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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道德经》中关于无为和自然的论述，结合当代国际社会对《道德经》的重视，简要论述《道德经》中所蕴涵的经济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启发。 [关键词]《道德经》；经济；自然；无为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7-0100-02 1《道德经》的帮助 许多人可能还记得，2011年6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发表连任言说时，用到了《道德经》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鞭策自己，他表示，要将这一先贤的智慧应用到工作中，与各国一起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无独有偶，同年12月22日，前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发表国情咨文时，也引用了《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而在2013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首日，梅德韦杰夫再次向世界表明，他是老子的信徒。这一次，他引用了老子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来阐发在经济危机下的公共问题治理。 实际上，在《道德经》中发掘灵感的远远不止潘氏和梅氏。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我们忽视《道德经》的经济学思想时，国外的很多经济学家很早就开始在其中寻求灵感和启发了。产生于18世纪中期的法国重农派思想家已经注意到这部东方著作。重农学派，可谓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融合了中国智慧：“作为它的理论渊源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不仅是独立于西方经济学之外的一个理论体系，也是组成现代经济学说的先行思想因素之一，应同古希腊罗马思想分享荣誉”。重农学派是中国思想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亚当・斯密从重农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前，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研究《道德经》属于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等范畴，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和俄罗斯总统都如此看重《道德经》，魁奈、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灵感来自于《道德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表明，这本出现于两千五百多年之前的著作，在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仍然有其价值。在这里，笔者试图就《道德经》中有关经济的原则性思想进行归纳总结，以及对产生这些经济思想的哲学根源、社会原因做初步的探析，以望对《道德经》的经济思想有更深刻的认识。 经济问题，并不是《道德经》中的主题。《道德经》中的经济思想，是从其哲学、伦理学等思想中派生而来的。然而，正是由于《老子》的经济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伦理学基础，才使得其经济思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道德经》中对于现代经济最有启发的观点，莫过于“无为”和“自然”了。这两个观点，来源于老子对自然世界的观察和理解，是他对于纷繁复杂的自然世界高度抽象和总结的结果。老子发现，自然界乃至宇宙都没有所谓的“君主”或“主宰者”，也没有各级管理者，但是恐怕没有什么体系比自然更有序、更协调的了：日月星辰的运行，昼夜的更替，春夏秋冬的循环，毫厘不爽；水必处下，火必炎上，往必有返，高必有低……没有什么在控制它们，这一切却井井有条。于是，老子认为，世界的背后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正是这种力量生成万物并赋予它们价值，同时规定了它们的运动规则。这种力量，老子把它叫做“道”，道是运动的，运动轨迹是“反”――即达到某种程度就向相反的方向运行。 道的作用表现在所有方面，就社会经济来说，道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道规定了社会经济的一般规律，并潜移默化的引导人们有效、合理的运用这些规律。但在一些情况下，人的行为与道的规定相违背，表面看似有利，其实已经破坏了经济秩序；如果政府对管理权使用不当，过多干预市场经济运作，也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这就是《道德经》哲学灵魂：无为而为不为；自然而民自化。 2“无为”：适度原则 “无为”的观点正是来源于对“道”功能的抽象和总结。一方面，“道”的运行轨迹是循环往复的，不用强加干涉；更重要的是，过度的行为势必导致相反的结果。《道德经》二十三章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狂风暴雨持续不了多久，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当我们探讨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时，很少有人能够引用这句话，但这句话中的确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全部内涵：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对物质财富的合理分配等。每个人都希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但每每事与愿违。