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由于牛耕和铁器工具的使用，过去难以开垦的土地得以开垦；而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一是手工业门类增多，如冶铁、煮盐、建筑、纺织等手工业成为了独立的部门，二是工艺技术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青铜鋳造、纺织、制陶等手工业技术和规模都有所发展，这也许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由于科技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使人们受到了身体的自然需要所呈现出来的非理性情欲所支配，而膨胀了欲望，人们的道德水平也就堕落了。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由于人类理性的进步，不仅更新了人们说明世界之谜的宇宙智慧，也更新了指点人生迷津的人生智慧，这使得诸子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状态，而关注到人类“应当做什么”，或者“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一基本的哲学问题，据此提出了不同的伦理道德主张。这其中，孔子提倡入世的君子和庄子提倡出世的真人，是当时社会变易的最主要的两种主要的人格特征，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互补的基本趋势，并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中，笔者对此作出粗浅地叙述。不对之处，敬请大家指正！一、孔子的君子 众所周知，春秋时，大诸侯国争霸天下，战争的频繁。一些具有政治野心的人又利用人性贪婪与自私，整日思考如何才能雄辩无碍、操纵民众感情以赢得权力。东周王室又没有能力维持天下的秩序，这使得中原一带处于兼并连年的大动荡环境中。使人民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大劫难，产生了种种痛苦和灾难，这在史书上被称之为“春秋无义战”。人类的动物野性大爆发，使春秋时成为了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众所周知，孔子提倡周礼，希望恢复周公所建立的伦理道德社会。所以，君子必须有礼，《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宪问》：“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君子处事以合宜为原则，以礼节实行它，以谦逊的语言说出来，以诚信的态度完成它。《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并且，孔子认为春秋“春秋无义战”应是作为统治者的这些君子们欠缺道德所致，所以，他便以当时流行于大众中的仁用来作为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提出君子的任务就是由仁心而行仁政，以仁政来扩充、实现个人善的潜能。君主应该作为有德之君，理想的君王必须德与天齐。《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主应该成为道德的典范，以德化民而达于治。君主自己能做到善，则老百姓也会做到善。《论语》：“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如果君主能做到广泛施惠于民且赈济大众的人，就可以称为圣人了。《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同时，孔子还强调君子必须具有与小人对立的人格形象。我人产《论语》中可以看到：1）《论语·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及“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2）《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4）《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论语》中记载了，孔子不喜欢受到礼乐熏陶的后进君子，而喜欢具有野人特征的先进。《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即人们不加修饰的方面，文即教化，彬彬就是“配合得很好”的意思。也就是说，质朴的一面胜过文的一面，就是野人，即没有素养的人。反之，如果文的一面胜过质朴的一面，就是史官。因为史官在当时是个很郑重的职位，其服装、言谈、举止与他人不一样，很注意其言表。只有文、质配合得很好，才是君子。这意味着孔子所提倡的君子还必须是由文化塑造成像史官一样的文明人。二、庄子的真人庄子看到在战乱频繁的战国时代，人们对富贵、名利、权势等的追求，使人沦为被宰制的一物，终身劳碌不止。《庄子·天运》：“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滦，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庄子便反对儒家的入世主张，对当时的统治阶层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力图追求一种不为外界功名利禄所惑的生活方式。 而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又造成了人们尔虞我诈，所谓道德仁义成为了人们的遮羞布。庄子还以盗墓是为了获得不义之财为例，儒家却引经据典将其当作是高尚正义的行为。《庄子·外物》：“儒以诗礼改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然后大儒又曰：“诗故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颈，而以金推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庄子便对仁义持不屑一顾的批判否定态度，把伦理道德当作是社会的发展与道德的退化的原因。《庄子·骈拇》：“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白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这就是说，使用钩绳规矩以校正事物则损害其本性，使用绳约胶漆去固定事物则侵害其本德，使用礼乐仁义去抚慰人心则使其失去常性。仁义道德若胶漆纆索，使天下失正，为天下所惑。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从虞氏使用仁义扰乱天下以来，天下人便莫不为仁义而疲于奔命。这不正是以仁义伤害其本性吗？因此，《庄子·在宥》：“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据此，庄子便提倡了一种不为世俗之礼所束的、自得其乐的自由生活状态。 庄子提出，人生在世的真正快乐不是依靠积极追求快乐的行为来获得，而是取决于那种能够消除造成一切不快乐的原因来获得。因此，人生必须学会放弃对富贵、名利、权势等的追求。《庄子·齐物论》：“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道，而游乎尘垢之外。”也就是主张人生在世，应该没有什么欲望。人们应该追求一种无欲、无求、无私的生活方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精神上的自由与逍遥。人生也不应该为传统、文化等因素所左右。《庄子·胠筐》：“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如果一个人能够从世俗社会超脱出来，那么，不论处境如何，不论遭遇到什么不幸，得也好，失也好，都能安然处之，不为之哀，也不为之乐，对一切事情也都会采取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庄子·大宗师》：“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通牒在解者，物有结之。”