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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蓝，原名胡兰兰，河南文学院专业作家，出版诗集13部，散文集7部，童话和童诗集等7部。作品被译为英、法、俄、西班牙、德、希腊、葡萄牙、日、韩、罗马尼亚等十余种语言在国外发表。获1996年度美国刘丽安诗歌奖，2005年“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2009年“诗歌与人·诗人奖”，宇龙诗歌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2016年“新诗百年·我最喜爱的田园诗人”，2017年袁可嘉诗歌奖，天问诗歌奖。 2007年初冬的一天，我和邓万鹏老师、他的儿子邓聪以及罗羽在我家楼下的阳光小店小聚。邓万鹏老师告诉我，几天后邓聪就要到塞尔维亚留学，而且，他也开始写诗了。我们和邓聪谈到诗歌以及河南诗人这些年的创作时，罗羽反复对邓聪说：“你的写作要有历史感，譬如今天。”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罗羽的意思，我猜测他指的或许是我们这些河南诗人的交往，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文学记忆。一个多月后，当刘翔和梁晓明给我打长途谈到“北回归线”要出纪念专辑时，我突然明白了罗羽话里的含义。是的，我们很少能够清晰地明白我们每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也很少去思索包含在细枝末节里的个人文学史。王阳明弟子记述的《传习录》中曾记载，一日，王阳明和朋友同游，朋友指着岩石中的花树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便知此花，不在尔心之外。”借这一段话，来看河南尤其是平顶山诗人与浙江尤其是“北回归线”诗人们的关系，便知“历史感”不在吾心之外，何况吾也见过此花，嗅过其香，浸润其诗文精神，亦曾领受其深情厚谊。最早带回《北回归线》信息的是耿占春先生，时间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不胜感慨：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 梁晓明：在起飞和降落之间 梁晓明，在耿占春老师说起之前，我就曾读到他的诗歌。他的《玻璃》一诗给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样“残酷极端”的写法，令我至今不寒而栗。2006年，我将它选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诗100首》，并作了评注解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清晰地记得他另一首诗的句子：“灵魂带着我飞，他使我的脚离开大街……”第一次见到晓明，是在1989年12月。冬天，很冷。我记得他是和耿占春先生一起，我们在河南省文联大院见的面。我惊讶地看到一个头戴朝鲜学生呢帽的年轻诗人，好像刚刚从七十年代的中国银幕上走下来。他的衣服好像也是从电影里带来的，黑色板正的学生装。我没有想到他长了一个娃娃脸，笑起来显得天真无邪。天然卷发，黑眼睛！忘了大小，但那黑确实炯炯有神的。若干年后，在他寄给我他儿子梁煕博的照片上，我又重新看到了这双黑眼睛。我们在占春老师狭窄又温暖的家里聊天，谈诗歌，谈河南和浙江的诗歌。下午三点多，晓明和我各骑一辆自行车到了大铺村——我在郑州北郊租住的地方。我们继续聊天，谈《北回归线》，也谈罗羽、森子、海因等河南诗人。记得我租住的房东家有一只大黄狗，个头很高，很凶的样子，晓明紧张地问：“它咬人不咬啊？”