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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有一段话很有名：“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意思是知道在哪里停下来，人心就会安定，就能平静下来，就能安于当下处境，就能够思考，就会有收获。任何事情都有根本和次要，都有终有始，知道哪个优先哪个在后，就接近事物的规律了。要掌握事物的规律，成为得道之人，最根本的是要知道“停”，而不是一味地更高、更快、更强。有人会奇怪：“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难道不对吗？人家企业不是做得风生水起吗？一个组织（比如企业）可以基业长青，但人不行，人一定会老，一定会死，且只有一辈子。正确的活法是40岁之前做加法，40岁之后做减法。40岁就是“止”的时刻，是加法与减法的分水岭。当然不是绝对40岁，只是生命中应该有这样一个时刻。“知止”就是要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那什么才是适当的时候呢？是忍受不了的时候。人的忍受力不同。《三大队》里的程兵队长最能忍，在监狱里能忍，出狱之后也能忍，在队友纷纷离队的时候，他一个人还在咬牙坚持。电影的结尾是他抓住了罪犯，但电影是虚构的，真实的情况可能有两种：一是坚持到底，达成所愿；二是到死的时候也没有达成所愿。泱泱大国，茫茫人海，靠一己之力从14亿人中找到一个人，这是小概率事件。更大的可能性是耗尽一生，最终一无所获。另一个停止的时刻，是失去希望的时刻。程兵的队友一个一个地离队，有忍受不住的因素，更有失去希望的因素。找了那么长时间，花了那么多代价，继续找下去能找到吗？随着时间的流逝，找到的希望也在慢慢地黯淡，终于有一刻停了下来。电影中也表现了程队找不动、想停下来的时刻。希望不是一下子失去的，而是在与失望的反复较量中慢慢耗尽的。永不放弃的是圣人和疯子，正常人是会停止在某一刻的，只是在停止之前，他不知道这一刻是何时。看完电影，很多人都会疑惑：程队做得值不值？对不对？值不值的标准在个人，自己认为值就值。而对不对的标准，是个人认为的群体的判断，它不仅涉及个人，更涉及群体。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无所谓对错。鲁滨逊漂流到孤岛上，头一天救了一只鸽子，做得对吗？第二天肚子饿，把鸽子杀了吃了，做得对吗？无法判断。三大队的成员生活在人群中，他们的价值判断肯定会受群体理性的影响，但他们对群体理性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程队认为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天涯海角，虽远必诛；杨局长认为办案是公安的事情，个人不应该付出那么大；出狱后天天念佛的蔡彬认为，应该给一个犯过错误的人重新开始的机会；马振坤认为老婆在自己危难的时候不离不弃，就应该报答；徐一舟在追逃的过程中找到了心上人，认为应该过确定的美好生活，而不是颠沛流离干一项未必有结果的事……这些人所谓的“应该”都是群体的判断，而群体判断各种各样，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刚开始，三大队的成员共同认同“虽远必诛”，但后来变了。变不意味着错，变有变的道理，不变有不变的道理，就看个人如何看待了。中庸之道是恰如其分，且因人而异。三大队每个人的停止都是恰如其分的，所以他们都做到了中庸。程队坚持到底也是中庸，这种选择对他来讲是最合适的。他的家人对他很冷漠，电影结尾前有一个情节是她女儿找他，希望他停下来，平安回家。这种情况不合常理，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概率很小。他没有马振坤那样不离不弃的老婆，也没像徐一舟那样找到新的生活，他的自然选择就是惯性地继续找下去，这样他的内心才更坚定，活得也才更有意义。如果这个电影是西方人拍的，结局会怎样呢？我想更大的可能是程兵发现杀人凶手已经过上了正常人的幸福生活，于是放下了所有的仇恨，默默离开，也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这是宗教式的包容。程兵最后找到了罪犯，结果怎样呢？王二勇被绳之以法，尽管他拼命地说“那不是我”，他要在监狱中，而不是温暖的家中度过漫长的余生。王二勇的妻子呢？孩子呢？他们都是无辜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父亲曾经是杀人犯。最后的情节是王二勇接孩子，面对突如其来的冒犯，他只是淡然地躲避，显示出一定的道德修养，可以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在妻子和孩子的眼中，丈夫、父亲是高大勇敢、负责任、有爱心的人。王二勇被抓走，他的家庭破裂了，这样的结局就好吗？ 中庸可能是被今人误解最深的词。中庸不是中不溜、随大流，而是不偏不倚，恰如其分；它的效果不是人人满意（那是不现实的），而是人人接受；它不是静态的平衡，而是动态的调整；它能让纷乱静而徐清，也能让死水动而徐生；它能让人不走极端，危中见机，机中见危；它能让当下受益，也能让长远无损。中庸很难，但工作、生活、人生处处都有中庸的影子，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本系列就是想揭开中庸的面纱，让其成为我们行动的自觉，以取得更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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