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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超级地租 笔者按：2013年3⽉1⽇⾹港《信报》头条新闻《政府取消勾地重夺供应主导权》。此⽂意味着⾹港⼟地制度开始发⽣重要转变。巧合的是，笔者的⽂章也于今天《信报⽉刊》第432期正式刊出，标题为《⾹港的超级地租》。⽆论阻⼒如何巨⼤，⾹港都必须向前发展。当然，作为借鉴，也应对DL的⼟地制度进⾏深刻反思了。 ⾹港的“深层次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那些茶杯⾥的风波不⾜挂齿。⾹港“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涉及经济管理主权，关乎⾹港未来的命运。事实上，⾹港的经济管理主权始终是⼀个令⼈忧虑的问题，⾹港于1997年回归的仅仅是政治管理主权（⾏政权），经济管理主权⾄今仍然⽆法全⾯回归。⾹港的经济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个是财政问题，就是本⽂要谈的超级地租问题；另⼀个是⾦融问题，就是联系汇率问题。笔者曾经着⽂《回到⼀九⼋三年》，对⾹港⾦融问题做过详细论述，本⽂可以视为《回到⼀九⼋三年》的姊妹篇。⼀个残酷事实是，⽆论中央政府亦或是⾹港政府，均⽆法在⾹港实施卓有成效的财政⾦融管理。在经济管理主权旁落的现实中，⾹港经济呈现出⾃由落体运动。如果不是中央采取⼀系列有效措施，⾹港经济资料会⼗分难看。 笔者认为，⾹港的经济问题皆肇始于1983年。英国⼈在与中国⼈开启关于⾹港主权问题的谈判之后，对⾹港的经济制度做了历史性的改动，港英政府在⾹港回归前悄然让度了⾹港的经济管理主权。事实上，在⼀九⼋三年之后，国际⾦融资本逐渐接收了⾹港的经济管理主权，这种情况在⼀九九七年之后反⽽更加严重了。在国际⾦融资本的操纵下，⾹港财政⾦融制度⽇渐扭曲，⾹港终于形成带有⾷利特征的贵族体制。⼀个彻底失去创业和创新潜⼒的⾹港，⼈才和资本⼤规模流失，经济效率每况愈下。在回归⼗五年之后，全世界都在审视，⾹港的明天真的会更美好吗？ 1983年之后，在内外既得利益集团的强⼒主导下，⾹港逐渐形成了隐形的超级地租。 为了准确评价政府的财政状况，笔者曾经提出⼴义财政论（包括⼴义税赋论），⽬的在于超越狭义财政理论的局限性。狭义财政理论的局限性，常常构成⼈们对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的误判。通常，在狭义财政理论下，⼈们习惯于将名义税赋理解为税赋的全部；然⽽，名义税赋和实际税负完全是两回事，实际税负往往⼤⼤⾼于名义税赋。笔者认为，⼀些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由于财政制度存在的明显的漏洞，往往造就⾮政府组织和个⼈僭越政府的财政⾏为，这种准财政⾏为通常不纳⼊政府的正规财政管理范畴，但却成为具有强制性特征的准政府⾏为。⾮政府组织和个⼈的准财政⾏为，往往可以造成对弱势群体极为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形成经济结构的极度扭曲。简单⼀点⼉说，就是地产商可以被赋予税务局的职能，通过准税赋的⽅式攫取财富。⾹港⼈可能难于理解，⾹港存在“第⼆税务局”。正是这个“第⼆税务局”制造了⼀批世界顶级富豪，⾹港的顶级富豪竟然清⼀⾊的是地产商。笔者所⾔⼴义财政论，可以厘清这部分⾮政府的财政⾏为，可以揭⽰经济结构扭曲的深层次原因。 ⾹港的超级地租问题就是⼀个经典的⼴义税赋案例。⾹港政府的名义税赋⾮常之低，但⾹港居民类税性负担却极为沉重。事实上，⾹港的社会分配三⼗年来被严重地扭曲了，⾹港存在令⼈震惊的隐形超级地租。⼀直以来，⾹港被视为⼀个低税赋地区。从宏观经济⾓度观察貌似如此，⾹港名义税赋（狭义税赋）是⾮常低的；但是，从微观⾓度观察（居民个⼈⽀出），⾹港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却极其沉重，类税性⽀出达到惊⼈的⽔平。