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尔浒大战，辽东明军全面溃败，努尔哈赤转守为攻。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占领开原，马林及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游击将军于守志、守备何懋官等明将尽数被杀。建州兵开始屠城，幸存者惊窜逃亡，城中士卒尽被杀，城郭被毁，公廨民舍焚毁者无数。明廷得知此事后，不胜惊惧。  萨尔浒大战。来源/《上下五千年》，林汉达，曹余章编著，少年儿童出版社 , 1998年版 开原并非一个小墩堡，就在努尔哈赤攻占之前，开原兵备道守备冯瑗于万历末年修辑的《开原图说》详细地介绍了这个地方。开原是军事重镇，下辖本城、中固城、铁岭城等及大小堡垒20余座，诸堡置军若干，又设墩台100多座，屯戍村落遍布周边。海西、福余卫及“西虏”、建州等均在《图说》中有载。此外，冯瑗还将明军的行军布阵、战备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如此牢不可破的堡垒群，为何在努尔哈赤的攻击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结果令人感到不解。 六月二十二日，开原防线被毁后，明廷决定以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熊廷弼可有制敌良策？他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此前曾巡按辽东，曾提出保卫辽东之计策。他还十分反对杨镐等采取的冒进军事行动。 熊廷弼责任非小。六月二十八日，其奏曰： 辽左为京师肩背，欲保京师，而辽镇必不可弃。河东为辽镇腹心，欲保辽镇，而河东必不可弃。开原为河东根底，欲保河东，而开原必不可弃。今开原破矣，清阳弃矣，庆云抢矣，镇西围矣，中固、铁岭、懿路、泛河数城妇女老幼空国而逃矣！自鸭绿江东南起止，西北一带城堡除抚顺、清河失陷已报外，如永奠、新奠、长奠、大奠、叆阳、孤山、碱场、一堵墙、晒马店、散羊峪、马根、单东州、会安、白家冲、三岔、抚安、柴河、松山、靖安、威远、镇北数十堡已弃去，而边内之村屯城寨已抢毁无遗矣。独辽阳、沈阳为河东孤注，而昨据经臣揭报，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而辽沈何可守也！贼未破开原时，北关相倚，犹有后背之忧，朝鲜未败，犹有左腋之患。今开原破而北关不敢不顺，使币往来，而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背腋之虞，又合东西之势以交攻，而辽沈何可守也！虽有败残新集士卒四五万人，皆有名无实。而此番开原损折，又奚啻万计！……今开原一带尽失，而外交合矣。朝鲜、北关皆阴顺贼，而内患除矣。则亦何所顾忌爱我辽阳而不攻哉！夫开原，古之黄龙府，而元之所谓上都也，城大而民众，物力额饶，贼住城中，用我牛马车辆运金钱财货，数日未尽，何止数百万！但分我开原余财十数万以饵宰卜二十四营、炒巴二十营，使之东攻辽沈，西攻广宁，彼诸营所得春秋两赏于我者几何，又何爱于我而不听贼以攻我？试观日来塘报，东贼攻开原，而西虏五营即率三千骑抢庆云，又报三万骑围镇西，炒巴等酋又率五万骑广宁挟赏，是西虏明明已皆为奴用命，而辽沈可保乎？辽镇可保乎？不惟辽镇难保也，如贼全有辽镇，所获金钱财货何止数千万，但分数十万全饵虎墩诸酋入犯昌蓟，如也先之薄京城，又分数万金饵卜、素诸酋入犯宣大，如俺答之趋两关，以牵缀我不敢出京城一步，而贼然后长驱入山海关，或繇海道取天津及登莱一带，此皆国家必受之患，理势必至之事，而该臣十年前不幸而屡中之言也！”万历皇帝同意其议，并颁诏曰：“恢复开原乃御虏安边急务，应用兵马、器械、钱粮、刍豆等项，着各该衙门火速处办，刻期齐备，毋得借口缺乏，致误军机。熊廷弼仍赐剑一口，将帅以下不用命者，先斩后奏，着星速前去，用心经理，以副朝廷委任至意。 全国各地的部队正陆续紧急抽调往辽东，但熊廷弼意识到，辽东的局势根本不容大军集结。辽东方面必须先就近征集军队，直到各地友军到达。 但八月以来，噩耗越来越多。铁岭卫也为努尔哈赤所破，总兵李如桢、贺世贤等领兵救援不及。