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从小喜欢音乐，说这话并非意味着我受过良好音乐教育，深通乐理，能操持乐器。我认为听音乐没有门槛，作曲和演奏真有门槛。我是爱听音乐，离不开音乐的那种槛外爱好者。我与陶渊明一样“不解音律”，虽不像他那样“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但常陶醉于音乐之中。所谓自幼喜欢则是出于机缘巧合。当年我家邻居赖大爷多子女，光儿子就有四个，其中老大上过军校，学会了小提琴，弟弟们都跟哥哥学琴，于是我们那个小院每天早晚琴声悠扬。赖家小兄弟比我大几岁，练琴非常刻苦，刚开始我们家觉得受不了，我母亲还因此与他们家有了矛盾，产生了邻里纠纷。我倒是越听越入耳，甘愿沉浸在从早到晚的提琴声中。每天一早他要练琴，那反反复复单调的练习曲就成了我的起床钟声。后来他越拉越好，越来越成调，拉得像收音机里面播送的曲子了，先是《新疆之春》、《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渔歌唱晚》、《恋歌》等乐曲，后来登峰造极，时常拉出《梁祝》来。我听音乐的“水平”也随着赖家小兄弟提琴水平的提高而不断长进。当年小孩子学音乐大多是为了多一条谋生出路，后来听说赖家小兄弟也确实凭借会拉提琴的一技之长找到了工作。如果说文革时期我的音乐生活主要是“旁听”邻居拉琴和收听短波敌台，那到1976年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时不仅收音机经常播出好听的中外音乐，也有比我年长的文青买了唱机，开始欣赏那些解禁的抒情歌曲。老同学何锡彬的五哥就是这样一位文青。他喜欢读书，热爱音乐，购置了一台唱机，买了不少塑料薄膜小唱片，主要是一些经典民歌和西洋古典小曲子。只要我想听音乐便去找何锡彬，我俩会霸占五哥那间小卧室，把他的全部收藏弄出来享受一番。五哥是典型的文青，脾气温和，举止文雅，看见我这样喜欢音乐的小青年自然引为同好，从来笑脸相迎送。我接触西洋音乐是从听五哥的唱机开始的，真正喜欢上还是在学习欧洲历史文化的过程中“附庸风雅”的结果。刚开始听西洋古典音乐的那些大曲子觉得太复杂，不好理解，要在收音机前静静地坐二三十分钟听音乐实在不容易，但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肖邦等音乐名家如雷贯耳，听他们的音乐是有教养的人的必修课，自己一心要做个有教养的人，这一关必须得过。我就抱持这样的心态，听了不少曲子，看了不少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西洋古典音乐。由此我有一个看法，适当地“附庸风雅”应该理解为向善向好。有了这样的心思才会像黄庭坚所说的那样常“用古今浇灌”自己的思想胸怀，从而使自己的面目不那么尘俗可憎，开口说话也不那么语言无味。音乐是发自人类灵魂的声音，是纯粹情感的艺术，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在一些特殊的场景，音乐会给人带来非比寻常的感受。记得在西师读书时，有一次回梅园路过附近的教师宿舍，忽听见爬满绿植的小楼传出悠扬的钢琴声，深沉委婉，如山间溪水，天空流云，云水之间略带忧伤的旋律使周遭一切都流动起来了，像一股暖流向我涌来，感觉实在不能自持，只得坐在台阶上静静地聆听。那种沉浸于音乐的幸福感我至今难忘，听到的曲子是肖邦的《升C小调夜曲》，其旋律也因此深深铭刻在我心中。前不久，王挺之兄在电话中要我帮他在网上找肖邦这首夜曲的钢琴谱，说是从前喜欢的手风琴背不动了，改玩儿钢琴很有心得，才把《下雨的时候》练熟了，准备弹肖邦夜曲。挺之兄的电话不仅使我想起那次在教师宿舍旁听肖邦的幸福经历，而且勾起我对在西师听音乐的往事记忆。挺之兄当年为学英语买了台卡式收录机，结果他用它听英语的时候不多，大多时候我拿它听音乐了。莫扎特的小步舞曲、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等是常听曲目。七八级老三届同学很多都会拉二胡，而唯独挺之兄手风琴拉得很好，曾为我们班男声小合唱队做伴奏。所谓西师历史系七八级二班的男声小合唱队，那是刘懿兄领着我们几个小兄弟组成的合唱队，名字响当当，叫“黑鸭子小合唱队”，所以，多少年后刘懿兄还风趣地说：“当年没商标法，缺乏品牌意识，没有注册，如果我们注册在先，就没得后来那群红遍全国的'黑鸭子’了。”大学毕业分配去了阿坝州汶川县威州中学教书，当年的州内县城生活枯燥乏味，没有当天的报纸读，电视转播效果差到不忍看，所以工作之余除望岷江水流，看布瓦山高，就只有读书、听音乐了。一台卡式收录音机，若干盒磁带就是我的音乐天地。广播电台的古典音乐节目是绝不会错过的，再晚都要听，记得中央广播电台有一个小时的古典音乐节目在半夜12点半，正好在我结束一天工作学习后，所以这档节目成了我睡前必做的功课。