这样的一个人，就从精神的被倒悬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了自由的存在。庄子还以许由为例子，认为许由只愿当隐者，即使尧把天下让给他，他也不要。《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为天下为。”《庄子·骈拇》：“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还把死于仁义的人称为君子，死于财富的人称为小人。正因为如此，庄子不热衷于考虑如何活出卓越的人生，不以外在的好处为追求目的。与其为功名利禄去欺德盗名、为王舐痔(《庄子·列御寇》)，不如居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庄子·在宥》)，才能以快吾志(《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可见，庄子作为一位哲学家，他的学说不是鼓励人们花天酒地；作为ー位思想大师，他不是教育人们只是为了过得快乐而活着。 既然功名利禄不值得追求，仁义道德也不值得追求，那么，人生到底应该追求什么？庄子在《德充符》《大宗师》《天地》《达生》《田子方》《则阳》《外物》《渔父》等篇中，把孔子当作是长梧子、叔山无趾、子桑户、老聃、太公任、温伯雪子、老莱子、渔父等隐士或道家高人的陪衬而出现，并据此而提出了另一种人格类型，并在《大宗师》中提出了理想人格是真人。《庄子·大宗师》：“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即是说，真人不违逆微少、不逞强求成、不谋虑俗事。《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即是说，真人睡觉时不会做梦，醒来时不会烦恼，饮食不觉甘美，其呼吸深沉绵长。《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即是说，真人不会乐生，不会怕死；生不欣喜，死不拒绝；无拘无束地死，无拘无束地生。《庄子·大宗师》：“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即是说，真人以顺其自然的态度对待生死，不会忘记自己与事物的本元，又能不刻意追求道，不刻意改变天意，遵循规律。此外，真人单纯而素朴，《庄子·刻意》：“能体纯素，谓之真人。”真人不使用智慧和机巧，《庄子·徐无鬼》：“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真人能避免一切内外之刑，《庄子·列御寇》：“夫免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可见，真人没有了世俗人的烦恼和忧愁，对一切什么都无所谓，无条件地接受一切发生的事情，并以纯粹的自身存在，自己去规划自己的生活，自己去预设自己的存在前提并创造自己的未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如果说，上面是庄子从各方面论述了真人的各个特征之外，他还举了道家开创者老子、关尹作为真人的例子。《庄子·天下》：“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三、小议 上面粗浅地叙述了孔子的君子与庄子的真人两种不同的人格特征。实际上，这两种不同的人格特征也不是孔子和庄子所提出。孔子和庄子只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赋予了一些新的含义。据考证，“君子”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流行于西周，但其内涵和文化构成却跟随历史的演变而不断发生变化。西周时期，君子是一个专有名词，是“君”与“子”的合称，“君”本指国君，“子”是对男性的尊称。“君子”最初是对统治者的泛称，是与小人、庶人、野人相对的称呼。到了《周易》中，君子的内涵不仅仅是指统治者了，更增添了些许“德行”之意蕴，君子逐渐由“天命君子”向“事业君子”转化[1]。至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君子从原始的身份指向改造为道德指向[2]。君子的血统、性别身份便逐渐弱化，品德成为君子的核心。 再有，在《庄子·德充符》中，孔子称赞断脚却执行“不言之教”，能“守其宗”的王跆为圣人，还表示要拜王跆为师，并且要率领所有的弟子去跟他学习。《庄子·山木》中记载，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几近于亡。大公任去慰问他，说出了一番无功无名的道理。孔子听后忽然醒悟，赞道：“善哉！”遂“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抒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而孔子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的这样感叹，意味着这一种价值观不是孔子所提倡，而是在孔子之前的春秋社会就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出世的价值观。庄子只是进一步明确了真人的道德价值要求。基于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孔子和庄子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样样。《论语·季氏》：“伯夷、叔齐饿于道阳之下，民到今称之。”立德是最崇高的，如伯夷、叔齐虽无功但有德，对社会风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是最值得称颂的。《论语·宪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有功于人民，是立功的人，因此，也是值得称颂。庄子则以关尹、老聃当作为“古之博大真人哉”！ 孔子提倡君子应该像史官一样是文明人，但在孔子眼里，只有君子才追问道。《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因为问道者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并由此引起惊讶而发问，才能有了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所呈现出来的人类追问形而上学之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孔子曾向老子问道，但他也不清楚道是什么。只是为老子的智慧所折服，将老子比作龙：“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所以，当子贡问孔子“道是什么”时，孔子也不能清楚地告诉他道是什么。《论语·子贡》：“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也就是说，孔子对于道讲得不明不白。也许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要求君子必须追问道。庄子则提倡真人应该追问道，《庄子·天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中，造物者、外死生、无终始者当指绝对存在。这使真人具有了深有感触的形上思想和飞跃的玄想，以激动的灵魂虔敬地呼唤着宇宙。1、傅荣昌：《“君子”历史演变刍议》，《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2、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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