熊廷弼自中原门户山海关而到辽阳后，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等，以正军法，同时抚谕百姓，设坛躬祭阵亡将士。他开始着手夺回失陷地土，因为在他看来，这有助于振奋军民士气，缓解朝野焦虑。 熊廷弼向朝廷陈奏其所面临的可怕局面，并请求增援。他题称： 自逆贼降抚顺，克清河，败三路，已骄锐不可言。时犹恐关西大发援兵，未敢轻自出巢。及开原、铁岭不战自下，懿蒲、辽沈不攻自逃，而谋夺辽沈之计决矣。虽有总兵李如桢等专守沈阳，帮以河西李光荣之兵，共有万计，而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总兵贺世贤专守虎皮驿，应援辽沈兵，虽数千而堪战者不过二千四五百人。总兵柴国柱专守辽阳，虽有川兵及残兵零杂之众二三万人，然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直可谓之无兵。 相比之下，努尔哈赤则颇为春风得意。经过东征西讨，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初步在辽东站稳脚跟。明军的抵抗基本都结束了，海西、叶赫等部亦不再党附明朝。《清太祖实录》不无得意地记载： “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 熊廷弼的诸多私人信件中，也不止一次谈到了明朝与鞑靼结盟的设想，并对这一设想进行过充分论证。在《与官掌科》疏中，其曰： 顷用夷攻夷之说，章满公车。若调将百十员，征兵十余万，皆属无益。而今靠此为灭奴第一妙着者。诚如是，则经略拱手受成事，而亦可免于征调之苦矣。然而拨诸事实，有不尽然者。虎憨为人无远略，虽族姓诸部，控弦约十万，然皆自为政，徒以名位相系属。宰赛与暖兔、炒花诸酋为泰宁、福余种类，非虎憨元孽也，虽附憨而亦不甚听调度。宰赛与诸父弟侄多仇怨，今被擒，莫有怜者。虽不无狐兔之悲，而诸营与贼俱有亲戚往还，心既不齐而力又薄，不能制贼，又不敢借兵于虎憨，引狼入室，致滋践轹。虎墩于宰赛既痛痒无关，又距贼千有余里，风马牛不相及，终料贼不能侵害己，谁肯无端替人兴兵构怨？且西虏专用骑，利于平原广野，而以施于山林险阻之地，与马步兼用者角，恐亦不能猝得志于贼也……挟贿以求不愿出兵之虏，而为四夷所侮笑，此诚不可不虑也。非谓用夷攻夷之说为非是，而以西虏不必挑激也，阴间之而借以疑阻东虏则可，明挑之而仗以讨灭东虏则不可；缓致之而出以有意无意则可，急寻之而使其日骄日挟则不可。薄尝之而视为不紧要之余着则可，厚望之而靠为第一件之胜算则不可。要使张弛操纵，令虏入吾彀中而不觉吾，所以用之之意，方为得策。至于此虏未必可用，我今日未必能用此虏，做去自验，而今且不欲尽言也。 事实上，熊廷弼所提及的虎憨，即虎墩兔憨（林丹汗），对努尔哈赤并无兴趣。他的目标是成为另一个俺答汗，统治整个蒙古，并通过袭扰威胁明朝开放互市。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年），虎墩兔憨败亡。他的统一之路彻底断绝，女真人开始吞并蒙古之旅。 九月十一日，熊廷弼奏曰： “自奴陷北关以来，人心逾溃，沈阳空垒，独力难支。据道臣韩原善、阎鸣泰及该城官生人等，咸欲归并辽阳，还兵自保，揆之人情事势，实不得不然。退缩自固，羞愤何言，倘邀皇上之灵，守得辽阳，俟明春二三月间，大兵厚集，再图恢复。” 不过，努尔哈赤的计划确是绕开辽、沈，直取辽东港口门户锦州、盖州，以切断山东至辽东的海上粮道。
熊廷弼认为，辽东的局势尚非不可挽回。其长策上奏，万历皇帝是其议。其略曰： 臣亲至各边隘口相度地形，算贼之出路，即可为我之入路者有四：在东南路为叆阳，南路为清河，西路为抚顺，北路为柴河、三岔儿间，俱当设置重兵，为今日防守、他日进剿之备。而镇江南障四卫，东顾朝鲜，亦其不可少者。此分布险要之大略也。 每路设兵三万人，裨将十五六员，主帅一员，布为前后左右中各营，如遇贼对垒，则前锋迎之，中军继之，左右横击之，后军殿之，使各路自为一分，合奇正以当一面。如建州与一路相持，在西路则南路、北路出奇以击之，东南路悉力以捣之；在南路则东南路、西路出奇以击之，北路悉力以邀之，其在镇江，当设兵二万人，裨将七八员，副总兵一员，半扎义州，半扎镇江，夹鸭绿而守，如贼犯朝鲜，合力拒堵，而四路则分道捣巢，以牵之贼；与四路相持，则镇江、朝鲜合兵而西以捣之，使各路总为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此各路联络之大略也。 