⾹港政府⼀直未能提供各类港⼈个⼈收⼊中房屋性⽀出占⽐的详细统计资料，笔者只好使⽤⾹港本地学者提供的研究数据。据2012年4⽉第12期《社联政策报》冯国坚博⼠⽂章《⾹港私⼈租住房屋问题与论述》提供的数据，⾹港私⼈租住楼宇租⾦收⼊⽐（1990-2011）分别为：1990-1997，69.85%；1998-2003，47.50%；2004-2011，56.33%。如果，我们将私⼈房屋租住楼宇租⾦占个⼈收⼊30％视为⼀个合理⽔平；那么，超过30%的部分可以是视同为超级地租。我们使⽤冯国坚博⼠提供的资料可以得出惊⼈的结论：⾹港的超级地租⼏乎是正常租⾦⽔平的⼀倍；接近正常税赋的两倍；超过名义地租数⼗倍。每⼀个⾹港居民额外的房屋租⾦⽀出可以视同为类税性⽀出，这是⼀双看不见的⼿收取的价内税，它直接将⾹港居民的实际税负提升了近两倍。考虑到⾹港居民还要⽀付其他类税性⽀出（各类保险和公积⾦⽀出等），⾹港居民的⼴义税赋（实际税负）已经接近世界最⾼⽔平。远远超过正常税赋⽀出的超级地租严重恶化了⾹港居民的⽣活质量，也同时严重扭曲了⾹港的经济结构，严重削弱了⾹港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竟争⼒。当然，正是这个超级地租成就了⾹港的超级地产商，使弹丸之地的⾹港产⽣了⼀批世界级富豪。这些⾷租⽽肥的超级富豪，⽤超级地租驱逐了⾹港的⽐尔盖茨和乔布斯，使本应实现⼯业化升级的⾹港变成了⼀个⾦融泡沫。没有公开资料证明，英资从⾹港⾦融泡沫中吸⾛了多少财富。笔者只是知道，撒切尔夫⼈的撒切尔主义是需要外来资本⽀撑的，正是当年⾹港庞⼤的私⼈资本回流英国，完成了英国历史性的私有化进程。⽏庸讳⾔，伪善的⾹港财政制度，制造了⾹港伪善的税收制度；伪善的⾹港税收制度，制造了恶劣的⾹港⼟地制度；恶劣的⾹港⼟地制度，制造了极度扭曲的⾹港超级地租。极端扭曲的⾹港超级地租，吞噬了港⼈的劳动成果，埋葬了⾹港年轻⼈的未来。如果，⾹港再不启动深刻的财政改⾰，⾹港的明天将是⾮常暗淡的，⾹港可能成为另⼀座废都。 ⼀、⾹港超级地租的本质。 地租，是使⽤⼟地⽣产⼒的报酬，地租是指⽤以换取占⽤⼟地或提升⼟地价值所⽀付的费⽤，为地主的所得。在城市，地租是城市⼟地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城市⼟地价格形成的基本依据，其来源于⼟地使⽤者的利润。地租产⽣的原因有⼟地稀缺性、收获报酬率递减率、⼟地肥沃度、位置、⼟地私有制度、⼈⼜⽆限增加等因素所产⽣。超级地租，是指超越了⼀般地租的公允⽔平⽽获取的地租性质收益。超级地租本质上是对⼟地使⽤权的过度收费。超级地租理论上应该是地主凭借⼟地资产获取的的超额利润。但是，在现实社会当中，由于⼟地拥有者和⼟地管理者错位，超级地租收益往往被截流并转移。所以，超级地租往往并不以地租形式出现（⼀般隐含于房价和房租之中），超级地租往往并⾮被地主征收和获得，超级地租往往成为政府和地产发展商牟利的⼯具。 ⾹港的超级地租，是⾹港⼟地资源升值形成的超额利润。理论上，在⾹港回归祖国之后，⾹港的⼟地所有权归属于中华⼈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港超级地租属于中华⼈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所有。但是，鉴于《基本法》的安排，⾹港⼟地的所有权实际上由⾹港政府代为⾏驶管理权。⾹港政府实际上将⾹港超级地租让度给了地产发展商以及⼟地实际占⽤者。⾹港超级地租的本质，是⾹港⼟地资产价值⾼度垄断形成的超常规收益。⼀般⽽⾔，⾹港地租应该维持⼀般地租的公允⽔平，不应通过⾏政和商业的⾼度垄断形成超级地租模式。⾹港的超级地租扭曲了⾹港社会分配分的合理性，也损害了⾹港社会资源分配的效率，使⼈民⽣活质素不断下降，也使经济发展陷⼊困境。 ⼆、⾹港超级地租的成因。 ⼀般⽽⾔，形成超级地租需要两个必要条件： 第⼀，⼟地使⽤权的超级垄断。 ⾹港的超级地租问题肇始于⾹港殖民地末期。