正是因为在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中，大多数人更偏爱前者。 “我无事而民自富”。《道德经》认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无为是无不为的先决条件。所谓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或者贪图享乐、坐吃山空，而是要顺应天下万物的本性，不对万物的自然秩序横加干预。三十二章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一切事物都有其发展秩序，经济生活也不例外。在自然世界中，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经济的繁荣、衰退，波浪起伏，也是自然而然。就管理者而言，社会和经济遵循着自身的发展路线，只有在尊重这种发展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因势利导，顺水推舟。不顾规律的横加干预，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必然会导致秩序的破坏和发展的紊乱。大多数发展的不平衡都是人为造成的。在《道德经》看来，在理想的情形下，最优秀的管理者应当作为社会中平等的一员而出现，因为按照“道”示范的规律，“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这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炎对道家的评价。在一般人看来，无为和无不为是矛盾的，所以说“其辞难知”；但无为的主旨是顺应规律，所以说“其实易行”。在这里，老子隐去了无为与无不为的最大区别：顺应规律而为与恣意妄为。后世道家经常强调：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管理者，无论针对的是政治还是市场，都要先体察其中蕴涵的规律，预测它的动向与趋势，辅的予以协助。 3自然：回归事物的本然规律 道法自然是老子的另一个思想主张。《道德经》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的逻辑基本是：人效法大地的养育、承载、仁厚等特征；大地按照天的运行规律，进行昼夜、四时的更替；天效法道的最高原则运行，日月星辰运行不辍。那么，道又效法谁呢？道法自然这并不是说，道按照“自然”的法则运行，而是“道”本身就是自然、体现自然，自然就是道的根本属性。道按照它既有的规则运行，就是道法自然。它是老子对人的行为的总体要求。“自然”的意思，我们通常解释为“道”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和万物的发展规律，使它们自然而然的发展、生长。“道”是世界的本源，而“道”本身是自然而然的。“自然”是老子哲学的中心价值。“道法自然”正是要求人们尊重天地的秩序和规律，不要过分的以个人的意志加以干预。 《道德经》甚至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所谓“刍狗”就是上古的一种祭祀用品，用稻草扎成人或动物的形状，再刷以颜色。祭祀的时候它们很受尊敬，但祭祀完毕之后就被丢弃了。用刍狗来举例，说明什么道理呢？刍狗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就是祭祀，当祭祀结束，它也就完成了作为祭品的价值。主祭者不会因为它只有一时的效用而珍视它，也不会因为它终将被丢弃而鄙视它。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实现其工具性价值，即祭祀时有用，祭毕无用。对于天地来说，万物都是这样的：春天万物复苏，夏天万物生长，秋天万物收获，冬天万物深藏。万物虽然不同，但没有不按照自然的规定行动的；自然虽无情，但万物在自然中自由的发展生长。没有外在的干涉，一切严格遵守自然规律。 这就是自发秩序。“自发秩序”，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曾无数次的强调这个词语。他作为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曾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时引用《道德经》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来支持他的这一理论。而这一理论，被誉为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 诺斯有一句名言：“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在道家的理想状态之下，以君主为核心的政府能够合理的安排各种职位，制定法规和政策，就像天安排万物那样发挥作用。但实际中，政府的行为有很多弊端比如制度僵化保守、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等。人是有限的存在，当这有限的存在为私欲和权力蒙蔽时，便很容易做出失当的举动；当这种举动来自统治机构，那么对于包括经济在内的整体社会都会发生影响。所以，当一位太子询问魁奈，如果魁奈做了皇帝将如何统治时，太子得到了一句简单扼要的回答：“合道的统治。” 4结论 无为和自然，曾经造就了西汉初期超过七十年的文景之治，天下太平。这段时间里，政府部门没有繁杂的事务，百姓也不用疲于应对来自统治阶层的压力。一切都按部就班的循序进行：农民耕作，政府顺势鼓励农业、减少赋税，同时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政府减少开支，取消不必要的工程建设，裁减冗余人员；统治者严格自律，官员限制购买珠宝和奢侈品，国家不再收受贵重贡品等。当不必要的干涉和强制消失之后，社会开始稳步发展，人民安定，国家富足。 这只是两千多年之前的例子。相对简单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央集权的统治形式等，都是能够促进文景之治的重要因素。虽然我们面对的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一些原则仍然可以借鉴。把握这些原则，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我由衷希望《道德经》中无为和自然的思想能够融入现代，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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