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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江南花又开 2024-2-2312:56江苏 接到战略转移的命令，部队要撤离苏区了，一夜没有睡好。 清晨，早操活动的时候，我爬上了高高的山坡，只见群峰连绵，望近处，那薄雾荡漾的山腰间，一排排高大的松柏树，挺拔劲直，苍翠欲滴； 在它脚下，那蜿蜒千里的于都河，发出'哗哗'的水声； 河两岸，漫山遍野的矮草和庄稼沙沙作响，仿佛都在低声叮咛，向我们道别。 是呵，我一想到要走，要离开苏区，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团长耿飙同志是湖南醴陵人，我是福建闽西长汀人，但是我们与千千万万红军战士一样，都对瑞金，对苏区的乡亲，有着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 苏区人民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 几年前，当我们的队伍来到于都河畔，我们这些异乡的红军战士，初到江西，人地生疏，可是，这里的乡亲们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甚至待我们胜过亲人。 他们宁可自己一家挤在一间小屋子里，也要腾出宽敞的屋子让我们住，他们帮我们补衣裳，教我们打草鞋，象逢年过节迎亲人一样，给我们捧来香喷喷的红薯、红米饭和可口的菜肴，大娘、俵嫂还跑来抢着洗衣服，烧开水，乡苏维埃的同志还捧来铺草…… 我们一起刷标语，开联欢会，一起演节目，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特别是在打土豪、分田地时，笑声欢语，此起彼落，使我们这些不是江西籍的同志感到不在家乡，又胜似家乡。 我们在这里住下后，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结下了更深厚的情谊，真可以说是同生死、共患难了。 无论是谁想要把我们从感情上割开，都是不可能的。 当蒋介石挥舞屠刀，血腥镇压时，他们团结一致，坚信共产主义会胜利，苏维埃的旗帜一定会插遍全中国。 为了保卫苏维埃，配合红军战斗，各村各乡都组织了自己的武装，从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青壮年，组成了赤卫队，十五岁到二十四岁的青年组成了少年先锋队，这些不脱离生产的群众组织，归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门领导。 他们的武器很差，只有极少的步枪，大多数是土枪、鸟枪、梭标、大刀…… 但是担负着站岗、放哨、查路条、捉土豪、支前、作战的任务。 正是由于有了他们这支队伍，加上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我们才结成了强大的武装力量。 在蒋介石实行经济封锁，我们极度困难的时刻，他们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支援部队，成了我们的坚强后盾。 那时粮食缺乏，部队定量不断减少，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 盐更困难，最紧张的阶段，根本吃不到食盐。 至于布匹和西药的供应，就更谈不上了。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把自己织的土布，省下来的粮食（他们宁可自己吃红薯、喝菜汤）以及自己熬出来带苦味的硝盐送到部队，正是这些感人的行动，激励着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这是战争最大的动力。 不仅如此，他们还坚持生产，坚持支前，始终不渝地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尽力。 他们都以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参加红军为光荣。 记不清，我看到过多少次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当红军的感人场面，可见扩红运动确实搞得热火朝天。 苏区少先队和赤卫队有的整连地参加了红军。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苏区还先后成立了少共国际师，工人师。 少共国际师，是由苏区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 苏区是这样的好，苏区的人民是这样的亲。 现在，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进行战略转移，我们即将暂时离开这里，离开这熟悉的山山水水，离开这朝夕相处的苏区人民，叫我们怎能不激动？怎能舍得？ 