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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关系是任何时候任何组织都难以彻底避免的，虽同属一个阵营，但是还是有亲疏之别的。 在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大概有这样三股亲疏倾向。一是以工人运动为工作重心，过去活跃在城市的周恩来、刘伯承等人；二是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路线的毛泽东（也包括朱德）等人；三是代表共产国际势力的，有苏联学习背景的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一段时期内，毛泽东所代表的“农村路线”和28个半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国际路线”是水火不容的。1932年10月份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王明主义”的代表们狠狠批判，踢出了权力中心，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在毛泽东路线与王明路线水火不容的时候，周恩来是受到双方尊重和认可的。拥有留欧背景和大量工人运动经验的周恩来，无法被任何一方所小觑，他谦逊认真的工作作风也很受各方的欣赏。 中共中央从上海转到苏区后，周恩来就是中央与军方的领导核心。红军开始长征后，周恩来也是“三人团”指挥核心中的一员。 周恩来是个谦谦君子，按照规章党制谨慎行事。这就表示他会遵循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在“三人团”另两人博古、李德抱团决策时，周会同意并执行他们的方案。 在最开始的时候，在不涉及核心问题的时候，大家依照亲疏喜好而行事是人之常情。加之毛泽东早期执拗强横的行事作风也容易给他招来不满，不只是其他阵营的人，就是自己根据地出来的人也常常会被他呛火。在后来总结经验的时候，毛泽东也主动承认过去“不够成熟”的工作风格，也是影响决策走向的原因之一。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一步步走上了领导核心，这既是大势所趋，也与毛泽东自己调整了处事风格有关。 不过共产主义制度确实是有优越性的，这是一支有组织有信仰的部队，不是过去的封建军阀组织，在这个组织里，人情关系固然有影响，但是一切还是真理为先，事实说话。 包括博古这个“书呆子”，他也不是个绝对的唯利是图、党同伐异的小人，他只是固执在自己的浅见里，有些愚蠢的自以为是罢了。当然我们的逻辑并不是比烂，更不是说不是最差的就是好了。尤其是对于领导人来说，蠢有时候比坏伤害更大。 担架“三人团”来自28个半布尔什维克 前文说过，早期共产党的组织中，大部分还是有信仰讲事实的君子。后来力挺毛泽东领导的王稼祥和张闻天就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成员。 在最开始的时候，王稼祥和张闻天也因路线分歧反对过毛泽东，可是随着共同工作和接触的增加，王稼祥和张闻天很快就从“毛黑”变成了“毛粉”。 在长征最开始的时候，生病的毛泽东和王稼祥是被担架架着走的，张闻天则在他俩旁边，毛泽东跟二人陈述利弊，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原因，三人就军事思路达成了一致。 三人的结合被美国记者在书中称为“担架上的阴谋”，当然这个阴谋得打个引号，王稼祥和张闻天转向毛泽东的意义是重大的，这两人是促成遵义会议的关键因素。 周恩来的支持 人们在后来常常把毛泽东称为太阳，周恩来称作月亮。 月亮反射太阳的光，却不与其争辉。某种程度上这比较恰当，但是被称为月亮的周恩来自己本身已是光芒万丈，他的光芒让他拥有着正直的自信，他会看到并承认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在需要的时候甘于做陪衬，这是很难得的，他与毛是两种不同的圣人。
周恩来是很早就意识到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能力，并且支持他的原中央领导人。 从中共中央来到井冈山，毛泽东被抨击时，周恩来没有跟博古等人一样一竿子打倒一片，他多次认真听取毛泽东对军事的意见，也常帮他说话。 遵义会议能召开，或者该说说红军能到达遵义召开会议，这主要靠周恩来的拍板决策，依照博古、李德的观点那是要向北去找红2、6军团，根本就不会向西来到遵义。 遵义会议前的三场会议 湘江战役是1934年11月底到12月初打的，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开的。在这一个月时间里，还发生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三次重要会议以及橘林会谈这次关键谈话。 是以上三次会议加一次谈话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让博古、李德正式下台。 湘江战役的惨痛代价让全体官兵丧失了对博古、李德的信任，而错误决策者并不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仍在以癫狂和固执己见试图自欺欺人。
