146册，第36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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