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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可以放到目的手段框架下理解，因此是一个与理性（选择）相关的问题，由于选择总是个体的，所以法治的出发点是有目的的人的行动。法治从经济学上说，是一个功利主义概念，它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理性，这种理性使人能够进行这样一种“选择”，即把有助于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的制度“选择”出来并予以确立，或消除那些阻碍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的制度，法治的过程，就是人们在这种理性支配下的选择过程。 这种理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认识“自发秩序原理”获得的。假如人们没有这样的理性，那么那些阻碍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制度，由于没有受到上述理性的审视，就有可能长期存在，人们甚至有可能会构建阻碍自发秩序的制度，这种行为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法律实证主义，它意味着错误的选择或非理性。 每个人的行动都在塑造着法律，他们有什么样的理性，就在塑造什么样的法律。假如人们想拥有能够普遍改善自己境况的法律，那么他们就应该运用上述理性。在这种理性的作用下，“法治”作为一个过程将会展开。这个过程所产生的具体结果，即具体的经验性规则，往往不是事先能够预料的，这也就是哈耶克说的“自发性”。这种理性的作用，不是直接产生这种具体的、经由演化过程产生的规则，而是保障了一个自发秩序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具体的经验性规则得以产生。这个框架本身也是抽象的，处于演化的过程中，并且也是人的行动的结果。 可见，法治是一个行动的过程，它不是静态的与建构的。历史主义之所以与法治是相悖的，是因为历史主义不是从有目的的人的行动出发理解社会的，没有把人视为能够进行选择的主体，因此也就没有把制度视为人的选择（行动）的结果，而是把制度视为独立于人的行动的事物。他们缺乏这样一种认识，即应该让那些有助于分工合作（自发秩序）的制度，通过人的行动演化出来，因此，学者的任务，不是构想具体的制度，而是使上述秩序框架有可能出现。对学者来说，他并不具有那种建构具体的经验性制度所需的理性，但是，假如他具备有关自发秩序的理论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将为他提供有关构建秩序框架所需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指规划具体的蓝图，而是指一种新的认知，如对文明、野蛮、法治和美德等概念的新认知，对既有制度的批判性审视，以及对社会前景的展望等。 所以，法治的前提是“理性”，具体地说，是一种建立在自发秩序原理之上的理性。这种理性，使人们能够对制度进行“选择”，判断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什么应该保留，什么应该消除等等，也就是上述理性的运用，法治的过程正是这种选择的过程。而法治的敌人是这种理性的缺失，它导致选择的盲目性，即人们接受或支持了不利于改善自己境况的制度。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由于人们缺乏上述理性而导致“非法”的制度的产生。目前，在高校的经济学圈子中，竟然产生了这样一条“潜规则”，即经济学论文一定要用“实证”，在论文中不使用实证，那么论文将难以发表，如是毕业论文，更是有可能在选题时就会被枪毙掉。这样一条规则的存在，是对经济学的莫大讽刺，因为实证恰好是经济学的敌人，但却被作为一个“要求”或“标准”，施加到经济学论文的写作中。这种规则的产生，源于主流经济学界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的无知。这个例子推而广之，就是假如人们对社会存在与繁荣原理（自发秩序原理）无知，那么会导致在更大层面出现不利于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制度。 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的伟大意义，在于在这些运动中产生了上述理性，这种理性又进一步催生了法治，法治又带来了科技和经济的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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