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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者，能治事者也。无论是五帝时代的治狱，还是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治学，又或是当代的治政，士者皆以能事其事见长；故而士字亦从把理斧钺的象形字（西周金文）演变为从一从十的会意字（春秋文字），表示处理事情善始善终，更加明确地把士定格为能治事的人。
能治事者首先要有士字蕴有的能力。俯瞰士字，士者推十合一；仰看士字，士者推一合十；而上下俯仰，士者则从推十合一再到推一合十。推十合一者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的事物中找出一般规律，钩深致远，博学约取；推一合十者从一般到特殊，把一般规律应用到具体事物的分析中去，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从推十合一再到推一合十者贯通学用，研究世界，改造世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可谓知道行道而一以贯之。推十合一、推一合十和从推十合一再到推一合十，是士的中心意志和外化意向，是士的思考范式和思维方法，是士的行动指南，是士应具有的意志力、专注力、思考力、思维力和行动力。 士者蕴其力，故能治事。轴心时代，孔子、孟子、荀子建立儒家学说、列子、庄子建立道家学说，李悝、商鞅、韩非建立法家学说，还有墨子、孙子、惠子、鬼谷子、邹子等建立的墨家、兵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等，可谓百家争鸣，士立三观。黄金时代，唐宋士子开创一代文风，其代表人物为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和宋朝的欧阳修、苏轼等唐宋散文八大家，而宋朝士子 孙复、胡瑗开创理学（道学）先河，宋朝朱熹、陆九渊和明朝王阳明更是将理学推向高峰，推动了中国文化发展。 不幸的是，也就在这个黄金时代，尤其宋朝以来，士子热衷于进仕治政，几以此为唯一目标，极大地压缩了士子治事范围。士子求仕，遇到的用人者未必能识才亲士，看见的在职者未必不是尸位素餐甚至媚上欺下，而又不见机制以使天下之士各司其职和“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激化用人和求仕之间的矛盾、求仕者的能力和职位要求之间的矛盾，在僧多粥少和一缺十求的客观现实中，或进仕不得，或仕进不得，以致士多有怀才不遇甚至生不逢时之感，进而自放，或吏隐于市，或归隐山林，退而成为隐士。魏晋南北朝多隐士，主因就是士子进仕不得和仕进不得。 提到魏晋隐士，就不能不提到桃源五柳先生和竹林七贤，前者开创田园诗先河，后者使魏晋风度达到极致。桃源五柳先生对中国士子的气质影响至深，其著文以自娱（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归去来兮·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等气质和形象在今日中国人身上都能看到；而采菊东篱下究竟是“悠然”见南山还是“忽然”见南山这一问题就一直萦绕于我怀，时而觉得是久时参悟之悠然，时而又觉得是瞬间感悟之忽然。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士很多，如北宋的林逋、元代的陆居仁、元四家（倪瓒、黄公望、王蒙、吴镇）、明朝的陈继儒，他们都是文艺大家，其传世之作影响致远，许多都为中国人耳闻能详，如旷世奇才陈继儒的《小幽窗记》和梅妻鹤子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其一》）；还有一位家乡常德引以自豪的隐士不得不提，就是五帝时期的德祖善卷，隐居常德德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宇宙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常德因此便可称作首善之地。 由此可见，隐而后工，足可成为名士；退隐保障了隐士精进的空间和时间，不失为一种积极选择，何必拘泥于荆刺之仕途呢。广而言之，只要增强能力并选准事，无论何行何业何场何景，士皆能治事也，有如“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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