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概况【政区沿革】 临川于东汉永元八年（公元96年）建县，初名临汝。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易名为临川县。临川（临汝）建县以后，除南北朝齐建元元年至梁大同二年，即公元479－536年及民国1－21年两小段时间外，分别为临川郡、抚州、昭武军、抚州路、抚州府、第七行政区的治所驻地。1949年5月临川县解放后，始属赣东北行政区贵溪分区，并划出羊城、东外两镇另置临川市。同年7月1日，临川县和临川市改属新组建的抚州分区，临川市为分区专署驻地。1950年4月，临川市并入临川县，9月属抚州区，为专署驻地。1951年，划临川县城关镇另置抚州市，随后抚州市或改为镇，或复为市，几经反复，却一直为专署、地区革委会、地区行政公署驻地。1987年国务院批准临川县、抚州市（县级）合并为临川市（县级），1995年5月正式合并挂牌办公。2000年10月，临川撤市设区，易名为临川区。 2006年12月，原区属崇岗镇、钟岭、城西街办划入金巢经济开发区，临川区从2006年10月至2011年12月下辖街办5个，镇17个，乡9个，垦殖场2个，村民委员会396个，村民小组3126个。2007年9月城区社区居委会进行整合后，市城区社区居委会35个，乡镇居委会17个，居民小组354个，全区总人口86.54万人，城市人口19.47人，农村人口67.07万人。其中蒙、回、苗、壮、满、朝鲜、侗、土家、水等少数民族人口71人。 至2016年底，临川区下辖5个街道办事处、17个镇、9个乡、2个垦殖场，有居民委员会64个、居民小组666个、村民委员会386个、自然村2416个、村民小组3050个。 【历史述要】临川自古为江右“名区”，“号曰'首县’”。是中国南方开发较早的地区，拥有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高潮迭起，屡领风骚。 早在新石器晚期时代临川就有人类活动，在抚北镇磨盘山、上顿渡镇桃子山寨、温泉镇虎形岭、桐源乡翁坊村金钟等地考古发现石斧、石镞、石锛、石矛、石刀、纺轮、器脚和陶器以及铁质蹄形鼎腿、铁釜和铁剑等残片。在上顿渡镇乐家寨、罗家寨，青泥镇脊山等地发掘出商、周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铁斧、铁口锄、陶器和原始瓷等器物。不少遗址的土城、城墙、城门、城壕遗址尚存。 先秦时期，临川属百越之地。据《汉书·地理志下》臣瓒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明确指出江南大部分地区在春秋战国之际属于古代越族聚居之地。临川处于交趾（今越南境内）至会稽（今浙江绍兴）的中段，这里的原住居民是古越族中一支，叫“干越”，干越是越国的一个方国。唐代颜师古注《汉书·货殖列传》曰：“干越，南方越名也。”是活动于江西的古代越族的一支。朱维干在《福建史稿》中更明确指出：“干越在今天的赣东”。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部分越人逐渐与当地汉人融合，但多数避居山区，成为“山越”人。由于越人已进入农业经济阶段，其中部分越人与汉人交往较多，差别渐少，所以一进入汉人占优势的居民区很快就融合了。这也是史籍中没有留下这些越人移民踪迹的原因。山越人自东汉以来即被称为“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后汉书·度尚传》）。山越的酋长，史书习惯上称为宗帅、大帅、渠帅、名帅、强宗骁帅（《三国志·吴志》）。他们统率的人数，少则千人、数千人，多则万人。东汉末年孙权据有江南后，不断对山越人进行围剿，并将所俘虏的山越成年男子编入军队。《三国志·吴书》卷六十《贺齐传》记载：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又起，有众万余”，贺齐率兵镇压，“拣其精健为兵，次充县户”。豫章东部就是现在的临川区域。直到两晋南朝，山越人才慢慢融合为汉族，今赣东境内的少数民族如畲、瑶、苗等民族均为山越人的后裔。 