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农历是谁发明的？

​有的人自觉懂点历史，上来就说农历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发明的，对这种故意装睡的人你是没办法叫醒的。可以肯定的是，农历是千百年来我国古人智慧的结晶。

古人是很聪明的，也很善于思考。夜观天象很容易就看见了月亮，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观察，人们发现月亮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圆了又缺，缺了又圆，这个时间大约是29天半左右（一个朔望月），具体数字是29又499/940，约等于29.53085，与现代天文观测的结果29.53059相差无几，可以说是相当的精确。古人把这个数字称为朔策，这是根据“四分历”（啥是四分历，我们以后再讲）计算出来的。于是人们把月亮圆缺一周定为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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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的天数必须要取整数，否则没办法计算日子，所以就规定了大小月，小月29日，大月30日交替排列。具体做法是取朔望月周期的平均数来计算，即“平朔法”。我们假设第一个子月为小月29天，这个月还剩下499/940天，放到下一个月里，那么丑月就为29又499/940+499/940=30又58/940天，取整数，就是大月30天，这个月还剩下58/940天，再放到下一个月里，那么寅月就为29又499/940+58/940=29又557/940天，取整数，就是小月29天……以此类推，就得到了每个月的长度。

这样一来，月亮圆缺12周就是一年，历时354.36708天。

古人在观察月亮的时候，也在观察太阳。人们每天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天就黑了，第二天太阳从地平线再次升起，天就亮了，哦，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就是“日”的由来。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经测出了一个回归年的平均长度为365又1/4天，称为岁时，也就是从一个冬至到下一个冬至的时间。

这时候人们发现，一个回归年和一个阴历年的时间相差11天左右，不出三年就差了一个多月，为了让一年四季与月亮运行周期大致相等，这就需要在阴历年插入一个闰月。

用一个回归年的长度除以一个朔望月平均天数，就得到了12.36842个月，古人发现小数部分数值0.36842刚好可以用分数7/19来逼近，7/19是个无限不循环小数，其值为0.36842105…这便是19年7闰的规律。

根据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的考证，至少在春秋晚期，我国古人就已经摸索出了19年7闰的规律，也就是说在19年里加入7个闰月，就可以保证阳历和阴历的总长度大致相等。

根据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以一个朔望月平均长度为一个月，参考太阳回归年为一年的长度，并加入二十四节气，同时设置闰月以使平均历年与回归年相适应，这就诞生了农历。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古代历法进行了五次重大改革。

第一次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布的由落下闳制定的《太初历》。太初历内容丰富，其中包括历日制度、日月食周期、五星运行情况、二十四节气测定、二十八宿的天球坐标等等，为后世的制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它还规定无中气的月为闰月的置闰规则，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

第二次是南北朝时期中国著名数学家、科学家祖冲之创制的《大明历》，又叫“甲子元历”。在历法中，祖冲之首次引入了“岁差”的概念，从而使历法更加精确。同时还精准预测了公元436到公元459年23年间发生的4次月食时间。

第三次是唐代初年由傅仁钧和崔善为创制的《戊寅元历》，从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开始，行用46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颁行全国、废平朔采用定朔的历法。

第四次是元代许衡、郭守敬和王恂共同研订的《授时历》，于公元1281年正式施行。该历法，精确计算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天，精度比西方领先了300多年。

第五次是明末清初采用“定气法”制定的《时宪历》。

今天我们常说的农历，就是以《时宪历》为基础和依据而编制的。“定气法”在经过隋代提出，唐代计算，明代争论，终于在清初被采用了。清廷入关之初，德国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向清廷进献新历，为清廷重视，1645年，《时宪历》正式颁布，那是崇祯皇帝自杀后的第二年。

看到这里，你还真以为汤若望是农历的发明者。但是，你以为的往往未必，《时宪历》在清廷颁布之前，它的前身是《崇祯历书》。而主持编撰《崇祯历书》的是明末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农艺师、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徐光启早年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并且与传教士交流频繁。所以在制定历法时，他引用了大量的西方资料，为翻译这些资料，就聘请了汤若望、龙华民、罗雅谷等人。

1634年，汤若望协助徐光启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共计46种137卷。其中经徐光启定稿的有105卷，其余32卷最后审定人为他的事业继承人天文学家李天经。

我们有理由怀疑汤若望凭借《崇祯历书》作为自己在清廷的晋身资本，因为在徐光启去世，李天经还没到任的情况下，西局（制定历法的单位）一时无人管理。作为副手的汤若望将原来137卷的《崇祯历书》删掉三十余卷，并改称《西洋新法历书》献给了清廷。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后定名为《时宪历》，乾隆时期为避上讳改称《时宪书》。

因为《时宪历》是一部采用西方天文学理论的方法，所以颁布后遭到强烈的抨击，汤若望因此被判处死刑。后经过多次校验，《时宪历》确实是一种科学的而且精准的新历法。清朝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认为新历法的颁布昭示着“正朔“（古代封建王朝正统地位）已重新确定，大清入主中原是天命所归，名正言顺。所以汤若望被孝庄太后赦免，还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洋监正。此后将近200年，中国的国家天文台台长，都是由耶稣会传教士担任。

当然，汤若望对我国的农历还是有很大贡献的。他帮助徐光启废除了圭表测日影法把全年分成二十四等份，正式采用以太阳在黄道上位置为标准的定气法来重新排列二十四节气，引进了许多西方先进的天文学理论，比如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计算公式，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等。

正因为这部历法是由中国学者主导编撰的，所以它才能够切合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精准指导中国人的农耕生产活动。

所以说包括汤若望在内的西方传教士只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用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来计算历法中的天文问题，整体的历法思维和结构还是中国的。所以，农历毋庸置疑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