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性疾病研究进展与展望

思想年代 2024-02-18 发布于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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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Prologue

急诊科是感染性疾病诊治的主战场。感染性疾病指机体感染细菌、真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后引起的一系列病理生理过程。患者可表现为多种不同症状，严重者可出现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危及生命。近年来，感染性疾病发病率攀升，且给全球带来巨大经济负担。随着对感染性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化，尤其是遭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的新形势下，医务工作者应更加注重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断和规范化治疗。本文主要就血清标志物、病原体检测、细菌耐药、急诊常见的感染部位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做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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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血清标志物研究进展

1.1 可溶性白细胞分化抗原14亚型

可溶性白细胞分化抗原14亚型（soluble CD14, sCD14）是新型感染性诊断的血清标志物，尤其在脓毒症早期诊断和预后中相比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外周血白细胞（white blood cell, WBC）等常规生物标志物更具优势，已成为近年来研究热点。多项研究已验证，sCD14在脓毒症、细菌感染和表现为系统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患者中明显高于正常患者，在脓毒症中更高。除此之外，sCD14也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在感染性休克中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0%和85%，明显优于PCT和CRP。同样也有研究表明，sCD14和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呈正相关（r=0.83, P=0.004），sCD14水平越高，预后越差，且将sCD14和PCT联合使用后在诊断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时敏感度和特异度均大大提高。因此，sCD14可作为脓毒症诊断和预后评价的新型指标。

1.2 CD64

CD64是免疫球蛋白G（IgG）Fc段亲和力最高的受体,在机体感染后的3~6 h,即可出现活化的中性粒细胞 CD64 表达上调，因此可作为早期感染的评价指标之一。研究表明，在感染患者中中性粒细胞表面CD64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高达90%以上。CD64指数是中性粒细胞CD64平均荧光强度和淋巴细胞 CD64平均荧光强度的比值，在评价病情严重程度方面起重要作用。在重症肺炎患者中CD64是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CD64指数对患者预后不良的临界值为8.11，并且其阳性患者死亡危险程度是阴性患者的5倍。在烧伤后感染患者的研究中表明，感染组CD64指数均高于未感染组，在脓毒症组更高，相比于CRP在早期诊断中更具特异性，但其在革兰阴性菌（gram-negative bacteria， G^-菌）和革兰阳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a， G⁺菌）感染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PCT在G^-菌感染时升高更为明显，因此在判断细菌感染类型中相较于PCT，CD64不具有优势。

1.3 其他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 MCP-1）、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涎液化糖链抗原-6（Krebs Von den Lungen-6, KL-6）和感染相关性研究主要局限于肺部感染。贾亚杰指出，MCP-1和KL-6均为重症肺炎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但两者在诊断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为70%左右。张凤香等指出，NLR、PLR、MCP-1在机械通气后均有所升高，且在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VAP）患者中更为明显，其敏感度和准确度均为80%。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可溶性髓样细胞触发受体-1（soluble 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d on myeloid cells-1, sTREM-1）、Ⅱ型胶原C端肽（typeⅡ collagen carboxyterminal peptide, CTX-Ⅱ）在脑膜炎、肺炎、脓毒症、膝关节化脓性感染等方面具有诊断价值，尤其在膝关节炎化脓性感染中有较高特异度。但现阶段关于这些生物标志物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较少，临床诊断价值有待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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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病原学检测研究进展

现阶段对于病原学诊断的“金标准”仍然是细菌培养，但在时效性上相对滞后，对于重症感染尤其急诊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缺乏及时性。因此，需要不断探索更快、更准确的病原学诊断策略。

2.1 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

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mNGS）近年来在感染性疾病的诊断运用中逐渐广泛，对于神经系统感染、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血源性感染等多部位感染可直接检测血液标本中游离脱氧核糖核酸（DNA），3~12 h完成检测。Blauwkamp等指出，mNGS在脓毒症患者中得出病原学结果时间为53 h，且在血源性感染中诊断的准确率可达93.7%，在组织和体液检测中其敏感度为84.9%。此外，mNGS在病原学诊断方面具有多样性。研究表明，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行mNGS检测时结核分枝杆菌、非典型病原体、真菌及病毒方面的阳性预测值为97.64%，阴性预测值为21.88%；对于厌氧菌诊断阳性率较常规培养明显升高（71.43% vs. 7.14%），但也正因其诊断的多样性，而使其特异性不高。因此，在mNGS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病原靶向二代测序（target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tNGS）。不同于mNGS，tNGS在检测前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扩增是特异性的，因此对病原体的检测更加精准、高效、经济。多项研究表明，tNGS无论在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关节感染，还是在呼吸道感染中，其诊断的准确率和mNGS基本一致，但却更高效、经济。由于tNGS可实现DNA和核糖核酸（RNA）共检，因此在鼻病毒和单纯疱疹病毒的检测中更具优势。

