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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古朴、凝重、雄浑、典雅，闪耀着金属质地的冷峻，却蕴含着人文的温度。中国的青铜，兴于王政，盛于三代；被视为王者之器，表现着庙堂、王权、秩序的神秘、庄严和威仪。先民以瑰丽的想象熔焠合金，铸以模范，倾注虔诚的信仰，缀以诡谲繁复之纹饰，铭以宗庙社稷之大事。尤其商周时代，青铜器承载着区分亲疏尊卑、定立礼制法度的功用。即便进入铁器时代之后，青铜器及其代表的宗法、礼乐文化也依然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展现着意志与威严，且沉淀为中国人血液之中的文化基因。这是中国青铜本质上有别于西方青铜之处，也是中国人在其后的数千年中不断研习发展制铜技艺、稽古开新的原因所在。本展展出的280余件（套）珍贵青铜文物，既有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众多宝藏，也有湖南省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典藏的瑰宝，它们是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载体；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商周青铜器的庄重典雅，以及汉至明清青铜器的传承和变化。灼灼铜华，代代相传；青铜不朽，王者归来。在时光长河中，青铜器由厚重而轻巧，从庙堂走入民间，唤醒华夏儿女骨子里的礼乐文化记忆。而此在的我们，可期藉此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真再度相逢。中国的青铜时代，就是“王”的时代。一个强有力的王国政权才能高效调度矿产、人力、物力等社会资源，才有可能出现青铜器的大规模生产。所以，青铜器与王权相伴相生，与王政相促相成。夏商周时代，涌现了数量众多的青铜精品，比如：夏晚期的网格纹鼎，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件二里头文化铜鼎，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铜鼎；商代的“后母戊”方鼎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西周“何尊”上的铭文“宅兹中国”，是对“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湖南也是长江流域出土商至西周青铜器最多的地区之一，迄今为止，总数达400余件。如四羊方尊、兽面纹铜瓿、象纹兽面纹大铙、皿方量等。就体量及工艺而言，均堪称商代及周代早期青铜器中的“王者”。这些青铜精品，被看作王者“受命于天”的重要物证。到了东周时期，青铜器在贵族阶层中的运用更为广泛，但“九鼎”仍然是赫赫王权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青铜器就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爵是中国古代一种用于盛放、斟倒和加热酒的容器。商代饮酒之风盛行，爵是最为常见的礼器之一。比起晚期的精美繁复，这件早期的青铜爵铸工粗糙，造型古拙。但已经具备爵前部有长流、后部有尖尾的主要特征。斝(jiǎ)是古代中国用于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商汤王打败夏桀之后，斝被定为御用的酒杯，诸侯则用角。这件斝的立柱和鋬与器身并无插接的分铸线索，是采用浑铸法一次浇铸成器，体现了早期青铜工艺的成熟。在国家礼制体系逐渐完善下，青铜器，尤其是礼器的铸造也越发规范。1959年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炭河里乡胜溪村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通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器身呈长方体，两耳直立，四柱足，足上部装饰兽面纹。器四角有较高的扉棱，器腹四面各高浮雕出形象相同的人面作主题纹饰，人面方圆，高颧骨，隆鼻，宽嘴，双目圆视，双眉下弯，双耳卷曲，人面的额部两侧还有云雷纹以及象征性的角、爪作装饰。在鼎腹内壁近口沿处有铭文“大禾”二字，字体宏伟有力。其用途可能与祭天祈求收获有关。此鼎形制雄伟，在装饰上以人面为饰，是目前全国唯一以人面纹为饰的青铜鼎。人面的形象极其奇异，给观者一种望而生畏、冷艳怪诞的感觉，是研究古代思想意识、祭祀风俗，以及审美意识的重要资料。皿方罍器盖呈庑殿顶形，罍身作长方口，直颈，高圈足。全器以云雷纹为底，上饰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肩部两侧装饰双耳衔环，正面腹部下方置一兽首鋬。四面边角及各面中心均装饰突起的长条钩戟形扉棱。器盖铸有“皿而全作父己尊彝”八字铭文，器身则铸有“皿作父己尊彝”六字铭文。商皿方罍器型硕大，雄浑庄重，雕刻精美，富丽堂皇，是中国晚商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反映了中国青铜器铸造鼎盛时期的高超技艺和摄人心魄的气势，被誉为“外形与内涵”兼具的“神品”，被誉为“方罍之王”。中国在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出现黄铜制品。