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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瑶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解放战争中 建立和夯实严格的报告制度，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现象，加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是毛泽东1948年的开篇之作。 1948年初的形势到1948年，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已经半年。这半年，共消灭国民党军正规军12个整编师（军）部、54个旅（其中28个整旅），非正规军100个团，共75万人。 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的战略展开，把战争的主要战场从黄河以北扩展到江淮河汉之间，创建了桐柏、江汉、鄂豫、皖西解放区，并将豫陕鄂和豫皖苏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晋察冀野战军继发起清风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3军主力之后，又发起石家庄战役，于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于12月28日攻克运城，将晋南广大地区（除临汾一座孤城外）全部解放。 8月， 西北野战军于发起沙家店战役，歼灭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36师师部及两个旅。从此，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接着发起黄龙、延清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6万人。陕甘宁解放区除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庆阳、合水、盐池、定边等县城和沿公路的一些据点外，被胡宗南集团侵占的广大地区已经收复。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九十月间发动秋季攻势，经过杨家杖子、威远堡等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6.9万人，攻克城市10余座，迫使国民党军收缩于中长、北宁路沿线20余座城市。12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开始发动冬季攻势，12月28日攻克彰武，歼灭国民党军9000余人。 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个别部队出现了违反军纪的现象。1948年1月2日，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习仲勋在给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并报中央的报告中说：去秋攻克高家堡时，没收敌军大部分官佐以至连排班长及其家属的财物，导致沿途乞食赴榆林者不少；对商人及摊贩大部没收，给榆林商人极坏之影响。毛泽东转发了此报告，并加写批语：“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和破坏。军队给养应取自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1947年，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经略中原是晋冀鲁豫和华东两个野战军共同完成的。到1948年，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大兵团作战成为常态，需要两个野战军共同完成一场战役的战机会越来越多。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部队的组织纪律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部队各级都要加强纪律性，野战军和大军区一级更必须加强纪律性。  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会议。左起： 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吕正操 “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1947年，解放区已普遍开展土改。群众发动后，不少地方发生“左”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修改任弼时1948年1月12日将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时，加写道：“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这种“左”的倾向在老解放区也影响到一些城市。1947年12月4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在晋察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石家庄解放以后，有两种情形：工人要修复铁路，恢复工厂；农民却要分商店，拆房子。”“不错，土改是为农民，但我们不能走农民路线，我们对城市要有正确的政策，盲目地仇视城市是错误的。” 1948年3月14日，东北军区副政委兼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在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群众的自发，只依靠自发很容易产生偏向。以往我们部队的诉苦运动激发了战士的阶级仇恨，提高了战士的勇气，但有的还没有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因而发生了破坏城市工商业的现象。辽中台安、盘山一扫而光，鞍山也受到破坏，这可能也受到了土改斗争中'左’的偏向的影响。贫雇农为骨干，这是指乡村而言，在城市就不适用。姓'穷’的打姓'富’的，也只是打地主，不打工商业。” 随着许多城市的解放，城市政策、财经政策、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出席了在杨家沟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在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他说：“内战打了一年半，蒋介石已完全陷入孤立，这是在抗战以前、抗战中间甚至抗战胜利后一个时期内都没有过的事情。那么，蒋介石的孤立是不是等于我们的胜利？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要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了？我看不能这样讲。蒋介石孤立，是因为他代表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压迫人民的。有人说，共产党是蒋介石逼出来的，'消灭了一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十个共产党；消灭了十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一百个共产党’，结果弄得人人离心，个个厌恶，共产党越来越大。这是一方面的真理。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真理，就是我们政策的正确。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理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毛泽东这一段话深刻地阐明了政策正确性关系到革命胜利。后来，毛泽东将此概括为“须知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 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士绅，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此时，全国胜利已经在望。形势要求中共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内的任何无纪律无组织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就是中共中央为此而采取的重要步骤。 为此，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我们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是因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某些不可挽救，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避免了或减少了这样的损失。