2.2 数字PCR

数字PCR（digital PCR, dPCR）是第三代PCR，基于有限稀释、随机分配以及泊松分布的理念，与第二代实时荧光PCR相比，其计数不依赖于Ct（cycle threshold）值和校准曲线，且不受扩增效率的影响，因而具有绝对定量、高敏感度和高特异度的特点。和下一代测序技术（NGS）不同的是，NGS为非靶向全基因组测序；而dPCR则针对基因位点突变事先设计引物来实现检测定量，这样就具有更高的特异度。dPCR在病原学诊断的研究起始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在病原体检测方面，dPCR已展现出强大的功效。已有文献证实，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如培养法），dPCR可在1~6 h靶向检测数十种常见病原体及耐药基因，尤其是对某些培养条件较为严苛或培养周期较长的病原微生物而言，这种作用更加明显,并且dPCR也能准确检测人免疫缺陷病毒（HIV）、乙肝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等。除此之外,在耐药菌检测方面也有一定优势，能通过检测罕见药物抗性相关序列的变异，对细菌的耐药表型和基因型也能进行快速、精准把控。文献表明，在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血流感染中dPCR和血培养结果的一致性为93.50%，且时间更短（2.5 h vs. 48.0 h），以细菌培养为标准，其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1.40%和94.15%，阴性预测值为97.25%。此外，正是由于dPCR可绝对化定量的性质，因而可以动态监测病原体载量，进而为抗感染治疗效果评价提供依据。

2.3 拉曼光谱技术

拉曼光谱是一种分子特异性诊断技术,其检测过程无需标记和复杂前期处理，检测时间较短。研究表明，采用拉曼光谱技术可在6 h内快速、准确得出病原学结果。近年来关于该项技术在病原学诊断价值的探索不断增加。Dryden等指出，拉曼光谱技术在泌尿系感染中能在72 h对细菌即有鉴定结果，且对于常见致病菌大肠杆菌、粪肠球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等方面检测的阳性率整体为91.6%，其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为90%左右。Plano等指出，拉曼光谱技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的检测也具有较高准确率。Stckel等对结核分枝杆菌的研究中也发现，拉曼光谱技术的诊断准确率高达94%。在病毒检测方面，拉曼光谱技术在呼吸道合胞病毒、寨卡病毒、登革热病毒、麻疹病毒、乙型肝炎病毒检测中均具有较高准确率，在流感病毒检测中准确率可达90%。在真菌检测方面，拉曼光谱技术对于假丝酵母菌诊断的准确率可达95%以上。Strycker等研究指出，对于烟曲霉、黄曲霉等霉菌诊断的准确率可达99%。在其他病原体中，拉曼光谱技术在小鼠实验中对于螺旋体诊断结果阳性率可达86%，在立克次体、沙眼衣原体和淋病奈瑟菌中诊断准确率也较高。

2.4 呼出气挥发性有机物

呼出气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s）可作为呼吸道感染一种新型检测方法，其主要检测来自于宿主、病原体微生物和机体免疫应答产物，现阶段最常用的是将其与色谱-质谱相结合进行检测。研究指出，通过对12种可区分是否为VAP化合物的支气管灌洗液检测发现，VOCs诊断的准确率为76%和73%。也有研究指出，VOCs在区分是否为VAP感染中的阴性预测值为96%。现阶段已发现10种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典型挥发性有机物，虽然这些代谢产物在真菌、细菌及凝固酶阴性金黄色葡萄球菌中也可产生，但将这些代谢产物和特异性副代谢产物相结合，便可进行鉴别。Lim等通过使用含73种颜色指示剂的培养基进行培养后，可将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和卢氏葡萄球菌与其他15种细菌区分，且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5.3%和99.7%。而Kuil等对头孢噻肟等抗菌药物耐药性的研究表明，和血培养相比，通过VOCs检测G-菌和G+菌结果的一致性分别为100%和91%，而且所需时间更短（3.1 h vs. 10.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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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耐药菌研究进展