上古时期，相对于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地形复杂，交通困难，加上人口稀少，开发的过程相当缓慢。但早在先秦时期，越人已在临川地区栽培水稻，在临川区太阳镇附近的东乡县岗上积镇仍保留有野生稻。此外，越人习水性，《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应劭的话说：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至今临川方言仍然把人体躯干叫“文身”，反映百越先民断发文身的遗风。战国时期当齐国孟尝君门客冯驩弹铗而歌“食无鱼”时，临川百姓即“火耕水耨、饭稻羹鱼”。 行政机构的设置，标志着社会发展到一个较高的层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在今南城设立南城县，这是今江西省最早设立的18个县之一，治理的范围相当于今抚州市境域。随着行政区域的设置，人口逐渐增加，到东汉永元八年（公元96年），分豫章郡南昌县地及南城县西北境置临汝县，因临水（宜黄河）、汝水（抚河）穿境而过故名（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式改名临川县）。临川县建立以后，因其独特的自然条件，不断地吸纳北方移民定居，逐渐取代南城，至三国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在临川设立临川郡，统理赣东大片区域。 秦汉以后，随着土地逐步得到开发，尤其是临汝县以及临川郡的设立，北方南来为官任职及征战南方的军士日增，滞留不返的汉人也越来越多，进一步打破了地区上的畛域。如东汉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廖国祥，桓帝时任临汝知县，任满后定居临川龚溪；三国时庐江安丰（今河南固始县）人丁奉，孙休主政时任吴国大将军。孙休死后，丁奉与丞相濮阳兴迎立孙皓为吴国主，升任右大司马、左军司。后得罪孙皓，徙丁奉一家于临川，成为临川丁氏鼻祖（《明一统志》）。潘姓从河南萦阳中牟迁居今临川区温泉镇。即使是居于长江之滨的人也纷纷迁往南方腹地，如晋代武昌人郭翻，为名门之后，其伯父郭讷任广州剌史，父亲郭察任安城太守。郭翻少年时即有志向，曾辞州郡之征辟，举家隐居于临川。史载郭翻“不交世事，惟以渔钓射猎为娱，庾亮曾举荐他为公车博士，不就任。”迁居临川的远不止这些，西晋永嘉之乱后，南方相继建立东晋和宋、齐、梁、陈5个王朝。这些王朝凭藉长江“天堑”屏障，在较长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局面。而北方割据政权仍兵祸连结，以致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其后的地方志资料也支持这一说法，那便是晋代临川郡有人口8500户，按五口之家推算应在4.25万人以上，其中临川县人口应占大多数。这是抚州有史料记载最早的人口数字。这个数字也有不实之处，由于晋代世家豪族拥有大量佃客、部曲、僮仆、奴婢等倍于郡县的编户，因而官府统计的在籍户口，远低于实际户口。 南朝时期，临川是重要产粮和储粮基地。梁太平二年（557）二月，广州剌史萧勃举兵过大庾岭征讨后来取代梁朝称帝的陈霸先，其前军抵达今丰城苦竹滩。陈霸先粮尽，军心不稳。陈将周文育派人游说临川周迪，周迪“乃大出粮饷，以资文育”（《陈书》卷三五《周迪传》），一举击溃萧勃。在陈朝剿灭地方势力的战争中，临川本土人士周敷、周迪、周续以群体方式登上历史舞台，既出粮又出兵，为陈朝的建立作出重大贡献。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残暴和隋末的大规模战争，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痛苦至极，史称“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旧唐书》卷185上《陈君宾传》）、“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隋书》卷70《杨玄感传》），而临川境域则不断吸纳北方士人定居，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东汉临汝知县廖国祥，任满后定居临川龚溪，带领当地群众拦河筑水陂，灌田千余顷。