说实话，平时我也害怕它，常绕了走。黄昏时，他独自骑车回到占春老师家。没有想到，我第二次见到晓明，已经事隔十四年后了。2003年8月中旬，我先是接到森子从平顶山打来的电话，说晓明月底到郑州，为浙江电视台教育频道拍摄题为“中国先锋诗人专题系列”的片子，其中河南暂定森子和我两个人。我纳闷，为什么晓明没告诉我？接下来，我给他们订房间，是离纬四路我家不远的“假日酒店”。直到他们临来前一天，晓明才来了电话，原来他是想给我一个惊喜。我自然是欢喜的。8月25日下午，我在火车站的人群中终于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庞，已经不复是青春年少时的纯情，多了些沧桑和稳重。他肩扛摄像机、三脚架，从出站口闪出来时，我喊着他的名字。晓明胖了，脸好像也黑了，而在我的记忆中，他本是一个白面书生。那几天，森子也从平顶山赶来，除了杭州来的摄像和主持人，还有南京来的赵霞，北京来的汪剑钊。大家聚在一起，晚上又把从平顶山调到郑州日报社不久的罗羽约过来，大家推杯换盏，谈天说地，真是一派亲戚相聚其乐融融的景象。那次，晓明在少林寺买了一把长刀，因为飞机上不能带，所以就先寄放在我家。我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朋友是阿九，因为阿九来河南的次数最多，按照森子的话，他是浙江和河南的亲善大使。而最早和河南发生联系的还数晓明。2003年底，我带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少林长刀去杭州，再次见到晓明。最近这几年见到他的次数多了，每一次他都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但眼睛是永远不会变的——黑亮，就像我们年少时的夜空。这位心灵总在飞翔的诗人，在数不清的诗句中也充满了飞翔和降落。“书带着我离开木椅、门楣、书带着我飞”，“我的眼睛/向胸前收拢高飞的翅翼”，“我看见我的结果/降落到地上/是挤在许多人中间的/一把冷灰”……我和罗羽在谈到浙江诗歌时曾谈到了“江南才子气”。我们都认为，诗歌中的“才子气”是害人的，它会把一个诗人囚禁在狭小而精致化的生活天地里，虽然那里有风花雪月、莺莺燕燕和夜夜笙歌。我和罗羽都认为，晓明的诗不属于才子型的写作，他在江南这样一个会享受的地方可贵地保持了开阔和大气的质地。晓明为人宽容，稳重厚道，正如他自己所说，除了诗歌，他什么都可以退让。作为老朋友，我曾“批评”他写得太少，他也是嘿嘿一笑，点头称是。表面上看，晓明似乎总是笑容可掬，但是，他的诗歌却会泄露出一个男人的敏感、脆弱和痛苦。我记得2005年底他发给我几首诗，其中一首写的是他居然在桌子上写了自己的名字而不自知。那样的惘然和痛苦。前不久他来河南参加舞钢诗会，我特地告诉他，他那首《林中读书的少女》非常好时，他居然惊讶地问：“是吗？我自己倒不觉得，但也有别人对我说是这样。”他深爱自己的父亲，更爱自己的母亲。记得他父亲去世时，他曾给朋友们发过一条长长的手机短信，其悲痛伤心不言而喻。没多久，又发来一个关于母亲车祸的坏消息，足见他的担忧和对家人的惦记。而每当他看到美好的景象，也会在短信里长篇大论，大抒其情——于是短信就成了一封长信。这是一个愿意把欢乐和朋友们分享的兄长般的人，一个我愿意祝福的诗人。 阿九：古老的手写体 一个天才。尤其在语言方面。我还没有见过有谁能像他那样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攻下一门外语。我曾听不止一个朋友说起过他懂闪米特语、梵语等等我闻所未闻的语言。还没有见到阿九之前，我也同样是从占春老师那里知道了他。同时，我还知道了他许多的笔名：女真、契丹等等。如果有人说他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人，我也会相信。1991年，阿九到河南。当占春老师向我介绍阿九时，我充满好奇。因为有晓明在先，所以，天然地对浙江来的阿九感到亲切。他神态里有着少年的羞涩，一双忧郁的眼睛。