细菌耐药性主要通过细菌所产生的酶灭活作用、降低细胞壁渗透性来减少药物摄取、基因突变对药物靶位点结构修饰引起靶位点改变、外排泵作用等方面实现。2021年我国耐药菌监测网报告数据为：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MRSA）分离率为28.3%；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分离率为64.5%；庆大霉素、利福平、左氧氟沙星、克林霉素和红霉素对甲氧西林敏感葡萄球菌（MSSA）的耐药率较2020年降低；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分别为6.7%和92.9%，均高于2020年；而对于万古霉素耐药性无明显增加。在常见的G-菌中，铜绿假单胞菌对各种抗菌药物耐药性低于20%；鲍曼不动杆菌对各种抗菌药物耐药性均低于50%，其中对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的耐药性最高。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杆菌对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头孢他啶的耐药性分别为47.8%、50.5%、21.7%和21.1%、26.0%、15.2%，两者与碳青霉烯类耐药性相比，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更高。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对于社区获得性肺炎且罹患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引起的结构性肺损伤患者，如肺间质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等，应警惕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等G-菌的定植情况及耐药性产生。

在耐药菌应对策略中，除调整抗菌药物使用策略，如联合用药、延长抗菌药物使用时间外，也有非抗菌药物治疗方案。植物次级代谢产物（精油、黄连素、皂苷、多酚等）对多重耐药菌的抗菌作用在小鼠实验中得到初步证实。有研究指出，精油对18种多重耐药菌具有抗菌活性，且其最低抑菌浓度（MIC）值为0.28~1.09 mg/mL，并且抑菌作用和浓度呈正相关；黄连素可通过外排泵作用用于多重耐药伤寒沙门氏菌治疗；皂苷可用于多重耐药的大肠杆菌和结核分枝杆菌治疗；多酚对大肠杆菌、产气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具有较强抗菌作用，MIC值较低；普洛霉素及其衍生物通过与细菌核糖体50S亚基的肽基转移酶结合而产生蛋白质抑制，对MRSA具有明显抑制作用。此外，纳米技术在细菌耐药性的治疗中也在不断探究，其主要通过对酶的破坏和增强组织穿透性发挥作用。已有研究证实，对多重耐药链球菌、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等有明显抗菌活性。但这些新型耐药菌诊疗方案在人体内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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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部位感染治疗的研究进展

4.1 肺部感染

在普通社区获得性肺炎中，儿童患者最常见病原体为呼吸道病毒、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及支原体等；在普通成人患者中主要以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为主；在老年或合并较多基础疾病患者中以肺炎克雷伯菌、大肠杆菌等革兰阴性杆菌和卡他莫拉菌为主；在免疫抑制人群中除耐药菌发病率增高外，也应警惕真菌、分枝杆菌、肺孢子菌和巨细胞病毒等感染。对于这些患者应对所处区域流行病学史、基础疾病、既往病原学、是否存在免疫缺陷及耐药菌风险等方面进行充分评估后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

对于吸入性肺炎，文献指出，厌氧菌少见，社区来源病例常见病原菌为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肠杆菌。在医院来源病例中主要为G^-菌，在对该类患者治疗时应覆盖此类常见病原菌。对于轻中度感染患者可选择β-内酰胺酶抑制剂、氟喹诺酮、克林霉素联合氨曲南治疗；对于重症感染患者应考虑抗菌药物接种效应,可首选单用碳青霉烯,不需要联合抗革兰阳性菌或抗真菌药，根据患者病情可3~5 d采取降阶梯治疗原则。

为应对细菌耐药性，近年来衍生出许多新型抗菌药物。Lefamulin对G⁺菌、G^-菌及不典型病原体均具有抗菌活性，对肺炎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MIC50/90为0.06/0.12 μg/mL，对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支原体（包括大环内酯类耐药菌株）杀菌浓度分别为0.060、0.500和0.008 μg/mL，在浓度≤1 μg/mL时，可抑制100%的肺炎链球菌、99.8%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99.6%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4.2 腹腔感染

腹腔感染通常可分为原发性腹膜炎和继发性腹膜炎。原发性腹膜炎主要由细菌肠道移位所致，通常不合并内脏破损；继发性腹膜炎指消化道穿孔、脏器坏死、创伤等因素引起的腹腔感染。而第三型腹膜炎定义为原发性或继发性腹膜炎经治疗后仍然存在或进行性加重的腹膜炎。对于腹腔感染的诊疗主要从外科诊疗和内科诊疗两方面入手，外科诊疗主要根据患者的原发疾病和适应症予以穿刺、清创或切除等方法去除感染灶；内科治疗主要根据不同感染部位和易感菌株选择不同的抗菌药物。