四乡群众感恩他兴修水利之功，建陂王庙纪念他。唐朝时，抚州剌史周法猛在临川城西南建述陂，“横截宜川，凿渠引水以灌田96顷21亩”。“宜川”即现在的宜黄河。抚州城东的千金陂就经过颜真卿、戴叔伦、杜佑、皇甫瑗、钟离、李渤海6任剌史修建，才“自兹田无荒者，民悉力而开耕”，使抚河下游成为膏腴之地。这时水力推动自动提水灌溉的高转筒车也在临川得到使用，唐人陈廷章特撰写《水轮赋》，明确指出“多寄临川之郡”。同时，为节省畜力、减轻扶犁农民体力消耗的曲辕犁也在临川广泛使用。 到唐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南方生产力水平逐渐超过北方。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口迅速增长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唐初武德年间（公元618－625年）抚州只有7354户，40685人，至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增加到30605户，176394人，净增3倍多。短短百余年间人口自然增长不会这么快，这其中有不少是外地迁入定居的。唐代中后期，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起义两次大的社会动荡，“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李白《永王东巡歌》）、“记得街西邻舍否，投荒南去五千余”（吕融《和峡州冯使君题所局》）。安史之乱对长江以南影响不大，反而成为北方难民南迁的接纳地；黄巢农民起义军席卷长江南北10余省，“只有江西东南部（即上饶以南，赣水以东），侥幸没受黄巢的冲击。于是东晋永嘉以后迁移到河南西南部，江西东中部、北部和安徽南部的客家，到这时候就有一大部分迁移到上面所说的乐土”（罗常培《临川音系？叙论》）。 唐末五代，中央政权衰落，各地兴起一批地方割据势力。当北方地区仍是战火连天之时，治理江南的吴、南唐均采取招抚流散、保境息民、轻徭薄赋、劝励耕织等措施。尤其是南城人危全讽任抚州刺史27年，对外结交豪强，保境安民，招徕商旅；对内安抚士民，劝课农桑，修州衙，筑城池，兴儒学，弘佛教，经济文化得到发展。临川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和商贾云集之地。唐人张保和在《抚州罗城记》中写道：“临川古为奥壤，号曰名区，翳野农桑、俯津阛阓，北接江湖之脉，贾货并肩；南冲岭峤之支，豪华接袂。”呈现出“既完且富，行者如归”的繁荣景象，吸引大批中原人士竞相投奔，北方王、李、曾、晏、陈等世家大族相继南来，卜居临川。如宋代宰相晏殊远祖为“有姜之裔，齐为晏氏”，曾祖晏延昌“徙其籍于临川”；宰相王安石“其先出于太原”，曾祖王永泰“游览山川，慕其地之善，遂徙寓于此，故为临川王氏之祖”；乐史之父乐璋原籍河南，因“朱温扰京兆，乃游仕江左，为抚州临川丞，籍居临川”，后因弃官居家，上大华山进香路过宜黄霍源村，见其“风景秀丽，乃举家迁移于此落户”。李觏先祖本系南唐宗室，始封临川，后徙金溪、泸溪（今资溪）、南城。临川周氏，原本为金陵（今南京）宦族，“唐末由金陵徙临川”（《周艮翁居士圹记》，见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四川阆州人吴守德，娶后蜀国主孟知祥之女为妻，封宣城公，孟知祥死后，朝政多由孟知祥旧人把持，骄恣不法，吴守德遂于明德三年（公元936年）63岁高龄时，举家东下，让二儿吴经定居临川石井。12年后又带领长子吴纶、三子吴绍再迁南丰县梓口，其后裔遍布临川、南丰、金溪、宜黄等县。同时，在招贤纳士的政策下，佛教高僧云集临川，以致一批信徒和参学之士进入临川，从而带动人口的增长。