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 指示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此项报告和请示的内容是：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和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我们规定此项政策性的综合报告的理由，和上述中央局和分局应作综合报告的理由相同。” 3月25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上述制度的补充规定：“（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士等），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 通过表扬和批评，将报告制度夯实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上述要求后，有些地区和部队执行得较好。1948年8月上旬，中央军委收到了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和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周士第所作《关于晋中战役后部队情况及整训计划的报告》。毛泽东看完后很高兴，决定将其转发各野战军、各军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并于14日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转发此报告的电报，指出：“我们希望一切野战兵团和一切后方军区均有这样的内容充实有分析有结论的报告。” 毛泽东同时对有些部队存在的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倾向敲响了警钟： 但是在军队中对于重要的训练计划和作战计划、训练经过和作战经过、政策教育和执行政策经过等重大事项，事前既不请示，事后又不报告，仍然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对于中央发动党内反对这种无纪律状态的危险倾向，仍然没有认真地检讨和反省这样一种现象，是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 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的。  1948年7月，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右二）、副司令员周士第（右一）等在研究部署晋中战役 自从中共中央发出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的指示后，各地区的负责人一般都能按时向中央作综合报告，但是也有少数地区迟迟不向中央作综合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林彪就是如此。毛泽东在批转徐向前、周士第电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5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局书记林彪的电报，对林彪和东北局收到1月7日关于报告制度的规定6个月以来，经过几次催促仍然不向中央作报告提出严肃批评。电报说：今年5月、7月两次催促你们，你们不申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申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电报指出：“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电报以关内各中央局和东北局作比较说：“关内各中央局领导同志所处环境，均不如你们好，均无如你们那样畅通的交通工具”，“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作了综合性报告”，“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作此项报告？”“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林彪在电报中说“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首先反映的是他本人的情况。林彪当时一门心思专务作战，其他事情都放手让东北局成员罗荣桓、陈云、高岗等去做，对于他们分管的工作很少过问。罗荣桓曾把他这种特点称为“林总的重点主义”。当时，战争是第一要务，林彪作为东北局书记，重点抓战争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也经常就军事和战争的具体问题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请示报告。但对其他事情不闻不问，一直不向中央作反映全面情况的综合报告就说不过去了。 事实上，在接到毛泽东这封批评电报之前，他已经起草了一份长达7000字的综合报告。林彪在接到毛泽东的批评电报的当天就复电中共中央，就此问题作了检讨，并立即送去已经起草好的综合报告。这份报告一反过去他搞单打一只谈军事的做法，对东北的土改、农业生产、财政经济、军事斗争都谈到了。 8月20日，毛泽东复电林彪，对收到他8月15日的综合报告表示“甚慰”。毛泽东在复电中进一步阐明写这种综合报告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性。电报说：“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是一个领导同志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毛泽东这番话充满了对林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反映了他对林彪能“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进一步提高领导艺术水平的殷切期望。 在毛泽东这一复电发出的前一天，8月1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也发出了检讨报告。8月21日，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罗荣桓根据东北局检讨报告的精神，致电东北各军区、各纵队：“东北军区对中央军委规定按期向毛主席作综合报告的报告制度认识不够，没有加以重视，存在经验主义看法，只满足于单个问题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不懂得两个月一次的综合报告是使中央军委能够全面了解我们的情况，及时给我们以全面的指导，而且这对于我们总结自己工作上提高领导学习上是更为重要。 从三月份起，东北军区向毛主席作了二次军事的、三次政治工作的综合性的报告，都是属于野战军方面的，但亦并不完备，尤其没有作关于各军区地方武装及战时勤务的综合报告。这仍是存在无纪律的表现。因此也就不会有和不可能有向各军区、纵队提出严格的要求。必须坚决改正。”电报要求：“各军区、纵队今后必须按两个月一期向东北军区作综合性的报告（纵队经过野战军指挥部）。第一期从九月份起，十号前交出七八两个月的综合报告，下期在十一月十号以前（交出），如此类推。用电文的不能超过两千字。只限于情况及自己中心工作，做到有分析的叙述与自我检讨、批评。如期不到者必须申明理由，延期补上。否则以违反纪律论。” 8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复电，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这样，你们就可以脱出被动状态，取得主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像你们现在所作的这种认真的自我批评，就不可能脱出被动，取得主动，就不可能克服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各部门、各党委（首先是军队）同样存在着的这种不良现象。不但你们应作此种自我批评（你们已经作了），一切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均应当作自我批评（他们还未作）。你们未皓（八月十九日）电所指出的缺点及错误，他们及他们所属是大体上同样存在着的。因此，我们决定将你们未皓电及中央本电转发给他们，并要求他们就此问题作一次正式检讨。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那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中央现已起草了一个关于具体规定报告制度的决议，待饶（漱石）、邓（小平）、贺（龙）、徐（向前）、薄（一波）、聂（荣臻）诸同志到齐共同讨论后，即可发给你们及各地。你们起草的工作制度与报告制度文件，望早日发来。”