我弄不清他的额头藏着多少东西——他是物理学博士，还居然写诗，居然懂那么多外语，读过那么多我根本不知道的书，对于我这个学外语比登天还难的人来说，太不可思议。阿九被浙大派到平顶山援助一个项目，但那次在郑州的见面，我、占春老师和他谈的全部是诗歌，以及河南、浙江的诗人。很快，他就去了平顶山，和森子、罗羽、海因接上了头。我当时在《大河》诗刊工作，常有出差的机会，没多久我回了一趟平顶山。头天晚上，我们和罗羽、老船、森子、海因在一起吃饭，他们喝酒。据说，阿九以前是不能喝酒的，但在平顶山已把酒量慢慢练了出来。第二天，我到某矿看阿九。清晨，阳光照在矿山巨大的管道上，曲折迂回，阿九的脸就从阳光里露出来，身后是长长的影子。我忘了我们说了些什么，似乎是一些故事，但还清晰地记着矿山高高的煤矸石、井架，不远处的田野和灌木丛，以及一条细细的小路，到今天还栩栩如生，仿佛那一切在时光里从未移动。写到这里，忽然闪过第一次见到梁晓明和其他好朋友们时的情景，不由得想起杨诚斋《过扬子江》中的诗句：“只有清霜冻太空，更无半点荻花风”，每忆及此，也只有感慨“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我记得阿九送给我一本《神谱：工作与时日》，还有《北回归线》。好像第二年或者第三年，阿九又来了，还是带着援助矿山安装设备的任务，据说是热处理方面的设备。记得我带他去我租住在郑州东北区关虎屯的家，那是个两间房子的居室，屋里很简陋，就是书不少。可能是没有料到我住处的寒碜，阿九似乎没有说什么话。2001年，阿九对我的一次访谈中，提起了这次见面。当时，他在遥远的加拿大，我才上网，什么都不会，访谈是在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的诗生活聊天室进行的。还有一次，可能是阿九要回浙江，从平顶山路经郑州。我在河南文联大门口对面的一家饭店请他吃饭。我们的桌子挨着窗，旁边的桌子，是一对儿中年夫妻在吃饭。谁知道吃着吃着，他们开始吵架，越吵越凶，只见男的扬手给了女的一耳光，女的也不示弱，脱下高跟鞋就朝男的砸了过去。紧接着，那个男的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把手枪，女的见势不好赶紧就跑。看着那个男的挥着枪追赶出去，我吓得话也说不出来。阿九瞪大眼睛问：“你们北方的男人就是这样打老婆的吗？”他跟我说起第一次孤身到平顶山的晚上，突然听到了不明目的的枪声——我不禁笑了。这哪是诗人相见啊？也就和警匪枪战片差不多了。还有一次，阿九和梁健一起来河南。照例，我们在占春老师的办公室见面，聊天，然后一起去吃饭。我记得阿九他们一直在谈某种语言方面的问题，我基本无法插嘴，并对他们很是崇敬，因为我根本不懂。在他们走后，我和占春老师说起阿九，占春说阿九真不错。对于说话惜字如金的占春老师来讲，这样的评价真是大大的夸奖了。九十年代最后一次见到阿九，我送了他一条河南的“豫烟”，他也送了我一条烟，还有一个很小很普通的礼物，文具——我至今还留着，不说是什么，想必阿九也忘了吧。我还记得阿九在喧闹的郑州火车站背诵《雅歌》时的情景，身边是背着大包小包赶路的匆匆路人，以及叫卖声、吆喝声、汽车声、喇叭声，就好像一个古代的王子突然来到超级市场，一切显得梦幻般一样不真实。那天他穿了一件黑色夹克衫，旧的，还有点灰尘。1993年，我曾按照他留给我的号码，往杭州给他打电话。结果他不在宿舍，打到系里也没有找到他。没有多久，我听说他到加拿大了。再次和阿九联系上，是在我学会上网之后。我意外地看到了他的“八千里路”，意外地看到了他的名字，我第一次学会注册，在网上留言，告诉他。这样我们开始在网上联系。我知道他有了一个儿子，再过几年，他又有了一个女儿，这真是令我惊喜不已。一直到2003年底，我去杭州，恰好阿九那时也从加拿大回来，这样我们也是相隔十几年后再次相见。他依然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没有改变。我离开杭州的那天晚上，晓明、刘翔、阿九、梁健、晏榕等十几位朋友到车站送我。