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 棋 与 佛 教

山僧对棋坐，局上竹荫清。
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
这是中唐诗人白居易的《池上二绝》之一，写的是山中寺院里僧人对弈的情景。实际上，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涉及僧人下棋的作品，可谓数不胜数。之所以有无数诗人诗作以僧人下棋为题材，是因为自从佛教接纳围棋、围棋走进寺院之后，下围棋就成为僧侣们的生活内容之一。这些古代诗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围棋与佛教关系之密切。但是，佛教接纳围棋、围棋走进寺院，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在写作《围棋简史》一书时，曾查阅并研究过佛经中涉及围棋的文字资料。我认为，佛教接纳围棋、围棋走进寺院的过程，经历了对抗期、磨合期、交融期三个阶段。
一是对抗期。大约在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内陆的东汉至三国时期。大家知道，最早译成汉字的佛经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收藏于洛阳白马寺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佛经的翻译者基本上都是来自印度、尼泊尔和西域的僧人。他们把流行于印度并出现于佛经中的一些游戏，结合中国国情而对应翻译为“博弈”（博戏和围棋），至隋朝时翻译的《莲花面经·卷上》才出现“围棋六博”字样。这个阶段，佛教界对围棋的基本态度是反对和排斥。如收集于《中华大藏经》中的《佛说长阿含经》明文禁止僧人参与棋局博弈之类的游戏；《佛说梵志阿颰经》在种种戒规中专门设立了一条：“不得樗蒲（今之麻将）、博弈”；《央掘魔罗经》则明令佛门弟子“善学诸明处，远酒离博弈”；《增壹阿含经》告诫出家人要自尊自爱，且莫进入“博弈之家”。早期佛经在明令僧人远离围棋活动的同时，还极力宣扬围棋的危害，把围棋与酒色之害相提并论。如《正法念处经》，把围棋、樗蒲、相扑、射戏等都定性为“恶道”，《别译杂阿含经》中说“博弈相侵欺，损伤钱财尽”；《杂阿含经》卷四十八说“博弈亡失财，是非为大咎”。早期佛经这种排斥和否定围棋的态度，是和当时（东汉至三国）社会上否定围棋的歪风相呼应的。直到三国中期，东吴太子孙和的舍人韦昭还奉太子之命写了《博弈论》一文，对围棋百般诋毁，试图一举而废除之。早期佛经对围棋的态度与《博弈论》如出一辙，绝非偶然。
ont > 二是磨合期，约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历代皇帝和社会名流的提倡，围棋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已经由此前的“游戏”成为文人士大夫追求的“艺术”修养。同时，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僧侣队伍的日益壮大，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也日渐融合。因此，佛教界对围棋的基本态度也开始由最初的对抗而变得宽容起来。在由对抗到宽容的转变过程中，有三位历史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位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活动于后秦首都长安的高僧鸠摩罗什。他既是佛经翻译家，又是围棋高手，自然对围棋的本质和功能有其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他的围棋活动也必然对追随他的广大僧众产生正面影响。而鸠摩罗什的更大的贡献是在他翻译的《维摩诘经》中，第一次肯定了围棋对佛门僧人的修行有益无害，从而为围棋走进寺院开启了理论之门。《维摩诘经》此前曾有多种译本，在弘始八年（406）后秦国主姚兴请鸠摩罗什重译并定名为《维摩诘所说经》三卷。此经的《方便品》一章中说：“若至博弈戏处，辄以度人。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世典，常乐佛法。”这段话的意思是：出家人如果到社会上那些下围棋、玩博戏的地方去，同样可以弘法度人。接触这些游戏，虽然不是学法的正确途径，但是并不影响你的坚定信仰。僧尼们参与社会上的这些活动，实际上正是佛所示现的随顺世间法。《维摩诘所说经》的这一论述，对佛教与围棋结缘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位重要人物是支遁（314—366），字道林。河南陈留人，本姓关，25岁出家，是东晋高僧，为般若学六大家之一。