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从解放军的实际出发，说明了加强纪律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解放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在十年内战时期，初创的红军在很长时间分散在各个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强己弱，在敌后也曾经强调主力地方化，进行分散性、地方性的游击战。那时，各地方、各部队自主性很强，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许多战役需要几个纵队乃至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不能锣齐鼓不齐，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因此，必须克服游击习气，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河南宝丰召开干部会议。图为与会者在会议期间的合影。左起： 陈毅、刘伯承、张际春、李雪峰、李达、邓小平 以东北局和林彪为典型，要求各大战区领导人作一次自我批评毛泽东随即以东北局和林彪为典型，要求各大战区领导人都作一次自我批评，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1948年8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党内指示，指出：“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克服自己及自己属下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仿照东北局办法，在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一次至几次会议上加以认真检讨，实行自我批评，规定克服办法，仍有完全必要。不能因为作几次综合报告，就不检讨这个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一指示同时说：“你们对于中央的领导工作，不论是内容和方法，如有批评，亦请提出。” 9月4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中进行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指出：“我们希望不但各中央局、分局、工委会、大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自己的会议上进行认真的检讨，写出明确的决议，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市委、小军区、军分区、纵委、师委、旅委也要召集会议，进行认真的检讨，写出明确的决议，并将这一切会议检讨的情况及决议的全文用电报或书面送达中共中央。这一工作，希望于今年秋、冬两季办理完毕。” 经过毛泽东的严格督促，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各野战军都加强了请示报告。在随后的中共中央九月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这一决议对各项工作中哪些决定权属于中央，哪些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才能付诸实施，哪些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作了明确规定。这时，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已经有了充分共识，一些地方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现象得到基本克服。 《决议》通过后，毛泽东对此仍然抓得很紧。10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电报：“自中央子虞（一月七日）电至今已九个月，未寒（八月十四日）电至今亦已两个半月，华野前委书记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性，落在一切兵团之后，实属不合。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成你传达中央旨意，处理此项问题，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此时，华东野战军的前委书记是陈毅，但陈毅已调到中原野战军任第一副司令员，在华东野战军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华东野战军前委代理书记粟裕。 在毛泽东此电指出的时间段，粟裕和中央军委之间来往电报十分频繁，凡大事，粟裕均有请示和报告。7月，饶漱石、粟裕曾向中央军委作了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对此，毛泽东10月6日致电粟裕并告饶漱石：“你们七月间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算得是一个综合报告。九月的报告可在这次会议（指曲阜会议）后作，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即可。此次会议在检讨关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应做成一个决议，在会上通过……” 为贯彻中央“九月会议”精神，从10月5日至10月24日，华东野战军在曲阜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并上报中央军委。10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野前委诸同志电说：“我们收到并阅悉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认为这个决议是正确的。” 从以上情况看，粟裕已经用实际行动贯彻了8月23日中央军委电报的精神，用行动表示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但也许是因为军情紧迫，也许是没有注意到毛泽东虽然说“你们七月间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算得是一个综合报告”，但又说“不能因为作几次综合报告，就不检讨这个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粟裕在上报决议的同时，并没有就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向中央军委表态，也没有反映前委扩大会议检讨的情况。因此，对此问题要求非常严格的毛泽东仍然提出了批评。11月9日，在求歼黄百韬兵团的紧张时刻，粟裕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的情况报告。 至此，各大战区领导人都就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作了认真自我批评。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经过表扬批评，反复夯实，加强了中共中央的权威，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提供了组织保证和思想保证，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1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一题词的思想，源于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是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自从1947年3月撤离延安后，第一次在一起出席中央的正式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在解放军已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下，如何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以及如何迎接这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条战略性的意见：一是要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没有这一条，不能胜利。二是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人民代表会议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生产的发展，要使人民的负担适当减轻。三是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建立和夯实严格的报告制度，就是加强纪律性，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的关键措施。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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