距今约5000年的马家窑遗址出士了青铜刀。二里头遗址出土了青铜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饰件，还发现有青铜铸造遗址。及至商代早中期，随着合范法等铸造工艺的发展，青铜礼器日渐规范化、规模化。从铜制品的偶然闪现，到青铜礼器成建制出现，这不仅“青铜时代”的崛起，也是中国社会仪礼、仪轨逐步形成的重要阶段。夏商周时代，是青铜逐渐崛起、辉煌的时代。这个时期涌现了数量众多的青铜精品，它们是工匠的心血结晶，融合了礼制法度，承载干朝的兴衰发展，向后世揭开了王权社会的神秘面纱，让我们得以穿越回那个雄伟壮阔的时代。 该鬲的口沿内侧有铸铭文“耳”字，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铭铜器之一。早期铭文较为简短，以日名与族徽为主，慢慢演变成铭功记事、颂扬祖先的记述性文字。日名是商代以天干字为祖先命名的一种称名方式，日名金文是殷商贵族用青铜器进行祖先祭祀的直接证据。鼎是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一类，自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出现，一直沿用至明清时代，是青铜器中流行时间最长的器物。这件鼎颈部饰兽面纹。兽面纹可溯源至新石器时代，商代青铜礼器的兽面纹将神秘、狰狞的神性内涵发挥到了极致，充分体现了青铜礼器沟通人神的功能。觚是中国古代一种用于饮酒的容器，也用作礼器。初现于二里头文化，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觚与爵是商代最为核心的礼器组合。在早期就已初成体制。常见的觚为圆体，而这件觚造型独特之处在于形呈方体，在早期青铜觚中尚为孤例。说明当时的青铜工艺在规范化的基础上，也开始追求突破与创新。凤鸟纹“戈”卣（yǒu）商代晚期 1970年宁乡黄材王家坟山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高37.7厘米，口横15.4厘米，口纵13.2厘米，重20.7千克 卣是古代的盛酒器，古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常有“一卣”的说法，指代古代祭祀时用的香酒数量，白即是盛这种酒的器具。器盖、器身上装饰有凤鸟纹，凤鸟是一种吉祥的鸟，也是中华民族最喜欢的的神话动物，商代晚期在铜器上开始出现，西周时期相当盛行“戈”卤出土时，器内有300多件玉器。如此贵重的铜器和玉器于一起，显然是作为财富蜜藏。器盖和器内底有一“戈”字，是族徽。戈族在夏商时期是中原地区的望族，许多铜器上都可以见到同样的铭文。戈族器物在湖南地区出现，说明部分戈人当时已经来到了这里。商代晚期 2001年宁乡黄材沩水河出土 宁乡市博物馆藏高62.5厘米，口径58厘米，肩径89厘米，重61.9千克 瓿为古代一种盛酒、盛水器。这件瓿是目前所见商代铜瓿中器形最大者，被称为“瓿王”。高领，小口，外折唇，圆肩近折，高圈足，足上有四个方形镂孔，瓿颈饰两道凸弦纹，肩部与腹部兽面纹中轴线对应的位置有牺首留下的痕迹，肩部朝上的平面饰长鼻状龙纹，腹部与足主纹均为带立羽的兽面纹，兽面线条如云纹，腹部兽面之嘴为一通贯的刀形线条。腹肩以云雷纹为底，饰龙纹8条，腹饰兽面纹饰4条，圈足饰以云纹组成的兽面纹4条。为宁乡炭河里遗址管理处(宁乡市博物馆)镇馆之宝。豆是礼器的一种，常以偶数组合使用，故有“鼎俎奇而笾豆偶”的说法。用豆之数，《周礼·掌客》载“凡诸侯之礼，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二十有四”等。但出土和传世的青铜豆较少，这可能是当时人们多用陶豆、漆豆和竹木质豆，不易留存到现在的缘故。西周早期 1996年长沙望城县高砂脊遗址AM1:7出土 这件铜鼎是湖南最早的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之一，其形制来自本地的陶鼎，开启了后来越式青铜器的先河。
盨为盛装黍稷一类谷物的食器。内史盨形与带有附耳的四足方鼎相近，因其自铭为“簋”，形又有异于簋，方知为青铜盨的早期形态，为探索青铜盨的造型来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线索。器、盖有铭文：“内史作旅簋。”
甗，蒸食器，上下两部分甑和鬲，有的连体，有的分开。该甗铸有铭文6字，据考证“麤塵”为器主私名。
这是一件酒器，为1988年9月衡阳县赤石乡一村民取十做砖时挖出。它的形制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铜卤极为相似，但盖上和腹部装饰的蛇纹、蛙纹等，不见于中原商周同类器物。与之形制、纹饰相近的铜卣仅在湖南湘潭和广西各出十一件，器形均小于该卣。这类铜卤应是湘江流域越人仿制中原西周铜色的作品。越人先秦两汉时期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方地区，秦汉以后大部分融合于汉族，一部分与今天的壮族、侗族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件卣铸造精良，可知春秋时期湘江流域的越人已有比较发达的铸铜水平。不仅是湖湘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见证。系迄今所见最大的卣，为衡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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