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有位广州的“学者”大言不惭:“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 鲁迅先生的回复是:
先生若还在世的话,大抵是要悲凉的—— 哪怕一个世纪过去了,他的话仍旧铿锵回荡着,直指幽微的人性! 年少时,语文书里学过那么多迅哥文章的阅读理解,当时只听得昏昏然。 多年以后,人生浮沉,先生的话如遥远处一声沉闷的枪响,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自己每个意难平的当下。 那些伸着头麻木愚昧的看客们、脱不下长衫落魄的孔乙己们、受排挤长期被嘲作“病人”的狂人们、从意气风发到颤巍巍叫着“老爷”的闰土们…… 一个个都活了过来,成为一个个的影子拖在多少人的身后啊! 今日且读鲁迅笔下最不起眼的《一件小事》,不觉脊背发凉: 这不就是写今时事,敲打今时人吗? 老课文:“扶不扶”的《一件小事》《一件小事》在鲁迅众多名篇里并不醒目,却是长期位列中小学语文教材和读本的重点篇目。 里边有一句话大约都能记得—— “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全文只有2000来字,人物不过“我”、车夫和老妇,故事也平淡无奇: 民国六年的冬天,“我”一大早雇了辆人力车,赶去S门工作。 快到目的地时,马路边上突然横截过来一个花白头发、衣服破烂的老妇! 车夫已经让开道,并且早有点停步,但老妇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风吹着向外展开,兜着了车把,她慢慢地倒了。 “我”急着赶路,觉着老妇在“碰瓷”,而且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催促车夫“没有什么的,走你的 车夫却放下车,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她的臂膊,走进了一所巡警分驻所…… 这是一件常见的关于“扶不扶”的故事,代入当下,是桩老生常谈的社会话题。 南京彭宇案让“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的惊人之语如平地炸雷,劈伤了无数人的善意。 尽管2017年真相有所反转,当事人彭宇在老太去世5年后坦承他确实撞了人。 但真相已经无足轻重,信任崩塌的长尾效应放大了这类事件的传播度,让“扶不扶”成为大家都抗拒触碰的道德难题! 当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倒下,更多的人选择“明哲保身”,不扶成为一种网络共识,被讹的成本太高了,足以抵消道德上的歉疚感。 回归到《一件小事》,“我”从一个看客的角度,冷静地“顿察”着老妇“不怀好意”的动机。 车夫扶起老妇时关切地询问:
老妇回答:
“我”半分不信这老女人的话,心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认为她在装腔作势,感到非常憎恶。 对于搀扶老妇的车夫,“我”觉得他真是愚蠢多事,并不准备替他“作证”,谁叫他自讨苦吃! 文中“我”的想法,和现实中不少网友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看到相似事件时,对摔倒的以及扶人的,都报以本能的怀疑和嘲讽。 这种置身事外的清醒,带着看透“真相本质”的优越感,归根结底还是人性的钝化和冷漠。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他丝毫不去怀疑,仍搀扶着的老妇,走向巡警驻所,他根本不在意“我”的“作证”,只是遵循着朴素的良心。 “我”被车夫的单纯善良触动,有了课本里需要背诵的这一自然段——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当自身的良善被现实因素所压抑,窥见他人挣脱束缚、做出基于良知本性的举动,内心的触动是极大的,而且这种触动,会在换位思考自认无法做到的那一刹那,放大无数倍。 当巡警走出来告知“我”重新雇车时,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请他转交给车夫。 这一把铜元既是对车夫善良的奖赏,也是“我”对自己道德感的补偿。 一份混乱世道中的良知,剥开了“我”被现实钝化的硬壳。 车夫的人格品质,让“我”心中的“恶”无处遁形,这种“小我”触碰到“大我”的惶恐,也时常凝视着现实中的我们。 冷静的看客:“平庸的恶”美国女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这个概念。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 艾希曼相当乏味平庸,一个家庭里好丈夫、好父亲。既不凶残也不邪恶,甚至没有动机,他只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打工人”,老实服从上级命令罢了。 艾希曼“不做任何的自我判断”,那些因此失去的生命只是他执行命令中的元素。这才是不寒而栗之处! 阿伦特指出,失去辨别善恶、判断是非的能力,人的“无思想”使“恶”变得再寻常不过,极为不起眼的普通人,也能带来巨大的灾难。 鲁迅笔下不乏这类“恶之平庸”的人物。 咸亨酒店里的看客们、鲁镇的村民们、未庄的闲人们…… 他们只是伸长脖子看看热闹、说几句话调笑调笑、事不关己地议论议论…… 没亲手去害过谁,没做啥出格的行为,更谈不上有穷凶极恶。 但他们智识上空洞、内心里虚无,缺乏共情、愚昧麻木、道德匮乏,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恶,甚至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但正是这种普通的、平庸的恶,寸积铢累,造成了孔乙己之死、阿Q之死、祥林嫂之死…… 放眼当下,“平庸的恶”已然通过各种形式,渗透进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车夫愈发的少了,而“我”却越来越多。 前番看到一个关于“要不要在地铁给8个月孕妇让座”的视频,标题直白到发指: “年轻人三观太正了,拒绝道德绑架!” 或许是信息茧房让有同样认知的群体聚集到一起,评论区看得一个有良知的正常人倒吸一口冷气: 一个个说得极有道理,却毫无人情。 在一个标榜个性、自我、自由的网络语境下,让座、“扶不扶”这类本不需要争议的小事,也成了理直气壮的“凭什么?” 当大环境里都秉着“不关我事”的心态,“人人都如此”的说辞,让普通民众的道德责任感隐匿了。 作为善的象征的责任被异化,更多的人愿意躲在所谓“主流思想”的背后,人云亦云,把个人的良心隐藏,只在情绪发泄的层面讨论是非,这无疑是一场狂欢式的道德崩溃。 阿伦特说“平庸之恶就像表面蔓延的一层霉菌,它没有思考,因而缺乏深度,这就是平庸。” 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根本的。 不要因为缺乏思考力而成为恶的同行者,将自己从“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相信多数人都会知善恶、明是非。 《一件小事》没有写车夫搀扶老妇进入巡警驻所后,车夫到底要怎么归责、承担多少费用,老妇是恶意碰瓷还是当真摔倒的。 它攫取“扶”这个行为本身的高尚,同样来自底层的车夫,对老妇本能的同情和关切,才是最叫人动容的地方。 扶不扶是车主的道德,碰瓷不碰瓷是路人的良心。 二者并不冲突。车夫只是做了一件普通人道德责任之内的事,鲁迅借“我”之口,向普通人“平庸的善”致敬:
总有在别人冷漠与自我保护的时候,选择坚信大义执着善良的人,他们的善意值得敬畏而不是去嘲笑,不应该被曲解为愚蠢,用荒诞的调侃去解构! 高尚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希望。 鲁迅先生作为一个时代的呐喊着,写于百年前的《一件小事》,仍然穿透时光的缝隙愈发明晰,如同一把悬在面前的尖刀,催人发醒…… 部分配图:70年代陈衍宁短篇连环画《一件小事》,侵删。 看古今世事,读书中天地 更多相关内容解读,关注 沁说 头条号|沁说 阅读,遇见更好的自己 喜欢,就点个在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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