在⼀九⼋三年中英谈判之后，政府和地产发展商形成了默契，巧妙地控制了⼟地的供应量，并操纵了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于是，⾹港的地租性收益急剧增加，成为了⼟地占⽤者的类税性收益。实际上，在⾹港漫长的殖民地时期，⾹港的地租⼀直处于合法⽽合理的⽔平。1841年⾹港开埠，⾹港岛上的⼟地于同⼀年便开始由殖民地政府出售予私⼈买家。除了中环花园道的圣约翰教堂的⼟地属永久业权外，其他所有⼟地均以批租形式出售。契约条款因应出售当时的⼟地政策⽽有差异。⼀般的批租期为固定年期75年、99年、150年或999年，⽽没有续租权利；或是可续租年期75年、99年或150年，⽽有权分别再续租相同的年期。⼟地买⽅（即契约持有⼈）须于批给契约时，向政府缴付反映当时⼟地的地价，并且缴交年租（现称地租，旧称地税）。在⾹港漫长的殖民地时期，地租通常为象征式的⾦额，相对于收⼊占⽐⽽⾔极低。 令⼈感叹，⾹港所有的“深层次问题”都产⽣于三⼗年前。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恐怕就是⾹港的地租问题。中国政府及英国政府于1984年12⽉19⽇签署《中英关于⾹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下称《联合声明》)。该声明于1985年5⽉27⽇⽣效，⽽其附件III载列有关批出新⼟地契约及不可续期⼟地契约的续期事宜。根据《联合声明》附件III的规定，⾹港政府在1985年5⽉27⽇⾄1997年6⽉30⽇期间批出的新⼟地契约的租期不可超越2047年6⽉30⽇。⼟地承租⼈须缴纳地价及象征式租⾦直⾄1997年6⽉30⽇，在该⽇以后则⽆须补地价，但须每年缴纳相当于当⽇该⼟地应课差饷租值3%的年租，此后，年租会随应课差饷租值的改变⽽调整。附件III亦订明，除了短期租约和特殊⽤途的契约外，1997年6⽉30⽇以前期满的不可续期⼟地契约，如承租⼈愿意，均可续期⾄2047年6⽉30⽇⽌，⽆须补地价。从续期之⽇起，每年缴纳相当于当⽇该⼟地应课差饷租值3%的年租，此后，年租会随应课差饷租值的改变⽽调整。⾄于1997年6⽉30⽇以后期满⽽没有续期权利的契约，附件III订明，将按照⾹港特别⾏政区有关的⼟地法律及政策处理。简⽽⾔之，⾹港回归后，⾹港“地主”的订定的地租实在太低了，在迅猛的通胀⾯前可以说是聊胜于⽆。阅读历史⽂件，您或许会感到惊讶，回归后⾹港的“地主”实在是太宽厚了，宽厚到反主为客的地步了。显⽽易见，正是两级政府的财政不作为，极⼤地助长了⼟地实际占⽤者权益。由此，⾹港的⼟地异化为政府和地产商的提款机，为实际操纵⼟地占⽤权的⼈们（英资及其代理⼈），提供了⼀次史⽆前例的发财并套现的历史性机遇。我们为当年参与中英谈判的中⽅代表感到遗憾，他们或许是坚定的政治家和优秀的外交家，但他们在经济和法律⽅⾯的准备明显不⾜，他们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国家主权的经济含义，他们因此⽽⽆法捍卫国家的经济利益，也未能充分保障港⼈的经济利益。所以，⾹港终于没有能够幸免，⾹港还是重复了其他英国殖民地的悲惨故事。更令⼈感慨的是，这种遗憾今天仍然在继续。 第⼆，持续的通货膨胀。 在笔者看来，港英政府1983年放弃⾃由浮动汇率制度的理由是荒谬⽽可笑的。如果，⾹港不是在1983年放弃⾃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港⼈就存在⾃主管理通货膨胀的能⼒。当通货膨胀处于合理⽔平，⼟地占⽤者就⽆法攫取超级地租了。笔者在《回到⼀九⼋三年》中，对⽐了⾹港和瑞⼠在货币管理上的异同，瑞⼠⼈1983年之后坚守⾃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创造了令⼈羡慕的经济成果。瑞⼠没有制造世界级的地产商，瑞⼠⼈民获得了世界顶级的⽣活质量，瑞⼠成功完成了产业升级（世界⼀流的⽣物科技产业和精密机械制造业），瑞⼠法郎可以成为独⽴于美元和欧元的强势国际货币。⽽港币，那个曾经接近辉煌的准主权货币，却于1983年莫名其妙地沦为了美元兑换券。