记得那天天很冷，寒风不停地刮着。似这样朋友间的聚散，想来一生也不多了。阿九的诗歌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他的诗常常是有来历的，这与他博览全书和博杂的知识结构有关。他从古老的埃及、西亚、希伯来以及我说不出名字的民族历史汲取了千百年来等着他的源泉，并在他自己的感受中写下诗行，其想象力天马行空，来去自由。如他的《明歌》。阿九的诗歌写得并不多，但正如他回答木朵的访谈中所说，数量的多少并不能说明什么。从他不多的作品，看得出他对自己的要求之严格，也看得出他独特无二的风格。那是来自古老岁月中手艺人的习俗，数字时代大巧若拙的手写体。我读他写过的所有诗歌——童年时代生活过的“方便村”，“辅音风暴”以及那首写给他儿子的诗，后者令我深深感动——他曾说过，对人的信任是人所有关系中最重要的，孩子直勾勾的眼神就是这种“完全的信任”。阿九，愿你对人仍然保有这样的信任，愿你虔诚的心享有地上的天堂。 刘翔：抒情诗的守护者 这个“北回归线”的军师，这个机智雄辩的一流“演说家”，现在，该说说你了。知道刘翔，和刘翔有联系已经很久很久了，“很久”到占春老师在八十年代末说起、晓明第一次来郑州、我第一次读到《北回归线》的那段日子。在经过了阿九的描述后，我对他初步有了一点想象中的印象，但更深的印象则出自对他的诗歌和评论的认识。我读过他的文章，也读过他的诗歌。我喜欢他文章中细腻的发现和精辟的见地，也喜欢出现在他诗歌中的那些油菜花，那些江南的春天。在这些陌生的诗句中，我找到了熟悉的东西，那就是大自然之美和相同的心灵感受。因为这个，199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要给我出版一本类似于散文诗集的作品《飘零的书页》，经占春老师推举，我郑重地请他——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朋友作序。此前，我和刘翔的联系大多是信件来往，那时他的通讯地址是“公安宿舍”，所以每次到邮局寄信，我总有去一个“正规”场所的感觉。刘翔的字很小，清秀纤细，我保留着他大部分的信件，以备今后他出大名了，可以换银子。因为请他作序的缘故，我和他通了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语速不紧不慢，带有明显的江南普通话的口音。听得出，他是一个性格温和、有条不紊的人。没有多久，他寄来了写好的序，题目是“爱是存在的”。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他又写出了《蓝蓝诗歌：田野、童心或生活给予的一切》，几年后发表在《平顶山师范学院学报》上，再后来，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据说，这是学术文章升格的一种标志。和刘翔见面，也是2003年底，那次我一下子见到了杭州大部分的诗人。记得是在一家提供餐食酒水的茶馆，一个大房间坐满了诗人。我一眼就认出了刘翔——说话的声音、始终笑眯眯的样子，眼镜片后是忽闪忽闪、洞察一切的眼睛。这双眼睛是很厉害的，我感到。刘翔有一个特点，他和别人在争论时，永远不会大喊大叫面赤耳红，总是笑眯眯不慌不忙一条一条摆上来，对方已经气得伸胳膊捋袖子了，他依然处惊不乱，一派大家风范。我早就听杭州的朋友们说，刘翔最受诗人的妻子们的欢迎，因为他不仅能耐心地和她们拉家常，还能从言谈话语间表现出对女性同胞的体贴、尊重，相形之下，她们常感到自己的诗人丈夫家庭中的表现实在不堪。朋友们善意的笑谈，起码也说明了刘翔的绅士风度，见到他后，我深以为然。我认识的诗人里少有他这样的耐心和素养，比如他曾陪我绕西湖漫步，边走边详细介绍西湖的风土人情、习俗历史，娓娓道来，不厌其烦。不仅如此，他还陪我去所有女人都爱去的服装市场，耐心细致地一家一家陪我逛到底，还给我出主意挑选，帮我砍价钱——我自己反倒心里惶惶不安，仿佛他的温文尔雅对我已经构成压力，生怕显出内心那一点妇道人家的庸俗来。