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回家过年，我是第一个到家的——2月9日过年，1月31日我就到家了。 到家的时候，是晚上11点。 当时，父亲母亲都没有睡觉，开着满屋的灯等我，远远地，我就能看见温暖的灯光，这些灯光，把我们家里照得熠熠生辉。 车刚停好，父亲就披着衣服来开门，母亲披着衣服跟在后面，组成一个庞大的欢迎队伍。 母亲说，本来要等我吃饭的，但他们太饿了，就提前吃了，叫我自己一个人吃。 我一个人就围着炉子吃，直到深夜12点，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上床睡觉。 第二天，2月1日，天刚亮，母亲就叫我起床，她说要去七舍镇吃酒，路远，早去早回。 我马上起床，装着很轻松的样子，开始新的一段旅程。 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从挡风玻璃温暖地穿进来，明晃晃地照着母亲，母亲靠在副驾的椅背上，眼睛悠闲地闭着，任凭阳光抚摸着她苍老的脸庞。 我把车载音乐打开，悠扬的歌声，起伏的连山，青葱的行道树，伴着我和母亲，在曲折的山路上，一路前行。 中午，我们到七舍镇，又爬了几座山，绕了几道湾，才到吃酒的地方。 母亲像女皇，背着包，径直走向酒席。我拿着车钥匙，像一位护卫，勇敢地跟在后面。 那些晚辈见母亲来了，都恭敬地站起来，让她坐在尊位上。 吃完饭，母亲和晚辈闲聊。 下午四点，我们才开始回家。 连山、行道树，依旧。夕阳，温暖地照着母亲，如同去时的朝阳。 2日3日4日，母亲没有安排，任凭我游玩。 5日，星期一，是我们镇的赶集日，天不亮，母亲就背着10斤姜去卖，卖完的时候，有一位过路司机问她要不要坐车回家，她马上回拒到：“不坐，我打电话叫我儿子开车来接我”。 我在移民街接到母亲的，她正背着一个空背篓从集市上慢悠悠地走回来。 6日，我们家新建一间厨房，我和父亲忙着帮工人搬砖，母亲见父亲累得气喘吁吁，便朝着父亲吼：“你儿子会干，不用你操心。” 父亲就真的不搬砖了，悠闲地坐在凳子上吸水烟桶，就我一个人顶着烈日搬呀搬。 晚上，妹妹和弟弟也回来过年了。 7日上午，妹妹负责煮早饭，弟弟负责砍柴，母亲负责背着手，一会儿到厨房查看，一会儿到弟弟砍柴的地方巡视，俨然一位大管家。 中午，我打算去街上逛逛，问母亲去不去，母亲说“去”。 在街上，我看见有人卖甘蔗，就过去买了一捆，母亲说“人家都是一棵一棵买，你为什么要买一捆？”。我说“我有钱”。 母亲不相信，但又不好意思说不买，就借故说要早点回家，我马上掏出钱包，故意把钱露出来，问老板有没有零钱退，她才老实地站在一边不说话。 中午，哥哥也回来了。 下午，我和哥哥去兴义采购过年的水果和食货，弟弟在家里拆父亲建在院坝里的“违章建筑”，妹妹打扫卫生。父亲母亲就成了高管，楼上楼下指挥着。 8日，我和哥哥去兴义采购鞭炮和礼花，弟弟妹妹就负责陪高管聊天。 9日，过年，姐姐也回来了。 父亲负责掌管过年仪式，我负责放鞭炮和礼花。我把鞭炮从老房子门口沿线牵到新房子门口，又从新房子门口沿线牵到老房子门口，像一条长龙，首尾相连。长龙的中间，是两箱百发礼花。 我先点燃一箱礼花，等礼花快炸结束时，我点燃鞭炮，等鞭炮快炸结束时，我又点燃另一箱礼花。 首尾是冲天巨响，中间是地动山摇。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在院坝里筑起欢乐城墙。 吃饭的时候，父亲母亲坐上席，我们五个子女依次向他们敬酒。 吃完饭，我们又依次给父亲母亲发压岁钱；然后，再上交一年的个人红利。 10日，是大年初一。 我们去昆明玩，共开了五辆车。哥哥抢得母亲在副驾上坐镇，弟弟抢得父亲在副驾上坐镇。 我和姐姐妹妹，只好心安理得地做护卫。 11日，回到大本营——白碗窑。 12日，大年初三，上午给祖父拜年，母亲亲自带队，我和哥哥弟弟又上了一趟七舍镇。 下午，是“家族”新春联谊会，由我主持，轮到母亲发言时，我装着不认识她，故作高声地向观众宣布：“下面，有请这位76岁的老人发言”。顿时，母亲发出爽朗的笑声，继而站起来，羞涩地将我手中的话筒推开。 13日，大年初四。 我们在兴义城里的哥哥家玩了一个白天。晚上，姐姐回到她的乌沙镇，哥哥留在他的兴义城，我和弟弟妹妹收队白碗窑。 14日，大年初五，我们集体告别白碗窑。 临走时，高管突然变成了员工，管家突然变成了佣人——先是若无其事地在院坝里扫地，接着就在大门前偷偷窥视，后来直接在车屁股后面尾随，最后，茫然地看着车消失在路的尽头，难过地挥挥手。 我呢，把车窗摇到最低，探出头来，企图看他们前几日嚣张跋扈的样子，可是，什么也没有看见；相反，我看到了他们变成了天底下最温顺、最可怜的人。 那一刻，我想大声地叫爸爸妈妈，可我的声音突然沙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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