细菌性肝脓肿的发病率逐渐增高，尤其在糖尿病患者中。欧美国家常见致病菌为大肠埃希菌，在我国最常见致病菌为肺炎克雷伯杆菌，尤其是高毒力肺炎克雷伯杆菌。中国专家共识指出，对于肝脓肿的抗菌药物初治选择中应尽可能全面覆盖肝脓肿常见致病菌，并可将三代头孢+甲硝唑或内酰胺类β-/β-内酰胺酶抑制剂联合甲硝唑作为首选，疗程建议4~6周，而对于合并脓毒症或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的患者，可将碳青霉烯类或广谱青霉素/β-内酰胺酶抑制剂或三代、四代头孢菌素联合甲硝唑作为首选。胃肠道感染是最常见的腹腔感染，除针对致病菌的抗菌药物治疗外，近年来也在逐渐强调肠道微生态治疗。肠道微生态制剂除能够保护肠道黏膜屏障、调整肠道菌群外，研究表明，还有抑制幽门螺旋杆菌、艰难梭菌、真菌等作用，因此，在对胃肠道感染患者进行肠道微生态制剂治疗很有必要。胆系感染以G-菌为主，常见的有大肠埃希菌、克雷伯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常见的G+菌为肠球菌，常见厌氧菌为梭状芽孢杆菌，在治疗时除胆道引流外，可根据流行病学情况选择三、四代头孢菌素和碳青霉烯类等抗菌药物。

4.3 泌尿系感染

卓树洪等研究指出，G^-菌是泌尿系感染主要致病菌，占63.13%，而G⁺菌和真菌分别占20.90%和15.20%。在G^-菌中大肠埃希菌占40.15%，肺炎克雷伯杆菌占6.03%，两者产超光谱β-内酰胺酶（extended-spectrum beta-lactamases, ESBLs）者占比均为50%以上；在G⁺球菌中粪肠球菌、屎肠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占比均为6.00%；念珠菌为主要真菌致病菌，占比15.04%。也有研究表明，沙眼衣原体和解脲脲原体在社区获得性尿路感染患者中同时检出阳性率为49%，且易和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并存，使用阿奇霉素、多西环素治疗后，80%以上症状得到改善。我国在对1 879例尿路感染患者的研究中发现，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等的耐药率增加，且由于第三代头孢菌素的使用增加，产ESBLs菌株也在增加。不同于《尿路感染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5 版）》的是，现阶段喹诺酮类耐药率较高，占比50%，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等对呋喃妥因耐药率<5%。对于女性复发性单纯泌尿系感染方面，美国泌尿外科学会在指南中也作出更新，提出对于所有年龄段女性，通过预防性抗感染治疗可降低患病风险，并强调甲氧胺在预防治疗中的作用。

4.4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近年来，在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中G^-菌感染率逐渐增加，占比45%。常见致病菌为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在抗菌药物选择时应考虑血脑屏障穿透性，穿透性较高的（>50%）有氟康唑、伏立康唑、环丙沙星、利奈唑胺、莫西沙星等，穿透性较低的（<5%）有苯唑西林、头孢西丁、替加环素、多黏菌素等，不能穿透的有替考拉宁、棘白菌素类、克林霉素、红霉素等，而头孢他啶、头孢曲松、美罗培南、亚胺培南、氨曲南、万古霉素、舒巴坦等为中等穿透性（5%~50%）。其中美罗培南为时间依赖性，需延长输注时间，且相较于亚胺培南能够降低癫痫的发病风险。对于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治疗时除增加舒巴坦用量以达到有效治疗浓度外，也可使用替加环素治疗，但由于替加环素的血脑屏障穿透率较低，可选择鞘内或脑室内注射。共识指出，对于念珠菌感染者，可将两性霉素B联合氟胞嘧啶作为一线治疗，其次为氟康唑，而对于病原学尚不明确者，将万古霉素联合头孢菌素或碳青霉烯类作为经验性治疗为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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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方面

5.1 营养风险筛查在感染性疾病中的思考

近年来，营养治疗在急诊感染患者中的重要性不断被重视。指南建议，对无禁忌危重症患者于24~48 h内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并进行肠内饮食。针对重症肺炎患者研究表明，营养风险筛查高危人群较低危组在休克、有创机械通气比例、肾脏替代治疗方面均明显升高，且在营养风险筛查中，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早期营养风险筛查并进行营养干预者有创通气及无创通气时间明显缩短，在住院时间及治疗费用方面也更少。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中，也强调营养筛查及干预的重要性，营养风险筛查高危人群的住院率和病死率均明显增加。有研究表明，脓毒症患者营养风险筛查-2002评分可作为评估患者营养风险的工具，并指出其结果与患者病死率具有相关性，同时相关营养指标，如白蛋白、血磷等也和患者病死率密切相关。但现阶段关于患者营养风险状况和感染性患者在分子生物学层面的研究还较少，因此人们除注重感染患者早期营养筛查并及时作出干预外，也应关注营养风险状况和感染患者相关炎症因子的相关性，为感染患者的营养干预提供更精准的治疗和诊断依据。