清河、抚顺、三岔儿三路，山多漫坡，可骑步并进，当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将统之；宽、叆林箐险阻，可专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将统之；镇江水路之冲，当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将兼领之。此酌用南北兵将之大略也。 各路领兵到边，画地而守，无警就彼操练，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相应援。时各挑其尤精悍者为游、徼，以捉其哨夷，扑其零贼，使贼不敢轻出边，且以防其耕牧，又时以一路率所部直入贼境，而分其三之一设三伏以待贼，且战且却，遇伏则又战，然后从容进边，而东路未已，西路复然，北路未已，南路又然，更番迭扰，以疲贼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或四路并进，或三路牵制，而阴并一路，此坐困而转蹙之大略也。 善行师者，行必结阵，止必立营，见可而进，知难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营，贮放粮草，兼作退步。各路兵虽三万，如深入百数十里，必须留营数所，拨兵防守，而前路迎敌兵马必渐单薄，所定前数断难减少，且兵马既随各帅往边，辽城空虚，再设兵二万，平时驻扎辽阳，以壮中坚，有事策应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设兵一万，联络东西，以备后劲。金、复设兵一万，防护海运，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略也。 臣考征播之役，用兵二十余万，及围酋于囤上，犹用十五万众。今贼改元僭号，已并有两关、灰扒、鱼皮、乌喇、恶古里、弓知介、何伊难一带海东诸国兵众，又令降将李永芳等收集三路开、铁降兵万人，计兵已近十万，强播数倍。今议用兵十八万，马九万匹，而见在主、客残兵，续到援兵及召募新兵虽近八万，尚在沙汰，难作实数。其余惟有召募、征调二法，辽人以辽守辽之说，自李如桢、李登等建议，屡试不效，势不得不取诸征调。臣请以此责成兵部。 每兵一名，岁计饷银一十八两，兵十八万，该饷银三百二十四万。内每军月给本色五斗，该粮一百八万石，又每马日给豆三升，九万匹该豆九十七万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给一束，岁除四个月青草不给外，计八个月该二千一百六十万束，小束倍之。通共岁计船费几何？车、牛、人工各费几何？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请以此责成户部。 往者，清、抚、开、铁、汎、懿、蒲、沈俱无恙，则河东以辽阳为家当，广宁为转输。今辽阳为冲边矣，又当以广宁为家当，山海关为转输。凡兵马、粮饷、战车、火器、盔甲、弓箭、匠作、马牛，一应军中必不可少之物，势自不能不仰资协同干办。臣请以此责成督抚。 《东夷考略》记载，是役，调兵18万，每岁增饷324万两，陆运车3.7万辆，用牛7.4万头，费颇不赀。《三朝辽事实录》则称，前线用粮108万石，马9万匹，豆9200石，草2160万束。人粮、牛料等耗费共136.5799万两。以此观之，即使辽东用兵尚有可为，但其背后所需之财政支持，无疑会使国家经济走向破产崩溃。 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年）正月二十一日，明廷从朝鲜方面收到了关于辽东局势的奏疏。努尔哈赤曾令朝鲜加入反明大军，但被朝鲜拒绝。现在，形势却有不同。朝鲜国王李晖奏： 据自虏逃回人供称，奴酋八月中攻破北关，金台石自焚，白羊古出降。先是铁岭之战，有蒙古酋胡宰赛助兵天朝，亦被奴酋灭虏。十月中，奴令其婿好好里于斗等问鲜国降，将俺欲通两家和好，恨朝鲜不肯听从，又其部下胡人传说，奴酋父子共议曰：“朝鲜、北关、宰赛皆助兵南朝，今北关及宰赛皆已破灭，惟朝鲜尚在，不可置朝鲜于后而先犯辽东。”