迁入临川的士族中，很多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望族，本身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家学传承，经过数代人的孕育和积淀，终于迎来两宋人文荟萃、名贤辈出的空前盛况，造就了“临川才子”的千古美名。 宋代，临川封建经济文化达到鼎盛。首先是人口繁盛。王安石在《抚州通判厅见山阁记》中说：“抚之为州，……为地千里，而民为男女之万数者五六十，地大人众如此。”当时抚州仅管辖临川、金溪、宜黄、崇仁4县，而临川在这五六十万人中占大头。其次是对丘陵、山地的垦殖。从唐、五代到宋朝，垦种范围不断扩大，面积日益增加，垦辟的地点逐步向远处发展。王安石将家乡农民耕种情况概括为“山耕而水莳”。再次是普遍兴修水利工程。北宋嘉佑四年（1059年），临川知县谢卿材重新修筑千金陂等9陂。到南宋淳佑十一年（1251年），抚州知府叶梦得“筑陂长三百丈，浚渠长二十丈”，增强了抚河的防洪灌溉能力。不独官方主持修建水利,民间也有兴修水利之良举，如临川吴贲之女，25岁时丧夫，独居于黄池陂，负责管理陂堰事务，每年都要率领农夫千余人修治堤堰以蓄水灌田，事迹被载入《江西通志·列女传》。在官府、民间的勠力同心下，山塘陂堰遍及四野。第四，改进耕作技术，通过深耕增产。陆九渊说临川地区农田“率多早田，耕必三犁，秋乃可望常岁”“治田每用大钁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许，外方容秧一头。久旱时田肉深，独不得旱。以他处禾穗数之，每穗谷多不过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中禾穗数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二百余粒，每一亩所收比他处一亩，不啻数倍。”在种植水稻的同时，抚州知州黄震在临川大力推广小麦种植。除粮食作物之外，还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在文人墨客笔下，临川各地“翳野农桑”“一年蚕四五熟”。陆游曾在临川任江南西路茶盐公事，在临川他看到“纤纤女手桑叶绿”“村虚卖茶已成市，林薄打麦惟闻声”。种茶饮茶、种桑养蚕遍及城乡。朝廷主修的《中兴会要》录有抚州所属临川、崇仁、宜黄、金溪4县产茶叶21726斤，反映了当时的茶叶生产状况。此时，临川的“鸡鸣布”（农妇当晚开机拂晓鸡鸣时即织成布）名噪全国。宋代中期，临川已种植木棉用来纺纱织布。临川人艾可信曾写《木棉》诗描述家乡妇女纺织木棉布情形：“收来老茧倍三春，匹似真棉白三分。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临川盛产苎麻，捻麻和织夏布是历代临川妇女的家务劳动。临川莲花寺尼姑织出的“莲花纱”名满京都，“都人以为暑衣，甚珍重。莲花寺尼四院造此纱，捻织之妙，外人不可得，一岁每院才织近百端，市供尚局”（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供不应求。 农业多种经营使临川白浒窑瓷器、滑薄纸、牛舌纸、茶杉纸、夏布、棉布、毛笔、花炮等物产成为集市大宗商品，催生了一大批工匠商贾。临川商贾成为江右（江西）商帮的主力军，一直延续到近代。宋淳熙年间，临川布商陈泰将巨款散贷给崇仁、乐安、金溪乃至吉安等地农民，作为对苎麻和夏布的生产投入，以定购其产品。如此“包买商”在国内尚无先例。 经济发展为临川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初唐大诗人王勃写下“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名句，但当时临川本土的才子并不多。中唐以后国家经济重心南移，临川在江南西路乃至全国的地位不断上升，加之邻近南昌，交通便利，信息灵通，“人杰地灵”优势初露端倪。晚唐五代大量北方仕族迁入，进一步浓化临川人的仕进意识，兴学重教风靡城乡，州县办有官学，民间办有私塾，兴鲁书院、临汝书院、峨峰书院、槐堂书院等知名书院不下10座。