子弟兵眷恋老区人民，老区的乡亲也深深地怀念着他们的红军子弟。  中央红军第一军团部旧址 当我爬上山巅，展望这滔滔的林海，不由得想起几天前的一件事来。 那天，我们在闽西连城温坊打了一仗，战斗结束后，在回钟屋村的归途中，碰到一位福建长汀同村老乡，他回到长汀后，把这消息告诉了乡亲们，这个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我的家里。 我自一九二九年一月参加革命以后，六年了，没和家里人见过面，音信全无，他们听到我的消息，非常高兴。 村里有人提议说： '我们的孩子们为了苏维埃，在那里流血、吃苦、我们还不赶去看看他们！' 于是一个完全出于自觉的劳军热潮掀起来了。 在我的老家——福建长汀宣城下畲乡张屋铺村上上下下都忙着磨炒米，绱鞋子，凑鸡蛋，装薯干…… 整整忙了几天。 最后，他们推选了十几个代表，满载着乡亲们的情意，不远百里，爬山涉水，越岭过桥，寻找我们这支部队。 这里面有我的父亲。 还有我远房堂哥杨能梅的妻子。 他们大部分是军属，每人挑了一副担子，担子里盛着猪肉和闽西的土特产——笋干、芥菜、菜干、还有鸡蛋、红薯干、豆子、萝卜干、兔子、活鸭、活鸡等，当然少不了一双双刚绱的鞋子…… 真是应有尽有，五光十色。 那时我们红一军团二师四团驻在钟屋村进行休整，战士们吃过早饭在操课，我和团长耿飙同志正在阅读文件。 突然，团部的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 '报告政委，他们来了，挑了许多东西！' '谁来了？还挑来了东西？'我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 通信员眨眨眼，眉毛一扬说：'乡亲，他们担着不少的慰劳品！' '是钟屋村的乡亲？'我站起来问。 通信员摇摇头说：'不，我问了，是你老家的。' 我越听越糊涂，正纳闷，耿飙同志拉着我的手，说：'走，政委，我们去看看！' 当我们急匆匆走到门口时，我怔住了。 果然，门外站着十来个长汀老乡，旁边还放着十来副盛得满满的担子。 没待我走到外边，他们便争着叫我的小名： '能俊！' 我急步上前，高高兴兴地与他们逐一握手，当我与五六个乡亲打完招呼，左右看时，意想不到的是眼前出现了我的父亲。 此刻他呆呆地站在一边，用热烈而又深沉的眼神看着我，也许是太兴奋了，他站在那里一步也不向前挪动。 我一步跨过去，高声叫着：'爸爸！' 这时，他眼泪止不住地从眼眶里滚了出来，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能俊，你走，怎么也不打一声招呼，把你妈妈和我想得好苦。' '那时情况实在紧急，再说，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我用手抹去他脸上的泪珠，笑着说。 父亲这时抬起头来看了看我说：'六年了，你一去不回，也不回来看看你妈，谁知你到哪里去了，真把家里人都快急死了！' 一句话，触动了我。 可不，远在一九二九年，我弃学到乡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闽西暴动，之后，连父母那里也没有来得及打招呼，便跟随起义队伍（后正式编入红军序列）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且战且走，来到了江西和湖南革命根据地。 一晃已经近六年了。 如今，父亲又来到我的面前，我怎能不为此激动。 于是我扶着父亲，眼里滚动着泪花，笑了笑说： '爸爸，你看我身体怎么样？' 父亲也笑了，用手掌拍拍我的胸脯说：'可不，长高了，也长结实了，就是瘦了点，人倒还精神！' 耿飙同志也高兴地插上来说：'老伯，你儿子和我在一起，当团政委。' 我这时向乡亲们介绍说：'这是耿团长，他是湖南人，我们象亲兄弟一样，天天在一起。' 耿飙同志笑了笑，谦逊地说：'乡亲们爬山越岭，从那么远跑来看望我们，我们非常感激，非常高兴！' 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我们与老乡一起进屋，互叙别后，中午还请来驻地的乡亲，一起会了餐。 那顿饭自然是十分丰盛的，有鸡，有肉，我们都分别尝了尝，与此同时，我们把一部分慰劳品分给师首长和各营，让他们也改善了一下生活。 由于蒋介石进行了五次'围剿'，经济上实行封锁，苏区人民已是够困难的了。 正如大河干涸，小河没了水，人民群众生活困难，部队就节衣缩食，这也很久了。 今天，听说福建长汀的乡亲们爬山越岭，送来了东西，无不感动。 我们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请乡亲们到连队来看看战上，谈谈家乡的情况，讲讲他们对子弟兵的期望，使上上下下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乡亲们住了三天，部队又要开拔，他们不得不走了，分手前，相互道别，互说珍重，彼此依依不舍的那种情感多么真挚啊！ 当我们把他们送到山边岔路口时，忽地想到乡亲们回去身边没有盘费，是啊，一路上他们要翻山越岭，靠两条腿，走上两三天，身上没一个钱怎么行呢？ 