又闻密议于迤东牛毛寨、万遮岭多遣兵马防守，仍造作攻城长梯。各胡仍说今冬不抢辽东，先向宽奠、镇江等处。臣惟奴贼敢仇天朝，藐视小邦，先通书肆其骄喝，小邦既不能斩使焚书，姑令边臣答谕。厥后，伊贼又送凶书，悖逆狂戾，有不忍言。兹者，恶稔滋张，哄胁愈甚，既陷开、铁，旋吞金、白，专觊辽阳，而或虑小邦之掣其后，必欲先事蹂躏。今据牛、毛两路之造梯，部下诸胡之传说，无非专意小邦。小邦甚败之，余剪焉不振，藩篱将拨，门庭莫保。况天朝之宽奠、镇江等处，与小邦之昌城、义州诸堡隔水相望，而邈处边头，孤危特甚，所在要害险易，守御坚瑕，贼必诇知，贼若从叆阳境上鸦鹘关取路，绕出凤凰城里面，其间既无关岭之扼，一日长驱，或犯宽奠一带，或抢小邦昌城等处，则各该地方无暇婴垒，殆莫自保。内而辽左八站，外而江东一城，彼此隔断，声援阻绝，无复唇齿之势，尽为豺豕之场。言念及此，小邦之所以不遑嫠恤，而惟以汉边牧圉为忧者也。伏愿圣慈察臣疏内情节，亟询部议，确定庙算，急调大兵来驻宽、镇等地方，仍与小邦迭成犄角，以重关防之钤辖，以绝狡虏之窥觎。如或伊贼径侵小邦，便添辽镇诸兵，趁期来援，克终庇保之隆恩，俾因屏翰之旧业。 万历皇帝曰：“据奏夷情甚急，应援时不可缓。该调兵将，兵部便作速议覆。” 两天后，熊廷弼题称：“奴酋将犯辽阳及宽奠、镇江等处，又欲分兵先攻朝鲜，以绝我声援。”接着，他又感慨曰：“（朝鲜）所以为我中国虑者，甚于中国之自为虑，而我可以无兵之故支吾应之，未误朝鲜而先自误乎？往拨新兵往防清河、叆阳等处，纵使不逃，亦属无用，而今逃且尽矣。此外更无兵可拨矣！……镇江添设之兵将何在？四路各设之重兵何在？则前议亦纸上之空谈耳！”万历皇帝急命兵部采取行动。 一天后，逃兵问题出现了。据熊廷弼奏： 赞画刘国缙所募新兵共一万七千四百余名，分发镇江、宽奠、叆阳、清河诸处防守。忽报清河新兵于昨冬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等日陆续尽逃讫。据赶回逃军供称，俱是各给免票，暂借一时，今闻家中差役繁苦赶回，复去镇江、宽奠、叆阳亦有尽队而逃者，存留辽城之兵，合杨于渭、卞为鹏所统领原兵五千余名，除沙汰及逃回外，止存一千余名。此外，尚有杨武烈所领一千五百余名，曲韶所领一千七百余名，旋移檄赞画，往召逃兵，正身皆匿不出，但家属口称愿朋偿安家银两，及欲另佥精壮补伍，皆怨詈不绝口。议将南卫兵逃者责成海盖道康应乾，设法调停，河西兵逃者责成分巡道张凤翼多方拿解，以赞画之法难行于乡里，而两道之法可行于地方也。至臣驭军无律之罪，乞行罢斥。又言惮征调者倡以辽守辽之说，以为远征不如近募，图存不必远求，贵精而不贵多。今其说屡试不验矣。独贵精之说尚牢固不破，辽阳、沈阳、抚顺、清河、叆阳、宽奠、镇江皆当贼一面，来路不置兵，无以阻其阑入，不多置兵，无以当其聚攻。而主贵精之说，势自不能，分散布置，必屯聚辽城一处，然后可以。应沈阳则百二十里，应抚顺、清河则二百余里，应宽奠、叆阳则三百余里，应镇江则四百余里，鞭长不及，马腹如何能济？况海州、三岔河、金、复等处尚议添设，以护海运，以防门户，则贵精不贵多之说，作何铺摆？ 万历皇帝是其议，认为应当征调更多军队戍守辽东，以保障调遣布防需要。 兵部愈加忙碌，万历皇帝要求从宁夏、甘州、固原等处征调边军赴辽东协防，期限6个月，不至太久。 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年）夏，熊廷弼巡按诸边后，奏曰： 自城守沈奉以来，臣恐贼转掠东南，因檄发兵将防守威宁、叆阳、宽奠，犹恐各堡孤悬，未经亲历，乃于六月初四日往奉集，会监军、总兵商战守事宜，随繇奉集至威宁，历叆阳、宽奠，缘鸭绿江岸抵镇江城。复迂道看险山旧边，转渡夹河，登凤凰山，寻莫利支屯兵处，遂从镇夷、镇东、甜水站而还，计地千有余里，往返十有三日，此经行大概也。自奉集至威宁以东，路皆山险，威宁背山面河，叆阳、宽奠四面逼山，及孤山、洒马吉、碱场、永奠、长奠、大奠各堡，皆如处复壁中。旧边自叆阳东南，至险山、宁东，江沿各废堡离边八九十里，皆陡岭密箐，可据守战。自展宽、永各堡，挂出东北角外，离边仅三十里，或十五六里，甚薄且逼，而险反在内。其谷民皆依山居住，穵山耕种，村舍寥寥，无人民蓄积，以故年来贼弃不取。臣初以贼窥南卫为虑，今山势险远如此，马难遽到，又以贼抢村屯为虑，今人民零落如此，入无所获，臣何敢聚一二万人马粮草，以启戎心。