博古、李德还坚持既定路线要往北去找红2、6军团，1934年12月12日部队来到湖南通道县后，毛泽东再也忍不了了，他联合王稼祥和张闻天要求开会决定改变行军路线，改北上为西进。 通道会议开始了，这是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除核心之后参加的第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上李德仍坚持要北去，博古仍跟他穿一条裤子，周恩来不再缄默，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西进路线。 随后李德仍以中央领导的身份致电各部伺机北上，仍不放弃北上路线。这就有了12月19日的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上李德坚持称去往湘西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不能随意更改，这气的一贯好脾气的周恩来罕见的拍了桌子。至此，红军西进前往遵义的路线才最终敲定。 大家都意识到不能再让李德这个外国人掌握指挥权了，这就有了1月1日的猴场会议，会议上重申了西进的行军路线，并剥夺了由李德独断的军事指挥权。 在黎平会议后，王稼祥与张闻天有一次密谈，这时部队走到了黄平，在一片橘林里王稼祥与张闻天对红军的前途替出担心，表示还是得毛泽东出来主持局面，两人交谈后又通知了彭德怀、聂荣臻等部队领导，来自中层与部队的支持呼声形成了。 遵义会议没有彻底解决指挥权的问题 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扩大二字表明不属于中央委员的毛泽东得以进入会议中。 博古首先发言，他仍试图辩解，将问题抛给外部形势和指令执行不当，丝毫不提自己指挥的问题。周恩来接着做出发言，与博古的狡辩不同，周恩来坦然承认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各种失败是军事指挥出了问题，主动做出反思。
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彻底公开“分道扬镳”。张闻天毫不客气地指出博古、李德的指挥问题，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后来发言的王稼祥也与此一致。这对博古的打击是巨大的，也表明过去的“自己人”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了。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28个半都站到了毛一侧，凯丰（原名何克全）就仍然支持博古，他妙语连珠，能言善辩地为博古、李德找补。并且嘲讽教员道：“老毛你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吗？以为自己读了点《水浒传》、《孙子兵法》就可以指导打仗了吗？“ 虽有凯丰这样的“死硬”份子在，但是博李下台已是大势所趋。会后三人团的指挥权被取消，毛泽东进入了常委，重回核心领导层。 而此时虽然取消了三人团但是军事决策的制定权仍存争议，没有了三人团，大家就要聚在一起讨论，最终由周恩来裁决，人一多，主意就乱，这样的广泛民主会在生死攸关的急行军中是很不适应的。 于是就又了接下来在一渡赤水后有关进攻路线的再次冲突。 新三人团 出了遵义后，红军一渡赤水，出奇兵再次回到遵义，重回遵义后红军又围绕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出现了分歧。
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三人团已没，最终决策权在周恩来手里，但是到底怎么办还是要看开会时大家的意思。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大部分人都支持打打鼓新场，唯有毛泽东不赞同，他又一次成了少数派。 打鼓新场是好打，但是从全局角度看打下来又能怎样？守不住不说，还容易在途中受到敌人的夹击，毛泽东看清了全局，可是其他人并没看清，底下的将领彭德怀和林彪也都执意要打，他只能干着急。 不过这时毛泽东的行事风格已经趋成熟，他没有像从前那样撂挑子不干，在会后争执后他找到周恩来，跟他耐心分析利弊。最后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有了周恩来的支持，大家也就放弃了去打打鼓新场。 而从上帝视角和随后的战报来看，得亏没去打鼓新场，不然红军就会被增派来的国军合围，真的是好险。 打鼓新场之争让大家意识到，这急行军中千钧一发之际总是众人决策，大家开会吵个不停这怎么行。三人团不是体制出了问题，而是过去的成员不对啊。 于是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了新的三人团，周恩来挂团长，毛泽东实际出决策，王稼祥协调政治力量。
后人总喜欢在领导问题上争个先后，着实没有必要。权位的高低和先后并不是当事人所在意的，执意在此分个胜负实在是拉低了伟人们的格局。 总归一句话，一切都是为了胜利。毛泽东最终从重重迷雾中闯出，走到最高领导层，实在是因为他就是能带领大家走向胜利的人。 而如司马迁评管鲍之交所言：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亦如孔子所说：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 在探索共产主义道路中，甘于为毛打辅助的周恩来等人也是这个组织和我们国民中杰出的代表。 所以回到我们上期说的观点，体制与人其实是一体两面，互相成就的。是体制下结出了英明的种子，是无私卓绝的人玩活了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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