然而那时我们红军不打土豪就没有钱，家属来队极少，更没有发放路费的规定，至于每个人的积蓄根本谈不上，即使每月分一点伙食尾子，抽烟的，也都花得精光，于是只好临时凑了。 我不会抽烟，衣服口袋里还有五角钱，就先把它拿了出来，在场送别的同志都把口袋里的钱倒了出来，总算凑了几块钱，交给乡亲们作了盘缠。 他们要走了。 这时忽然听到旁边的一个伙房里的小鬼喊道：'司务长来了！' 我猛回头，可不，我的堂哥杨能梅来了。 原来能梅嫂子和我父亲一起来队时，正巧能梅派差出去了。 那时节，交通、通信都很不便，他已走了几天，也没法找。 本想让能梅嫂多住几天，好让他们夫妻畅叙一番，怎知部队要走了，他们只能都回去。 能梅嫂子在村里是个支前积极分子，她自然想得通，当早晨送他们上路，我有意过去打个招呼时，她高高兴兴地说：'莫关系，等革命胜利了，能梅回来，再好好讲讲。' 他们上路了，开始，我总为她风尘仆仆，迢迢百里，到此不能见丈夫一面而感到遗憾。 现在，能梅来了，我可从心里高兴。 能梅走上了山坡，他首先看到了乡亲，发狂似地奔过来，问长问短，但是当他转过身来发现人群中有他的妻子时，脸刷地变成了块红布似的。 还是嫂子老练，不愧是个妇女干部，她走到能梅跟前，伸出手来说：'能梅，你回来了，刚好我要回去了！' 这时能梅也高兴地伸出了手。 嫂子见他还放不开，就一把握住他的手，摇了摇说：'你不在，同志们都说了，你干得不错，我放心了，家里事你莫操心了，妈由我照顾，好，我走了！' 就这样，这位可敬的嫂子与丈夫匆匆见了一面，又匆匆分手了。 他们走了，走了一小段路，又回过头来，说：'希望你们多打胜仗，等胜利了，回家来看看！' 可是，这一阵子，仗越打，我们越被动，越打根据地越小，这怎不叫人纳闷。 家乡的亲人盼着我们回去看看他们，可我们越走越远了，而今天我们还要大踏步地西去，不仅离老家远了，离苏区的亲人也远了。 黄昏，当夕阳的余辉，投射到碧波涟漪的于都河上时，我们列队要从这里出发了。 虽然这次战略转移，由于时间的仓促，除各部队内部传达动员外，已经没有时间和群众开告别会，但是根据地的群众凭着多年来的斗争经验，还是从我们的行动上感觉出来了。 他们悄悄地作了准备，不约而同地聚拢来了。 这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场面。 红旗猎猎，战马嘶鸣，整齐的队伍站在河对面的草坪上。  源源不断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汇拢来。 他们扶老携幼，来到于都河畔。 乡亲们有的把煮熟了的鸡蛋塞到我们手里，有的把一把把炒熟的豆子放到我们的口袋里。 有的拉住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 有的止不住地'呜呜'哭了起来。 我正在和一营的几个干部谈着事，突然，人群中钻出我的房东大娘来。 房东大娘今年六十多了，一头白发，他三个儿子都当了红军，两个牺牲了，一个当了干部，显然，她看完儿子，又到我这里来了。 我赶忙迎上去，高兴地叫了声：'大娘！' 大娘把用一块小白布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我接过它，打开一看，是两个热气腾腾的红薯。 她说：'孩子，你路上吃！' 我手里捏着红薯，眼睛湿润了。 是的，两个红薯倒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可是在苏区连续遭到破坏，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大娘捧出两个红薯来，真是捧出了大娘的一片心啊。 大娘告诉我，地窖里藏了一筐红薯，听说我们要走，选了几个赶忙烧了，他儿子一份，我一份。 此刻，我难以用言语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捧着红薯，又深情地叫了一声：'大娘！' 听得我叫大娘，她高兴地笑了，拉着我的手说：'好好打仗，大娘等着你们回来！' 我点了点头。 军号响了，我们红四团，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 这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 我们离开了驻地，穿过一条大路，踏上了宽阔的于都河桥。 桥下的水徐徐流着，我们的队伍从桥上缓缓地通过，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两旁站了不少的群众。 夕阳西沉，群山转暗，队伍越过一条长长的土路，转过弯来，向着西南——我们面临的第一道封锁线挺进。 向前，向前，迎着蒙蒙的暮霭，听着那越来越小的水声，渐渐地，那声音被急行军的脚步声代替了。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于都河畔的乡亲，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战斗、行军一年零两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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