随将前发川将周世禄等俱复调回，驻虎皮驿，为沈奉策应。俟初到土、浙各兵休息月余，衣甲制备，然后发守镇江、凤凰城里路各堡，作南卫声援。惟是贼倾巢移住新塞，添筑山城，札屯关口，专心并力以图辽沈。辽沈得而宽奠、镇江可无更举，此贼扼要之计，臣心恶之。昨六月十二日之举，虽被堵截，怏怏而去，然大众尚全屯抚顺城下，图为再计。总兵柴国柱、贺世贤日索请兵将，各镇续到募兵，皆云乌合。浙兵未全到，酉阳、石柱兵虽到，介未完，械未备，且非沈奉间平原旷野之长技也。官军荷戈甲于赤日炎蒸下，颇多病，又不速得奖赏，以慰安鼓舞之，其志气无不灰者，仅仅两道臣。而邢慎言又以病不能出，今索兵，徒发无用之兵；索将，皆留可用之将；索道，臣杳无莅事之期；索犒赏，复吝已票之旨。即求一圣谕慰劳官军，亦未慨发，岂欲弃辽以授贼耶！ 万历皇帝同意筹集30万两军饷专供辽东将士。 与叶盛、于谦、杨一清、郑洛等一样，熊廷弼同样具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边防地区，保境安民。但到了九月二十一日，熊廷弼被弹劾罢职，其故为何？ 据载，熊廷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故经常得罪同僚，少有人与之交往。故户科给事中姚宗文丁忧完毕回朝，请熊廷弼为自己奏讨新职，但熊廷弼不从，姚宗文由是怨之。后来他到吏科任职，受命阅视辽东军马，与熊廷弼颇不和。刘国缙为辽东人，原为御史，因失职罢免，后来朝廷采取辽人守辽之法，重新起用刘国缙为兵部主事，赞画辽东军务。此人募兵7万，逃者过半，为熊廷弼所奏，亦憎恨之。姚、刘二人同为言官，也因此意气相投，以攻击东林党，攻击道学者，同时也攻击熊廷弼为己任。
姚、刘不过是党争的缩影。彼时朝野上下，以道学为己任的东林党人正掀起一场新的党争。辽东的危机和军事失利，不幸地卷入到了党争之中，成为党争的导火索。党争严重干扰了君臣对边情局势的分析和归责，同样影响了他们对辽东形势所采取的行动。至此，辽东能否收拾残局一事，恐怕希望已然渺茫。 广东道御史冯三元弹劾列举了熊廷弼无谋者八款，欺君者三款，直呼不罢熊廷弼，辽东必不能保。其曰： 开、铁被陷，遗禾满野，窖积场积，皆为外储。廷弼不急收保，而弃以资敌，无谋一也；中国之长，惟在火器，乃八万之资，一朝而烬，曾无防闲，无谋二也；金、白告急，廷弼不救，坐使奴去心腹之蠹，我失肩背之助，无谋三也；健儿不以御侮而以渡壕，行伍不以习击而以执土，无谋四也；沈阳之犯，与王大人屯之役，贼来而听其蹂践，贼去而谬曰堵回，无谋五也；又所云守者据要害走集也，乃数十一屯，数百一聚，如以蛇啖蛙，相次俱尽，何益之有，无谋六也；辽人可用而不欲用，矿兵可用而不能用，乃以噎恶食，无谋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翦，翦之六十万，以楚千里而遥也，今之请数，有翦三分之一矣，而奴之地，有楚三分之一乎？据其取足者，似乎善用多而无用多之才，无谋八也；请兵请饷，分固应然，而动为要挟之词曰：“要辽不要？”有如我皇上试问之曰：“锡尔尚方，假借八百万金钱，四方召募，此何为者？”而曰要辽不要，欺君一也。辽左道将，亦极一时之选，而不能用也，乃动曰：“辽阳止两监军也。”岂两监军之外，皆土木偶人乎？欺君二也。兵未足而言纸上之兵，兵已足而言无兵之用，则岂欲得神兵而用之乎？欺君三也。 冯三元所称欺君的“君”，很可能是在位短暂的泰昌皇帝，天启皇帝下令覆实其事。 冯三元的言外之意，是对熊廷弼的防御性战略的反对。但是在当时具体的局势下，交战双方都不知道应该选择进攻路线还是防御路线，以此指责未免苛求。就在此时，有“东林六君子”之称的兵科给事中杨涟，加入了辽东问题的讨论中。他先是支持熊廷弼，后又转而弹劾，最终熊廷弼被罢。 熊廷弼才在任几个月就遭罢职，谁将取而代之？1620年，明朝经历了三帝更迭，先是反东林党的万历皇帝于七月二十一日去世，接着是亲东林党的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但仅仅一个月后的九月初一，泰昌皇帝就驾崩了，皇位转而由万历皇帝的孙子，年仅14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继任，而宫中实权则为阉党魏忠贤所垄断。