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万多字的一个小长篇，菲利普·罗斯晚年的“报应”系列。 马库斯·梅思纳的“我”的视角下，朝鲜战争阴影中1951年的美国。作为读者，你将与“我”这个大学新生的遭遇发生共鸣，这些遭遇被讲述得灵活、轻盈、不乏幽默，突然，在故事中段，你得知“我”死于19岁。正进行的故事旋即终结，终结在“我”这个犹太青年的人生开始之时。这时你将意识到“我”的视角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被作者一路隐藏起来），你跟随的不是一个“有着大好前程的少年”对大学阶段人生的叙述的现在进行时，而是一个年轻死者的回忆，是一个死于朝鲜战场的士兵在停止呼吸前被困于内的人生记忆。这又是怎样的人生呢？一个美国犹太青年为了逃避父亲似乎无来由的担忧和预见——“我会被征召入伍，战死在朝鲜战场上”转学到离家遥远的中西部大学，在那里，他因为无法忍受学校的规则和管束，一而再地被“傲慢的造反精神”带来的愤怒左右（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鼓荡），被犹太家族易怒秉性左右，最后实现了父亲的预言：作为父母的独生子战死在朝鲜战场。 “我”临终前的回忆，即“我”如何为这种愤怒驱动，作出浅薄的叛逆言行，踏入死亡的旅程。这种愤怒既属于冷战时期的美国青年，也属于犹太青年，属于每一个如“我”——马库斯·梅思纳的凡人，不乏理想、才能和洞见，却依然被这种愤怒碾碎人生，踏入无法理解任何一个他人的无明之地，误解勇气、正直和信仰，无法自控地对表示出善意帮助的他人大骂“操你的”，在匆忙和混沌中结束自己的未来。 罗斯的保守主义的价值立场，只在第一部分“在吗啡的作用下”的最后部分，校长对全校学生的发言中才体现。他隐藏自己的立场，把叙述交给“我”。只在回忆中，“我”节制地评论了遇到的人在“我”的死亡中扮演的角色：桑尼·考特勒是“死神天使”，奥利维娅“对自己施行宗教式的屠杀”，以与“我”不同的方式走向死亡。依靠第一人称构建起小说，这是罗斯故意为之——为了让“我”的错误得到最大的共鸣，为了让读者和“我”一样，错愕地迎来命运的一击，昭示死亡残酷的加速度。 在第一部分，“我”对大学生活的回忆结束后，第二部分转为第三人称，从旁叙述“我”于战场血泊中的结局。不再有回忆的遮蔽，命运的残酷性长驱直入。第三部分是“我”当年的大学进入六十年代后的转向，学生终于夺权，以校长和训导主任为代表的上一代人建立的规则终于被推翻。罗斯的价值批判隐含其间。这两部分十分精短，却为这个故事激起最大程度的寒意：命运可怖在个人和时代的合力，它是一个人平凡、偶然、可笑的选择的后果，也不仅仅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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