他和同时代的书法家王羲之、指挥过淝水之战的宰相谢安、中书令王坦之等上层名流都是好朋友，经常一起下棋清谈。据《世说新语·巧艺》载：“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就是说，在一起下棋的时候，王坦之和支道林分别给围棋起了个外号（别名）：王坦之管围棋叫坐隐，支道林管围棋叫手谈。从此，“手谈”之名不胫而走。在这之前之后，围棋共有十多个别名，但影响最大、叫得最响的是手谈。“手谈”的发明者竟是一个和尚！由此不难想见，支道林这位棋僧对围棋的精髓有多么深刻的研究，他对围棋又是何等的酷爱。而他以僧人身份参与上流社会的围棋活动，这本身就是围棋与佛教结缘的样板，必然对佛门弟子起到榜样的号召作用。而同时代的鸠摩罗什在长安，支道林在金陵（今南京），一东一西，遥相呼应，对全国佛教界影响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第三位重要人物是梁武帝。梁武帝萧衍（464—549），是南北朝时期粱朝开国皇帝，在位47年之久。他的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手抓佛教，一手抓围棋，两手都很硬。他酷爱佛教，优待僧侣，大修寺庙，曾四次舍身出家到同泰寺当“寺奴”（干粗活的下层和尚）再由大臣用国库的巨资赎买还俗。他研究佛经并颇有造诣，常亲自登台讲经说法，还在寺庙里提倡素食、禁止食肉，一声令下，至今汉传小乘佛教徒仍不敢违背圣旨。他对围棋之爱，同样爱得发狂。他重用会下围棋的大臣，同大臣们下棋经常通宵达旦。他的围棋水平甚高，亲自撰写了《围棋赋》和《棋品》一书，还两次下圣旨组织开展全国性的“品棋”，为棋手们考定“棋品”（今之段位）。梁武帝在佛教界，有“皇帝菩萨”之名；在围棋界，则是实至名归的“围棋皇帝”。不难想见，这位集围棋、佛教两爱于一身的皇帝，对佛门弟子的影响该有多么深远。“南朝四百八十寺，寺寺皆闻下子声”，当是围棋走进寺院后的动人场景！
三是交融期，即隋唐之后，历宋、元、明、清直至当代。隋唐之后，佛教界彻底接纳了围棋，围棋与佛教已水乳交融。许多僧人以会下围棋为荣，此后历代高僧，出了许多围棋高手。仅初唐时期，就有梵志、辩才、一行等人。梵志（？—670）既是棋僧，又是诗僧，他曾写诗赞叹围棋和双陆：“双陆智人戏，围棋出专能。解时终不恶，久后与仙通。”辩才，是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禅师的弟子，《法书要录》称他“琴棋书画，皆得其妙。”而琴棋书画的提法，就缘起于辩才和尚。隋唐之后，僧人们把围棋作为社交手段，广交社会名流，借以弘法布道。如诗圣杜甫的好友旻上人，就是一位会下围棋的高僧。两人年轻时交游多年，以致老年后的杜甫还念念不忘，写下“棋局动随寻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的诗句，回忆当年与旻上人一起游湖下棋的美好情景。中唐诗人刘禹锡的好友儇师，是一位棋艺高超的长安高僧。刘禹锡在《观棋歌送儇师西游》这首七言长诗中赞扬儇师的棋艺说：“长安男子东林师，闲读艺经工弈棋。有时凝思如入定，暗复一局谁能知”。此后历代，像旻上人、儇师这样棋艺高超、和社会名流交往密切的棋僧，可谓不胜枚举。围棋走进寺院之后，受到广大僧侣的普遍喜爱。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资料，说济公也是一位棋僧。灵隐寺在整理历史资料时，发现了济公写的一首诗：“无为堂上，敌手相逢。移来一座水晶盘，倾下两行碧玉子。聚三掣五，夺角争先。”下面还有一些句子。全诗并没有提及围棋二字，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首诗写的正是围棋。后来，光泉法师重新抄录了济公这首诗并烧制成瓷盘，作为灵隐寺与外界交流的礼品。而灵隐寺僧人围棋代表队则刚刚在2011—2012年度杭州市围棋大赛中取得佳绩。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评价灵隐寺僧人的围棋技艺平均为业余三段到四段。
围棋和佛教为什么能够如此交融呢？换言之，佛教为什么能够接纳围棋使围棋走进寺院呢？我认为，根本原因是自魏晋南北朝之后，禅宗逐渐成为中国内陆汉传佛教的主流。而禅宗文化作为佛教文化的主流，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围棋文化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譬如“平常心”本指一种宁静、安详、平和的心态，佛门把它作为修行的不二法门，围棋棋手则把它作为发挥棋艺的最高境界。围棋棋理和佛教教义之间，有着许多类似的相通之处。正因如此，南宋诗人、文人棋手徐照，在写给他的好友、和尚释从善的诗《赠从善上人》中说：“诗因缘解堪呈佛，棋与禅通可悟人。”棋与禅通可悟人，真是精辟到家了！关于围棋与佛教之关系，这句诗已经包罗万象，还用再说多余的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