十月初五，东林党人袁应泰奉命经略辽东，当时宫廷内部一片混乱，而东林党人则牢牢把持朝廷。 袁应泰是实干型地方官员，曾修城浚河，救济灾民，历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兵部武选司郎中，广受好评。然而，他因越权擅自动用官库银粮而遭户部弹劾。多年后，袁应泰被起用为河南右参政，以按察使身份到永平治兵。为了应对辽东局势，袁应泰加紧练兵并修备武器，关外所需粮草、火药之类都能及时供应，深受经略熊廷弼信赖。 与熊廷弼的谨慎态度（建设防御，计划防御）不同，袁应泰的策略更显咄咄逼人。他希望尽快恢复明朝在辽东的主导统治地位，曾杀白马祈神盟誓。他上疏道：“臣愿与辽相始终，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与臣相始终。”明熹宗赐予其尚方剑，袁应泰斩杀贪将何光先，罢免大将李光荣及以下10余人。为了收复抚顺，袁应泰议用兵18万，大将10人，并上陈行军方略。 那么，袁应泰是对付努尔哈赤的合适人选吗？据《明史》载： 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廷弼在边，持法严，部伍整肃，应泰以宽矫之，多所更易。而是时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言：“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于是归者日众，处之辽、沈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潜行淫掠，居民苦之。议者言收降过多，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祸且叵测。应泰方自诩得计，将借以抗大清兵。会三岔儿之战，降人为前锋，阵死者二十余人，应泰遂用以释群议。 尽管有降人英勇作战之例，但更多归附的鞑靼人还是墙头草。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进攻沈阳，未能拿下。但第二天，努尔哈赤再攻沈阳东门时，降人数千开城应之，城遂陷，朝野震惊。  接着，战事就转移到了辽阳。据《明史》载： 应泰乃撤奉集、威宁诸军，并力守辽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环四面守。十有九日，大清兵临城。应泰身督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出城五里迎战，军败多死。其夕，应泰宿营中，不入城。明日，大清兵掘城西闸以泄濠水，分兵塞城东水口，击败诸将兵，遂渡濠，大呼而进。鏖战良久，骑来者益众，诸将兵俱败，望城奔，杀溺死者无算。应泰乃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陴固守。诸监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并逾城遁，人心离沮。又明日，攻城急，应泰督诸军列楯大战，又败。薄暮，谯楼火，大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示盛饰迎门，或言降人导之也。应泰居城楼，知事不济，太息谓铨曰：“公无守城责，宜急去，吾死于此。”遂佩剑印自缢死。妇弟姚居秀从之。仆唐世明凭尸大恸，纵火焚楼死。 袁应泰虽死，朝廷仍嘉其忠节，赠兵部尚书。辽阳失陷，是日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二十一日。 袁应泰之死，与沈阳、辽阳的沦陷，是辽东防线的第二次毁灭性打击。第一次是杨镐四路明军之败，而此次则是辽沈。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看起来锐不可当，明廷似乎还不知如何应对这一阴霾密布的战局。天启小皇帝独自执掌朝政，官僚集团却党争不断，党同伐异。明朝，究竟该何去何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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