临川之地“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昝，为母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于是“地无城乡，家无贫富，诗书之声，尽室皆然。”从此域内便人文荟萃，俊彩星驰。 封建时代，科举是人才脱颖而出的主要渠道。两宋时期临川产生进士446名，中榜人数居江西各县前茅。临川不但人才众多，而且有杰出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巨星泰斗交相辉映。宰相有晏殊、王安石，副相有王安礼、吴居厚，还有两人膺任节度使，4人官拜御史，17人任尚书、侍郎，10人担任知州、剌史，均为政绩卓著的一代贤臣。在中国文学史上，“临川之笔”更是熠熠生辉，晏殊、晏几道父子是构筑宋祠大厦的顶梁柱；在宋代诗坛上，谢逸、谢薖、汪革、饶节均为“江西诗派”首领，领一代风骚而为后人推崇。在中国医学历史高峰上，临川人捷足先登。陈自明是中国最早的妇产科专家，所著《妇人大全良方》直到清代仍被视为“妇科圣典”。晋代“书圣”王羲之曾在临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其“以精力自致”的进取精神与其后抚州刺史颜真卿的书法精神一道，滋润着临川一代代书法英才，以致书林富茂，可言者众。晏殊“元献擅豪翰，其迹杂见《群玉堂帖》中”（《忆史会要》）。王安石书法名播朝野，“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张邦基《墨庄温录》）。丹青妙手驰名海内，临川陈容以擅画虎著称于世，其传世杰作《九龙图》被清代乾隆皇帝视为奇珍。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谢灵运任临川内史时，在兴鲁坊宝应寺设翻经台，与沙门范惠严、顾慧观共同翻译成36卷南本《涅槃经》。宝应寺因谢灵运和《涅槃经》的缘故，历数百年至唐代仍香火旺盛，在此传道弘业者不乏高僧大德。唐大历四年（公元768年）三月，江西观察使在此主持盛大传戒法会，一大批高僧齐聚宝应寺，前来参加法会的僧尼共357人。唐末五代，临川佛道兴盛，诸宗竞秀，大德纷至，寺院大量涌现。五代时文益受抚州剌史危全讽之请，住持临川崇寿院（院址在今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海参之众，常不减千计”，由此创立法眼宗。德韶在临川拜谒文益，豁然开悟，后为吴越国师。高丽（今朝鲜）僧慧炬得法于文益临川道场，归国后大扬法眼宗风，得赐国师之号。禅宗五叶有曹洞、法眼、云门3个宗派创立于临川及周边的宜黄、金溪，由此，法眼宗被佛教界人士称为“汝水之灯”，抚州被誉为“天下禅河中心”。宋代临川僧人慕哲声闻宫闱，哲宗帝召见于延和殿，赐号“真如禅师”。此时的临川还高道辈出，产生名显朝野的道士饶洞天、谭悟真、唐乐真等。临川县吏饶洞天开宗立派创立道教“天心派”，谭悟真、唐乐真传承南丰人王文卿创立的“神霄派”，谭悟真“人不敢称其名，但称之谭五雷”（虞集《王侍宸记》（《道园学古录》卷25）。唐乐真在宫内施法术求雨，甘霖立降。临川才子个个著作等身，据《江西古今书目》记载，有宋一代，由临川人著述的经史子集书籍流传至今的有176种，数千卷之多，不愧为“文献之邦”。 历元至明，临川人口进一步增多，土地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已形成“土狭民稠”的格局。明弘治元年（1488年）临川县有人口78187户，351251人。笔者根据对1986年出版的《江西省临川县地名志》统计分析，有明一代，临川新建自然村1027个，占现有自然村总数的43.6%。其中，外省迁入建村的66个，外地区迁入建村的77个，外县迁入建村的205个，本县互迁建村的679个。在外省迁入建村中，由于临川地邻八闽，故福建迁入的最多，达29个，其次是河南10个，浙江8个，山东、江苏各5个。为确保粮食丰产高产，明代前期地方重要的水利事务多由官方出面组织兴修，直接进行管理。如临川县丞黄梦瑞在长安乡长岗里筑长沙陂、山家陂，灌田800余亩。