5.2 抗凝治疗在感染性疾病中的推进

感染性疾病发病早期，凝血系统作为一种天然防御机制，可限制病原体播散至外周循环。当感染进展到中后期严重阶段时，大量炎性细胞因子释放到循环中，导致凝血过度激活、纤溶受损及抗凝途径抑制，患者可出现以血栓事件为主的高凝血症。2017年国际血栓与止血协会（ISTH）引入脓毒症诱导的凝血功能障碍（sepsis-induced coagulopathy, SIC）标准来诊断早发性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其主要通过脓毒症SOFA评分和凝血功能两个方面进行评估，建议充分利用黏弹力试验联合凝血分子标志物的检验方法进行检测。多项研究指出，抗凝治疗与患者病死率具有相关性，早期规范的抗凝治疗可降低患者病死率。在治疗方面指南指出，排除禁忌情况下首选低分子肝素/肝素，用于脓毒症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预防，同时肝素、抗凝血酶（antithrombin, AT）和重组凝血调节蛋白（thrombomodulin, TM）成为SIC抗凝治疗的选择。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来，大家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抗凝治疗逐渐重视，考虑到肝素对深静脉血栓和肺部微循环血栓均有效，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伴明显D-二聚体升高的患者使用肝素／低分子肝素（LMWH）抗凝。在AT和TM治疗方面，研究指出，两者在SDIC中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TM可减少DIC患者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同时两者联合使用可改善患者预后, 且未增加出血风险。此外，甲磺酸萘莫司他（nafamostat mesilate, NM）作为新型体外抗凝剂与常规抗凝相比，可明显降低脓毒症行血液净化治疗者的住院率和病死率。但关于临床应用的系统性推广还有待评价。

5.3 关于金黄色葡萄球菌治疗挑战

近年来MRSA感染者明显增多，对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等均有不同耐药性。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是目前临床中治疗MRSA感染的一线药物。对于非复杂性MRSA皮肤感染，可选择多西环素、米诺环素、克林霉素、甲氧苄啶-磺胺甲恶唑（TMP-SMX）和利奈唑胺等。利奈唑胺和达托霉素对MRSA和MSSA均有抗菌活性。研究表明，利奈唑胺可明显抑制金葡菌毒素刺激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因子产生，临床可用于治疗包括重症肺炎和骨髓炎在内的多种侵袭性感染，而达托霉素可用于菌血症和右心室心内膜炎的治疗。为了应对耐药性，新型抗菌药物，如新型噁唑烷酮类特地唑胺（Tedizolid）在治疗急性细菌性皮肤和皮肤结构感染方面不劣于利奈唑胺；新型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头孢比普和头孢洛林）和糖肽类抗菌药物（奥利万星、达巴万星、特拉万星）等都可用于治疗，但其在临床有效性的评价方面有待进一步验证。除此之外，新型抗感染方案也在不断开发，除影响细胞活力的新小分子外，包括抗毒力和噬菌体疗法、具有新的抗菌药物靶点的抗菌剂等将为应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性提供新策略。

5.4 机器学习在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

机器学习在感染性疾病的临床诊断及预后评价中也具有重要价值。现阶段机器学习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诊断及预后中研究较多。Jin等研究表明，使用机器学习在非肺炎患者、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流感患者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7、0.98、0.98、0.97，而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诊断的特异度为96.3%，敏感度为80.0%。在肺部感染方面，尤其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流感肺炎方面，通过机器学习得出结论和放射科医师阅片结论的准确性相比明显提高。另外结合机器学习预测模型进行脓毒症凝血功能障碍的分层研究，无论对脓毒症早期诊断，还是预后判断均具有重要临床意义。虽然也有研究表明，机器学习在肺部感染、脑膜炎、脓毒症诊断方面取得较好成果，但操作过程中的数据质量、特征选择、模型选择等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提高。

综上所述，感染是最复杂的临床问题之一，尚有很多未解之谜、困惑和挑战。但近年来在全球临床和基础医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下出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进展，尤其在快速准确病原学诊断、耐药变迁规律、不同感染部位的常见致病微生物构成及其耐药性、病情和疗效评估、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等诸多方面，而更多的高质量研究和临床验证值得期待。急诊医生接诊并管理大量的感染患者，尤其伴随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的兴起及规模化、规范化的进程，重症复杂感染患者比例明显上升，医务工作者有病例资源、有条件也有责任做好临床研究，在急性感染预防、临床诊治和研究领域发出中国急诊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