前不久我还偶然在夹在一本书中的纸片上，读到我于1983年4月11日动情地记下的前一天晚上听这一节目的感受：“昨天晚上从收音机听了两支美妙绝伦的曲子，一支是莫扎特的《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另一支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前者我听过多次，相当熟悉，至于后者，完整地听还是第一次。整整一个多小时，我完全沉浸在无比欢乐和幸福中。”上图左边那两盒就是当年外文书店售卖的所谓原声带，标有“内部发行”；右边那盒肖邦是当年真正的原声带，价格要贵很多。我带进山的音乐磁带主要是些翻录带子，也有在成都外文书店影像部买的所谓原声带（标有“内部发行”的那种），内容包括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帕格尼尼、门德尔松、肖邦等。这些磁带一直伴随着我，从阿坝州到山东大学，从山东大学又回到成都。在大山中的小县城我真正体会到音乐能感动灵魂，治愈心灵，融入生命深处。不能设想没有海费茨演奏的贝多芬和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没有伊扎克·帕尔曼演奏的帕格尼尼，我还能健康地熬过那些孤独的岁月。当年威州中学的老同事左老师曾告诉我：“人生像大仲马所说，'是一串由痛苦组成的念珠，达观的人是笑着数完这串念珠的’。”我深以为然，同时觉得在笑着数这串念珠的时候，音乐是不可或缺的。就是在岷江边上的小阁楼上，在大师们的音乐中，我学会了孤独，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虽是年华无一事，但已略知人情冷暖，我逐渐把生命的激情与心灵的宁静，将苦行与快乐结合在一起，不是刻意追求一种生活方式，而是真诚地去面对生活本身，以使生活有意义。我听古典音乐的时候正值辛丰年先生在《读书》杂志开设“门外读乐”专栏，先生是我听古典音乐的引路人。辛丰年先生自谓“我这乐迷始终是个槛外人。这样也好，可以自由听，自由谈，自得其乐，不亦乐乎？”跟随这“门外人”去欣赏古典音乐，自然不会去穷究乐理，而是多听音乐多读书，在音乐艺术的殿堂里徜徉，沉浸于音乐之美。先生的许多观点对像我这样不会操持乐器，只是喜欢听音乐的人可说是正中下怀，深得我心。先生说：“我向来以为，真正的乐人，主要是为不懂作曲的人说法的，更何况贝多芬。他之不同于前人，正在于从高贵的听赏者转向了凡众。”循着辛丰年先生的指引，我在音乐欣赏上天马行空，在音乐理解上完全随心所欲，以为真诚地聆听，用心去感悟，在乐声中得到快乐，那才是欣赏古典音乐的正确方式。喜欢听音乐，自己又不会任何乐器的音乐爱好者看见别人学音乐总会心生羡慕，还会说：“等我有了孩子，一定让他从小学音乐。”因此，2000年儿子泠风满六岁，我和他妈决定让他学音乐，其他任何兴趣班都不上。此后整整六年，孩子他妈用自行车每周送他到战棋文工团朱春生老师家学手风琴，每天还要督促练琴，其辛苦可想而知，其收获自然不少。家里经常琴声缭绕，除了车尔尼练习曲，自然还有随后的许多好听曲子，包括《小白船》、《巴黎的天空下》、《流浪者之歌》、《马刀》，等等。小学毕业那年孩子顺利通过手风琴八级考试，成绩优等。孩子以音乐为志业不是我们的目的，让孩子接受音乐教育，具有音乐修养才是我们所在意的。我儿子最终去学了计算机，与我的专业相去甚远，但喜欢听音乐是我们的共同爱好，只是他更偏向介于电子音乐与古典音乐之间的“新世纪音乐”（New Age Music）。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接受雅尼、恩雅、神秘园、姬神、神思者等音乐。不管是在心情怡悦还是抑郁时，我都爱听音乐，听到好曲子，入耳好像都有些酸楚，带几分感伤，听着听着，有时会热泪盈眶，不能自已。起初我觉得是因为自己心理黯淡，在春夏之时总忘不了秋冬的萧瑟，于平和之中会感到忧伤，把好端端的曲子听成了催泪的酸曲儿。然而，最近读清人龚炜的笔记《巢林笔谈》发觉这毛病天下并非我独有，而是古已有之。龚炜在笔记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文字：“予于声歌无所谙，独喜笛音寥亮，每当抑郁无聊，趣起一弄，往往多悲感之声，泪与俱垂，审音者知其为恨人矣。今夜风和月莹，阑干静倚，意亦甚适，为吹古诗一二首，皆和平之词，而其声仍不免于呜咽，何也？”（《巢林笔谈》卷四）看来龚炜也搞不清楚他的笛声为啥总不免呜咽。执笔之顷，豁然开朗，我似乎有所领悟：能使人流泪的音乐一定是好音乐，虽然说是忧伤，实际上是面对美的内心悸动，呜咽也好，忧伤也好，应该叫作“幸福”！正如19世纪美国作家爱伦坡所说：“任何美的东西一旦达到极致，都会使敏感的灵魂怆然涕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