我在晓明的陪同下去过刘翔家，三居室，除了卧室我没有进，他的两个书房里，从脚下到天花板，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堆满了书，真正是坐拥书城。更令我惊讶的是，他居然收藏了成千上万盘光碟，这是我在所有朋友家里没有见到过的。我不知道他花在买书和买碟上的钱有多少，估计也会占去他工资的大部分了。那天，他慷慨地送了我几张DVD，都是我没有看到过的片子。离开杭州时，刘翔听说我会下象棋，送了我一副做工极为精细、看样子价格不菲的象棋，沉甸甸的。2004年，我意外地在河南又见到了刘翔，他是来参加诗刊社“汝州诗会”的，那次还来了张曙光、臧棣、树才、森子、占春老师，真是令人高兴。在这个诗会上，我真正领教了刘翔口若悬河、能言善辩的本领，我敢说，起码在这个诗会上无人能敌。后来，我们大家一块去石人山，当地美丽的女导游显然被刘翔的翩翩风度迷住，一步不落地紧跟着他，丢下我们没人管了。我们在这次诗会上谈了很多，诗歌，生活，家庭，都谈到了。我这才发现，刘翔洞悉世事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纯真善良的内心，那也是一块碰不得的脆弱和柔情。诗会一别，到了2005年底，我生病住院，郑州的罗羽、铁哥、白地、田桑、田雪峰等诗友，还有我们大家都尊敬的心理学家赵山明先生，常到医院看护；高春林专门从外地赶来看我，森子、晓明都打来电话问候。待到我出院以后，刘翔给我打长途，说了很长时间。我从他的话语间听到了真切的惦记和关心，点点滴滴，都留在心头。再往后，我听说这位好朋友结婚生子，打心眼里为他高兴。所以，这次他来电话嘱我为“北回归线”的老朋友们写点东西，我欣然应允。刘翔曾为当代抒情诗写过许多文章，可称为抒情诗的坚定守护者，功德无量，后文还有再论。虽然，有一个名叫刘翔的飞人在中国乃至世界家喻户晓，但在我心中，更看重这个文质彬彬的诗人老朋友刘翔。 梁健、潘维和其他朋友 读过梁晓明为梁健写的文章的人，一定对这位传奇般的人物大感好奇。梁健那些忽而挖煤、忽而放羊、忽而“腰缠万贯”、忽而两袖清风的逸事，我没亲眼见过，但晓明笔下的基本事实我应该相信。可是，我印象中的梁健，却是极恬淡的一个人，安静的一个人。九十年代初，他和阿九一起到郑州，我们在一起聊天，他似乎也不多说话，谈得最多的也是诗歌。后来在《北回归线》上读到他的诗歌，才读出一些严酷，一些浓烈又悲伤的味道来。那次在郑州，本来听阿九说他要去河北，但后来突然又回杭州了，只觉得他或许也是一个内心敏感的人，心事深藏着，一般人是无法知晓的。然后，就没有了联系。直到2003年底，在杭州再次见到梁健，大家在一起吃饭，又去了茶馆喝茶，我记得他给我要了一杯“白茶”。我从没有听说过白茶，那是第一次喝白茶。后来才知道，白茶是茶中极品，很贵，可惜我是个“茶盲”，白白让这么好的茶牛饮般灌进了喉咙。早知道的话，我会“淑女”一点，小心翼翼地一小口一小口啜饮吧。十几年后的梁健，面容也添了些沧桑，但这沧桑是厚重的，沉，而且沉默。那天晚上我们喝完茶后，刘翔、晓明、阿九、南野、晏榕等一大帮朋友去下军棋，这是他们著名的“四国大战”，直杀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我不懂军旗，只好当裁判，同时兼任记录，这才发现，他们居然有厚厚的一大本“四国大战”记录，似乎很多人都留下过笔迹，读后让人不禁捧腹大笑。他们几个商量着，将来出一本“四国大战”的书，肯定太有意思了！那晚人多，四国大战战不过来，阿九和梁健又在围棋盘中厮杀，互不相让。下棋时的梁健是寡言的，喜怒不形于色，你判断不出他是赢了还是输了。我到梁健的办公室去过，工作时的他很严肃，也不多说话，忙碌着一部什么电视纪录片。因为我是带着梁晓明的少林刀来，所以，梁健要送我一把剑，我惊喜过望。一天下午，和他同在一个办公室的潘维陪我上街，梁健专门给他一个开店的朋友打电话，让我自己去挑一把剑。那是一家专卖店，里面摆满了诸如“龙泉宝剑”的仿古刀剑。我看花了眼，又不好意思要贵的，到后来居然拿了一把短指挥刀。