想来⼼酸，⼀个丧失了货币管理主权的特区，还讨论什么经济管理主权？⼀个不能履⾏经济管理主权的特区，还奢⾔什么主权回归？⾹港⼈和DL⼈⾄今也未必明⽩，1983年之后这块⼟地上发⽣的事情。超级地租，就像⼀根插⼊⾹港机体的吸管，⾹港的财富被国际⾦融资本慢慢地吸⼲了。 三、⾹港超级地租的未来。 笔者在《回到⼀九⼋三年》中明确提出，⾹港应该尽早结束联系汇率制度，⾹港应该重建具有主权特征的⾃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任何熟悉地租理论的学者都会明⽩，不能管理⾃⼰的货币，就不能管理通货膨胀，也就⽆法有效管理财政（也包括地租）。简⾔之，解决汇率制度问题，是解决⾹港经济问题的必由之路。 当然，管理地租必须要从地租本⾝⼊⼿。 第⼀，⾹港应建⽴地价评估制度。在地价评估制度基础上，建⽴调控⼟地供应量的⼀整套科学⽅法。 所谓地价评估制度，就是将地价与⾮政府补贴居民的平均收⼊⽔平绑定。政府不能擅⾃收放⼟地供应量，导致市场对⼟地供应预期的不确定性，进⽽导致⼤规模投机⾏为发⽣，为特权商⼈提供不正当暴利。 第⼆，⾹港应建⽴⼋极超额累进地租制度。对于占有较少⼟地资源的居民予以地租豁免；对于过度占有⼟地资源的居民征收超级地租。⾸先，必须压抑过度投机；其次，必须均衡资源占有；最后，必须全⼒促进环保。 第三，⾹港应将物业投资收益纳⼊所得税征收范畴。 通过建⽴地价评估制度，可以解决地租⼀次分配的合理性。通过差别租⾦和税收调节，可以解决地租⼆次分配的合理性。 另外，就长期⽽⾔，⾹港财政存在严重的隐忧，早就应该开辟新的税源以应对未来的财政危机。 笔者连读了⾹港⼗⼋年的预算案。⽼实说，笔者对于港府所谓审慎理财的陈词滥调感到惊讶。港府的税基偏重于劳动者和劳动所得，⽽忽略资产占有和资产溢价，摆明了是杀鸡取卵，还谈什么审慎？况且，⼀个坚定不移保护资本家，⽆所顾忌剥夺劳动者的税制，连起码的公平正义都谈不上，谈审慎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个保护⾷利者并制造贵族的税制，理应为现代⽂明所不耻，何以竟成为港⼈的骄傲？更令⼈惊讶的是，如此⽆耻的税制何以竟能够在DL复制？ 长期观察⾹港的财政，加深了对DL财政改⾰的忧虑。DL以⾹港财政制度为师，竟然创造了⼟地财政模式，这是经典的机会主义选择。事实上，今天DL的超级地租问题，⽐⾹港有过之⽽⽆不及。当欧美均开始增加针对资产占有和资本利得课税的时候，DL仍然顽固坚持以劳动者及其劳动所得为主要税源，⾮但罔顾公平正义，也毫不在乎经济效率，严重后果已经开始浮现。从某种意义上讲，DL⾮但未能收回⾹港的经济管理主权，甚⾄也在丧失⾃⼰的经济管理主权。伟⼤的祖国正在巨⼤的风险中⾼歌猛进。 ⼆零零⼋年对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是历史性的时刻。美国⼈以其特有的敏锐和卓越的智慧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他们进⾏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另⽂详谈）。⾹港在所谓“五⼗年不变”的咒语中不断沉沦。⽽中国竟然与世界潮流背道⽽驰，⾮但放弃了主动调整的历史机遇，还被动进⾏了资产泡沫的恶性扩张。时间对⾹港和中国都⾮常不利，在失去调整机遇期之后，⾹港和中国都将⾯临严峻的经济挑战。2013年对⾹港和中国都是历史性时刻，⼆零零⼋年经济危机的⾼潮正在步步逼近，残酷的经济危机将摧毁梦中⼈最后的辉煌。⾮常希望新⼀届领导⼈知道，他们将要⾯对怎样的残局，以及他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回到一九八三年 卢先生-周末闲聊1209-平成战败与日本停滞 展开阅读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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