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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国时代，特别是“七雄”时代的到来，每个国家都开始产生大量的职位，同时也有更加丰富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诈伪萌生”迫使人们制作出更多的玺印来满足官、私等各方面的信用需求。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只有周天子可以颁发官玺，到了战国时期，每个国家各自为战，都开始颁发自己的官玺，并同时伴生了自家的官玺制度。这种种官玺制度，又结合各自国家所特有的文字篆法，形成了有地域性的印章样式……随之而来，每个国家也都有了每个国家特有的私玺样式。
如果说商代到西周到春秋，玺印的分类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战国时期，官、私玺印已非常分明，官玺作为官吏任免及其行使职权的凭证，并且已形成相应的玺印制度。战国的官玺多为铜质，纽式也比较简单，多为鼻纽或瓦纽，又因各国的官制而有所差别，且官名的长短也并不一定，有的官职是个别国家所特有的，比如三晋的“啬夫”“发弩”，楚国的“职室”“连尹”、齐国的“褚师”“漆师”等。
战国官玺之中，阴阳款式的都有，阳文一般是铸印，阴文一般是凿印。战国私玺的质地、纽制、款识表现得更为丰富。
总之，至战国时期，官玺和私玺的区分应该说已经定型，成为古代实用印章的两大类别。官玺、私玺之外，还有吉语印、肖形印。
官玺也可以称为公玺，其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权力身份的象征，表明自己贵族的身份，官府收受货币封物，入仓谷物的封存，司法中的查封，也可以用于亭市贸易，封缄货物，交纳税收，封闭门户，铜器制范，烙木，烙马，钤朱锦帛，表明土木工作的进度等等；
所谓吉语印，即在印面上镌刻吉祥用语、格言之类，如“日敬毋治”“敬上”“敬事”“宜有千金”“正行无私”“壹心慎事”“善寿”等。这当然表达的是人们祈愿康寿富贵的意愿。如图：
所谓肖形印，即在印面上镌刻人物、禽兽的象形造型之类，如虎、龙、兔、人物等，战国肖形印多用简洁的线条和块面来刻画肖形内容，图像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如图：
李刚田《篆刻学》提到：战国时期玺印的“用途十分广泛，无论公私都用得着，任命官吏、行使职权、通商、封检、佩戴、铭记、烙印、殉葬、警事等等，具有凭信、避邪、装饰等功能。”这是战国玺印兴盛的主要原因。
又因为战国时期，七国纷争，都要确立自己的主流文化地位，因此，七国各有自己的文字体系，各有自己的玺印制度，各有自己的风俗习惯，由此更形成了样式多样，品类繁多玺印文化。并确立了足以影响后世的典型的印章样式，中国的篆刻到战国时期，后世所有的“印式”几乎全部出现，只是几乎，因为以汉篆、小篆为入印文字的印式是后世新文化的衍生物，不可能在战国出现。我们可以借助《篆刻学》已经整理好的战国时期各国文化制度而形成的玺印分系表来了解一下有代表性的印章样式：
相对来说，战国秦国古玺与后世秦汉印有明确的血脉绵延关系（因为最终是秦统一了六国，秦系文化就成了强势文化的代表，秦印样式也就成了占有中国篆刻统治地位的印章样式），所以，我们这里不再罗列战国秦国玺印图版了。以上印式中，我们所熟知的三晋玺印的“宽边细朱”印式，以及秦印中带有“十字界格的白文”印式，都成为后世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印式。
宽厚的边界，既保护了印面文字，避免了印面文字在使用中的撞击、磕碰。同时与纤细的印面文字形成对比，“对比”也是章法安排中的重要手段。
这个界格使并不规整的战国秦文字在方形的印面获得了安稳的秩序感，凌乱中的秩序也是“章法”手段，秩序本身就是一种美。也就是说，战国时期，很多“印式”已经确定下来了，战国时期，是中国篆刻的的定型期。但同样的，战国时期也有很多形态各异的异形印，有菱形的、徽章形的、心形的、三角形的、圆形的，树叶形的等等，如图：
见识异形印，可以开拓思维，拓宽审美，这也是学习古玺印重要的一点。好了，我们可以说一点学习方法方面的事了，如果要学习战国古玺印，我们可以规划一个重点表：
如果我们要学习古玺印，那么，它的难点在于“字法”，因为它是学术性的，需要严谨扎实的积累，毕竟甲、金文字和六国文字的记忆与辨识是个硬功夫。而学习的重点在于“章法”和“篆法”，因为它们是艺术性的，需要的更多是悟性与艺术感觉，至于图表中“刀法”一项，则是以后汉印以及明清名家印的共有的技术性问题（当然，技术也是很重要的一项，不仅对于学习古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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