那刀也是好钢，我拿在手里无用武之地，也是可惜了，沉甸甸地做了个留念。2006年6月，我在青岛与晓明相遇在一个诗会上，恰好当地出产一种名叫“琅琊台”的烈酒，酒精含量据说有七十多度，喝进嘴里犹如吞火一般。晓明说：一定要多买几瓶，回去梁健一定喜欢。结果，今年在河南舞钢诗会上，晓明告诉我，说那次回去后，他有事打电话叫梁健来一趟，梁健说很忙，去不了。晓明故意说，这里有一瓶多么好多么高级的烈酒，梁健立刻斩钉截铁说：我马上就到！晓明说完，大家哈哈大笑。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回想起梁健喝酒时，也是豪爽的。那次在杭州，和他说起我老家春节期间有个著名的马街书会，他说或许要去拍个片子。我回到郑州后就给弟弟打电话，让他帮助安排好食宿的地方。等再跟梁健打电话，他已经出差了，估计他自己也忘了这事。我知道梁健有个儿子，放在外婆家。他很爱自己的这个儿子，常常去看他，还给孩子写过一首诗。我是在《北回归线》上读到这首诗的，他对儿子的那份深藏的柔情，最终是无法藏起来的。以前“北回归线”的诗友中还有潘维。他在1998年冬天到河南，住在未来大酒店。电话打到我家，我去看他，他的人和他的诗是统一的，江南水汽氤氲的抒情。我记得他当时还带了几本关于文学批评方面的书，我们的谈话就围绕着这几本书开始。但说着说着，他就不断叹气道：“孤独啊！”我很吃惊，又觉得似乎很理解他。后来，我才知道，“孤独啊”是他的专用语，也可以说很著名了。离开河南后，他在秦岭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打过几次电话。一年后，他再次来郑州，在我家楼下的饭馆吃饭，当时因为家里有点事情，连饭也没有吃完，我就让他去找当时也在郑州的诗人陈东东。这件事情我一直很抱歉，2003年在杭州，我当面告诉过他，他也是摆摆手，说没什么。那次是他陪着我去拿梁健送的指挥刀，还买了西湖藕粉和桂花糖送给我。2005年，在苏州“虎丘诗会”上我再次遇到潘维，游园林的时候，导游小姑娘一直和他在一起，看得出来，潘维到哪里都需要有小姑娘喜欢，所以，他的“孤独啊”不是没有理由的。南野、晏榕、阿波、康晓蓉……这些我在杭州遇到的北回归线诗人朋友，都是一见如故，就像我很早以前说的那样，“亲戚”，应该是我心中的真实感受。我常和河南的诗友们说起浙江诗人，无论是占春老师、森子、罗羽、海因，以及更年轻的铁哥、高春林、田桑和简单，都会觉得在全国范围里，唯有浙江诗人和河南诗人最亲近。这两个省份的诗歌论坛——“北回归线”和“大河风”诗坛，也成了大家互相来往交流的园地，而《北回归线》和《阵地》，这两份在中国诗坛有影响的民刊，也曾经互相发表过河南和浙江诗人的作品，这一点是其他省份的民刊无法相比的。 我和《北回归线》 《北回归线》是梁晓明或阿九带到郑州后我看到的。第一期、第二期我都有保存，第一期上发表的海德格尔的《追忆诗人》，由我大学时的西方哲学老师刘小枫负责校对。到了第三期，我记得是刘翔和晓明写信向我约的稿子，并有幸忝列编委。我在《北回归线》的第三期、第四期和第六期发过诗歌，分别是1993年，1994、1995年（合刊）以及2003年。河南的森子、海因、张杰和占春老师都在《北回归线》发过诗歌和文章。这是一份没有明显派别观念禁锢的先锋民刊，给予了大家一个良好宽松的创作氛围。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非非”、“他们”提倡“口语化”的同时，《北回归线》的大部分诗人都保持了诗歌的抒情性。九十年代中后期，强调诗歌的叙事性成为国内诗坛创作主流的时候，是否取消诗歌的抒情性问题，仍然吸引着诗人们的不断关注。我记得，当时北京、四川，包括河南本地的诗友，有不少人向我善意而诚恳地提醒，“诗歌不能这样写了”、“抒情诗已经过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或者说我基本上给了否定的回答。这倒不是因为我在诗歌理论和前瞻上缺少创新的勇气，而是因为我从来不太会写“叙事诗”，我没有受太多以社会学因素作前提的诗学影响，或者说，我以为抒情诗问题同样是社会学的一部分，还是我至今认为的：诗歌是语言的意外，但不超出心灵。