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需要经济学基础

通常，人们会认为先有“政治”问题，然后才有“经济”问题，他们把经济学与政治学视为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认为政治有自己的逻辑，与经济学是不相关的，因此，政治学是政治学，经济学是经济学；经济学研究的是给定政治下的经济活动，而政治本身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这也使得“政治”处于一个不被驯化的、高于“经济”的位置上。这种“分离”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悲剧，它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导致的，因为这种经济学没有自发秩序内涵，而是指向建构主义的，是可以为任何的政治目的服务。

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自发秩序是普遍改善个体幸福的手段，而且存在着有关自发秩序何以可能的一般性理论（原理）时，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政治应该服务于自发秩序，有关政治的制度和行为，都应该服从于经济学揭示的自发秩序原理。人们应该根据自发秩序何以可能的理论与原理去塑造“政治”。这样，“政治”才处在一个“被驯化”的位置上。有关政治问题的“政治哲学”都应该建立在使自发秩序得以可能的理论与原理之上，而这样的理论与原理，是经济学提供的，这意味着经济学与政治及政治学是相关的，并且经济学为政治及政治学提供理论基础，而不是相反。

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学”是“政治哲学”的前端。如果政治哲学缺乏经济学提供的、有关自发秩序何以可能的“理论”的指引，那么政治哲学的探究就是盲目的与任意的。以哈耶克重视的一般性规则为例，它应该有一个前端，那就是个体应该具备的一种重要的“理性”，它包括“把自发秩序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保障自发秩序，认识与遵循自发秩序原理”，这个“前端”是被哈耶克所忽视的。因此，我们认为仅仅是一般性规则，还不足以构成自发秩序的框架，还要辅以这种理性，即一般性规则与这种理性共同构成自发秩序的框架，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产生自发秩序。

当我们知道“社会的逻辑”，才会知道“何种理性”才能建立自发秩序的框架。即只有那种“认识社会的逻辑”的理性，才能建立自发秩序的框架，从而产生自发秩序与文明。因此，重要的是告诉人们“社会的逻辑”，这样人们才可能具有这种理性，因此才可能建立自发秩序的框架。流行的政治哲学的问题在于，它事实上缺乏这种逻辑，因此也不能告诉人们这种逻辑。当我们把“政治哲学”追溯到经济学，把政治哲学建立在经济学所提供的“社会的逻辑”之上时，政治哲学才有了根基。

有关政治的讨论，通常都是在政治哲学层面，即把秩序框架的问题视为一个制度问题，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它不是从“自发秩序”的角度思考，没有把思考建立在使得自发秩序何以可能的理论这个“锚”之上，这就导致政治制度偏离自发秩序的要求。当确立自发秩序的目标，以及使自发秩序得以可能的原理时，政治将不再任意，因为这一原理当然也是政治所应该服从的原理。这样，政治将成为服务自发秩序的手段，这就使“政治”（权力）的驯化在逻辑上具有了可能性。如人们缺乏这种认识，那么政治权力就会处在一个高高在上，不受驯化的位置上，这样自发秩序与自发秩序的框架都不能建立。

当政治建立在先验的、超越于任何人的经验，包括统治者的经验的“理论”——有关自发秩序何以可能的经济学——之上时，“良性”的政治，即有助于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政治才有可能性。相反，假如像流行的政治哲学那样，认为政治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或某种“政治理论”（往往只是某种经验总结）之上的，那么政治将成为服务特定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服务自发秩序的手段，这时的政治将偏离自发秩序的要求，阻碍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