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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川中江县人氏刘省三用家乡方言写出一部讲“圣谕”的故事集。这就是被《话本小说史》称为中国“最后一部话本小说集”和《话本小说概论》称为清代“最后一种拟话本集”的《跻春台》。 “话本”是宋代兴起用通俗文字写成的白话小说，是宋、元民间艺人说唱的底本。“拟话本”是明代文人模拟宋元话本写的供案头阅读的白话小说。从讲“圣谕”的说唱形式来看，《跻春台》类同于“话本”，从刊印成册广泛发行供世人阅读的传播方式来看，又类似“拟话本”。 讲“圣谕”应源于佛教活动“请佛歌”，劝人行善积德、孝敬父母等。这种形式后来被朝廷用以宣讲“乡约”。明初朱元璋即有“圣谕六条”，向百姓宣讲。清承明制，顺治、雍正均有圣谕颁行宣讲，康熙皇帝更加重视教化工作，亲颁“圣谕十六条”，为全国教民之标准，并辅以多种故事说本，教化百姓忠君爱国、尊老爱幼，宣扬因果报应、弃恶向善等，以保持社会稳定。 清代中后期，随着官方的重视程度和组织力度不断减弱，“圣谕”的讲唱场所由庙堂扩大到学馆、街头、院坝等地，讲“圣谕”逐渐流变为一种民间说唱曲艺形式。“圣谕”的艺术表现形式为讲唱相间。讲词的对话表达各有声色，间或诙谐笑谈醒脾。歌词则以戏曲唱词大同小异，其中生离死别伤感词要如断似续，使听众弹泪。平腔则要有舒畅开豁的感受，陈述词则要求有一点雨一点湿的味道，唱词要求声色俱厉，竹琴词则要有飘飘然的气氛。所以，“圣谕”的演唱，要求有很高的文学性和艺术技巧。同时有一套严格的表演程式:先设高台，台上搭桌，挂红布桌帏，桌上置香案，正中供奉金雕漆牌一个，牌木质，高尺许，宽三寸，牌两边绘二龙对峙，一面上书“圣谕”二字，一面书“格言”二字。观众坐分男女，先到先坐，成环四周。开讲时主讲、讲生、歌生依次出堂，挨班站立，须先将“圣谕”二字向外，宣讲人领听众向“圣谕”牌位焚香化帛，三呼九叩。先是通神读五章（《圣谕六训》《圣谕十六条》《八法圣谕》《宏愿王大愿》《文昌帝君六愿》）。最后主讲三跪九叩行礼毕，上台开讲，不时伴以歌声。开讲时要将“格言”二字翻向外面。这套仪式旨在表示“代天立言，替皇帝教化万民”之意，故而又有“高台教化”之称。
讲“圣谕”在民间又叫“唱善书”“说善书”，传承中融入了“打醮”“庆坛”“扶乩”等一些迷信活动。辛亥革命（1911）至民国十三年（1924），中江县讲演“圣谕”风行，寺庙神会、市井街道在社期会日都高设讲台劝善，好善者施舍茶水解渴，听众云集，每天讲生的酬金为清制小钱二百文。1925年，中江士绅李贡山、米荣升等捐资，组织零散讲“圣谕”艺人成立“讲演社”，推著名艺人陈育英为社长，社内有主讲、讲生之外，还有专门从事礼仪的礼赞生和负责伴唱的歌生。民国后期，讲“圣谕”时植入的封建迷信活动越发活跃。据《中江县文化遗产志》记载：1936年中江县培修龙王阁庙宇，时庙内设三教坛，搞扶鸾降乩及求诰箓，“讲演社”于庙内设圣谕台，歇人不歇台，昼夜演讲，每日到会听众300余人。以后，每年朔望佳节，大办华会，搞春祈秋报(即春季办会祈祷、秋季办会感报)，捐献者日日增多，银元用箩篼装，“讲演社”一年比一年兴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1月，川北行署将“圣谕”改称“评话”。此后，随着社会进步，讲“圣谕”这种曲艺表演形式在中江县逐步消亡，不传于世。 《跻春台》书首题写的“新镌《跻春台》序”，落款为“光绪已（己）亥九月中旬铜山林有仁序于藜照书屋之戒欺轩”。序中提到“中邑刘君省三，隐君子也。杜门不出，独著劝善惩恶一书，名曰《跻春台》。列案四十，明其端委，出以俗言，兼有韵语可歌，集成四册。知交者怂恿付梓，省三问序于予。予曰：'此劝善惩恶之俗言，即《吕书五种》教人之法也，读者勿以浅近薄之。’诚由是，积善必有余庆，而余殃可免；作善必召百祥，而降殃可消。将与同人共跻于春台，熙熙然受天之祜，是省三著书之意也夫。”《跻春台》各卷分目录下均落有“凯江省三子编辑”的款识。
为《跻春台》作序的铜山林有仁，是中江县一位文化名人。铜山是唐宋古县，宋末毁于兵，元初并入中江县。林有仁生于1836年，早年屡试不第，遂绝意功名，致力教书，曾先后在金堂县大成书院、广福宝峰书院、龙溪草堂等处任教。1909年被聘为宝峰高等小学校长。林从事教育工作20余年，培育不少人才。在教学之余纂修《古铜山县志》5卷，记述该地历代名贤，以励后生。同时，又继承宿儒黄晓谷的理学研究，对《易经》钻研较深，常与郫县姜尹人、三台王鲁舆、同乡蒋磐卿等互相探讨，颇有所得，即著《读易日抄》30卷、《易原管窥》2卷、《志仁法天求合德录》1卷、《读论语内省随笔》8卷、《禹贡浅说》1卷、《龙溪日录》12卷、《龙溪诗话》5卷、《孔子小学》2卷、《曾子心传》3卷、《励志求学知本末录》2卷，计20余种，145卷。年逾八十，仍壮心不已，常说：“光阴一去，万古无轮回之时，此身难得，千载无再生之我…。当惜禹寸陶分，一刻不可放松”。民国九年（1920）秋病逝，终年84岁。 《跻春台》由40个故事组成，分为“元集”“亨集”“利集”“贞集”4卷。卷一“元集”有《双金钏》《十年鸡》《东瓜女》《过人疯》《义虎祠》《仙人掌》《失新郎》《节寿坊》《卖泥丸》《哑女配》10个故事；卷二“亨集”有《捉南风》《巧姻缘》《白玉扇》《六指头》《审豺狼》《万花村》《栖凤山》《川北栈》《平分银》《吃得亏》10个故事；卷三“利集”有《阴阳帽》《心中人》《审烟枪》《比目鱼》《假先生》《南乡井》《双冤报》《解父冤》《南山井》《巧报应》10个故事；卷四“贞集”有《螺旋诗》《活无常》《双血衣》《错姻缘》《血染衣》《审禾苗》《孝还魂》《蜂伸冤》《僧包头》《香莲配》10个故事。据资料显示，反映《跻春台》前期原貌的有上海图书馆藏刻本、首图藏民国新刊本、上海影印本、台北影印本等4种本子。