这不是说我绝对反对“口语诗歌”，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罗羽在向我推荐北岛、多多、芒克等的诗歌的同时，也推荐过韩东的《你见过大海》、《有关大雁塔》等作品，这种崭新意识也带给我很大震动。几年后，我读到了张曙光的诗歌，同样非常喜欢。固然，韩东、张曙光等诗人将朴实、口语化的元素带入诗歌，成为对“今天”以后的朦胧诗创作原则的反动和消解，但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创作都基于一种多元共存的人文理想，以至于很多人误认为，没有隐喻、比喻、意象，只要会说汉语，便可人人皆成诗人。他们不知道写好“口语诗”需要的决不是一般的文字功夫，而只是想当然地“拿来”便是，目前充斥网络的大量分行口语就是一个证明。在此情形下，对“抒情诗”的“围剿”在某些人看来也就显得“顺理成章”。我一直在写抒情诗，但我的诗歌中也不乏口语和叙事细节；只是一窝蜂地追逐“叙事性”对长期关在书斋里的我的写作没有太大影响。当诗友认为我“不能这样下去了”的时候，我确实认真地考虑了抒情诗的问题。令我高兴的是，关于这个问题，耿占春老师、陈超先生和刘翔都写出了文章，表达他们的看法。其中，刘翔发表了《尴尬时代的抒情诗歌——论在中国当代诗歌格局中抒情诗的地位和意义》、《当代抒情诗与诗歌精神》这两篇关于抒情诗的重要文章。他从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背景，诗人们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审美趣味以及更深层次社会政治因素着手，剖析了抒情诗日渐式微的根源，并对当代抒情诗的发展做了梳理，举了大量的实例分析展望了抒情诗的现状和未来，对于抒情诗人来说，这不啻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支持。 勃洛克曾在《论抒情诗》一文中写道：“人们哪，可要留神，不要接近抒情诗人。'他不像青蛇蜇咬人心，却会似蜜蜂把它吸吮。’抒情诗人是从你们划着十字绕行的那个可诅咒的巢穴走出来的，他把自己无辜的芦笛贴着嘴唇，准备告诉你们不听为妙的声音，否则，一旦听得出了神以后，你们便会成为叫花子靠乞讨度日。你们的双手便会把事情抛开不管，你们的双耳便会对一切并不该诅咒的事听而不闻，你们的嘴巴便会不愿喝清亮的淡水，而要喝深色的陈酒。在你们手中闪烁着精致的杀人武器的寒光，而在某个月明之夜那杀人凶手的身影将在你们的窗户上晃动。你们的妻子将会抛开你们，于是你们将会像古代宗教的女祭司们那样，想得到那颤动的环节形蛇的冷漠的爱抚。”——我之所以大段引用勃洛克的话，实在是他说出了我的心声，而且说得是那么好。我还记得，本世纪初，在“北回归线”网站上也有过一次关于抒情诗的讨论，森子、刘翔、阿九、晓明等都加入了讨论，当时我把这些讨论的帖子一一下载，认真地看了几遍。这两年，很多诗友都通过“北回归线”网站、论坛发表自己的诗歌和文论，河南和浙江的诗人也经常“互访”——罗羽、森子、铁哥等诗人到“北回归线”网站交流，河南的“大河风诗歌网站”也常见诸如叶丽隽、白地等诗人的文字。这些和“北回归线”有关的文学交流活动，在我都是快乐和充满学习乐趣的。即便和朋友们不常晤面，但是，就像本文开始所说的那样，点点滴滴，都不在吾心之外，哪怕是细微末节的言行，在今天及以往、未来，想必也能构成个人文学史的内容和整个时代文学背景的“历史感”的一部分吧。是故，择取叶嘉莹先生早年飞离温哥华繁花似锦的春天、前赴杜甫故居时所作诗句——“作别天涯花万树，归来为看草堂春”作为本文标题，聊表对“北回归线”老友的怀念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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