《跻春台》作为一部讲“圣谕”的故事本子，每篇故事内都插有大量押韵的唱词，并普遍使用“喂呀！”“菩萨呀！”等语气词烘托气氛，有的唱词末尾还标注“重句”字样，或是韵脚和唱腔、唱法提示。其中对讲“圣谕”这种宣讲活动在不同的故事中也时有体现和渲染，比如卷一《过人疯》：“顺庆一带，乃是谢寿门在教化宣讲，建醮设坛，解冤治病，阴阳两利。……搬了几个有德的讲生，到李家设坛诵经，门外宣讲善恶果报。这几个痴子喜听圣谕，每日听着不走，都是规规矩矩的，再不发疯。……又做一道祝文，高声念道'今夜晚坐圣台虔诚宣讲，众冤魂在此处细听端详。讲圣谕无非是劝把善向，阴与阳是一理为善则昌。十六条解仇忿个个宜讲，重身命方不负堂上爹娘。……’”。再如卷四《僧包头》：“时有讲生在庙宣讲，兰英去听，讲的是秦雪梅断机教子。兰英心领神会，一句不忘，回家尽孝敬兄，又见爹妈刻薄，大利盘算，时常谏劝，说圣谕极好，喊爹妈请来家中宣讲，使一家和睦，知道善恶报应、上下尊卑，也免得作恶造罪，惹祸生灾。”
《跻春台》成书于光绪己亥九月（1899年）前后，当时只是一个很粗陋的私刻本子，并非官方正式出版物，字体难看，错讹很多，大量使用中江方言记音字、生造字和简化字，所讲述的故事情节也很简单直白，应该就是“圣谕”讲生直接使用的工具书。《跻春台》虽假托故事发生在其他府县，却真实地反映了清代中江一域最原始的社会生态状况：当时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经济情况是怎样的，官员是怎样管治的，人们是怎样劳动生产、婚丧嫁娶、交谈娱乐的等。通过中江县这个局部，反映四川地区的社会现状，从而折射出当时整个中国的底层社会影像。 《跻春台》在方言学研究方面有着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完全由清代中江方言白话写成，保留了大量的方言方音和民间俚语，与现今仍在使用的中江话通用度非常之高，现在的中江人拿着书一看，基本就知道说的什么意思。可见，早在白话文运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底层老百姓就在广泛使用白话交流了。看了《跻春台》，仿佛时光倒流，就像我们在与一百多年前的清代中江先辈们直接对话一样。 2016年，中江县地方志办公室根据自身手头掌握的资料，广泛参阅前期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中江人更贴近、更容易理解《跻春台》的社会和语言背景的优势，开始着手整理编印《跻春台（校注本）》。结合对中江方言的了解，校注者对数百个词语予以页下注释，包括“不消”“受抬盒”“煞搁”“冲墙”“打保福”“比譬醒确”“利幽”“扯炮糊”“不帷不讲”“揺会”“裸连”“局绅”“光棍”等难以理解的词语，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就可以查证相关词语的语意，让阅读和研究更加顺畅和方便。如《吃得亏》：“为甚么暗地里为殃作祸，有官非和口舌不得煞搁？”里“煞搁”的注释：方言记音词，即“杀角”，有完结、结束、休止等意思。杀角是木工术语，横着锯称“锯”，竖着锯称“杀”。当物件各个部位榫接完成后，再用锯子在每个方角的两块木料交合处轻轻拉上一锯子，让缝口更加严整，这个最后的工序学名叫作“收锯”，四川方言叫作“杀角”。后来“杀角”就引申代指为事情办结完成之意。《川北栈》：“此时心兢胆战，犹如冲墙一般，汗流夹（浃）背”句中“冲墙”的注释：旧时四川地区建土坯房，两边用木板夹住形成模腔，中间放入黄泥黏土，用棍子等工具冲捣压实形成墙体，就叫冲墙。此处用冲墙时的“咚咚”声响，来比喻人在紧张激动时心脏跳得咚咚作响。《双血衣》：“局绅闻请即去，一串钱把卡和好”句中“局绅”的注释：旧时“烟酒公卖局”“征收局”“积善局”等官方机构将一些社会事务交由地方上有名望的贤达绅士主持办理，这些人就叫作“局绅”。 2017年11月，由钟力生校注并作序的《跻春台（校注本）》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刊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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