中期以后，由于地方财政日益困乏，政府相继放弃了许多原来的行政职能，将包括水利在内的各种地方公共事务权力下移给地方士绅及宗族、乡族势力，由他们组织乡民筹措经费并自行修筑、管理。到弘治年间，全县有陂塘堰湖744处，除千金陂、述陂较著名的外，还有不少散处于乡野之间的水利设施，自修建之始就惠及后世。 明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以致“产去而税存”，许多失去土地而无谋生手段的农民流离于官府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终于在临川东北部的东乡酿成大乱。嘉靖《东乡县志》在论述东乡治乱的根源时说：“临川地大民庶，治久乱生。东乡敝民恃远，玩官自作不靖，或逃赋而成风，或盗窃以为业，或凶年而攘谷，或犯罪而拒追。间至公庭多获轻贷。彼知官府畏激变之祸，务姑息之政，愈益骄纵，无复顾忌，转相师效而至于大乱焉。”朝廷不得已割临川东北部地设立东乡县。而多数丧失土地的农民则凭着一两门手艺或少量资本外出谋生，以临川商贾为主体形成抚州商帮。在明清景德镇瓷业“五府十八帮”中，“抚州府”“抚州帮”人数仅次于当地。这些工匠、商人在当时被称为“作客”。抚州作客遍及全国与东南亚。临川艾南英曾感慨：“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万历年间，云南官员王士性曾派人到全省及周边地区巡视发现，不仅省内居民“十有五六”原籍抚州，连缅甸、越南一带部落酋长、头人也大多抚州人。于是他惊叹“作客莫如江右（江西），江右莫如抚州”。在贵州，外省商人数量也以抚州为最。他们把家乡棉布、夏布、瓷器、药材、木竹、茶叶、纸张和大米贩销到贵州，又贩购当地水银去四川销售，再从四川采购山货贩运到江浙等地。崇祯年间，云贵两省抚州籍商人多达3000余户，其中临川人不在少数。 经商获利反哺于家族，加快了临川教育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固化了“才子之乡”美名。通过科举考试，明代临川先后有383人入仕，其中御史、巡抚、总督5人，尚书、侍郎8人，布政使3人，知府27人。入仕人数是宋代130人的2.9倍。人才结构的群体性和多样性，“比之两宋，有过之无不及”（李绂《临川县志》序）。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博学多才，所作时文风靡一时，是誉满江南的“四大才子”。汤显祖创作的“临川四梦”，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100位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所著《舆地图》，其精确度“方位不爽毫厘”，是中国制图史上杰出创造；医学家席弘辨穴施针，有起死回生之效，所著《席弘家针灸书》《席弘赋》传于后世。明代历史学家徐奋鹏撰著《古今治统》传至日本，被视为“资治之妙药，兴国之良方”。吴英、吴昊父子精通天文星数之学，新造浑天仪，经纬度与天象不差毫厘，发展了中国天文观测事业。此外，临川还有一批鲠介之士，刑部尚书舒化上书谏阻皇帝利用厂卫特务对百官罗织罪名，陷害忠良；御史邱兆麟秉性刚直，多次违忤魏忠贤愤而辞官；临川更有一批爱国之士，为了民族利益，虽九死而不悔。朱均旺经商日本，当他得知日本军事统治者丰臣秀吉阴谋侵略朝鲜、中国时，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回国，将情报送达朝廷，明朝政府及时出兵朝鲜，击败日本侵略军。明末清军入关，揭重熙、傅鼎铨、艾南英、曾亨应等人高举抗清义旗，募兵饷，招兵员，给清军予有力打击，兵败被俘，誓死不降。 清代，朝廷诏令“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丁册定为常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进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长，到乾隆十一年（1746年）临川县有人口400321人，比明弘治元年增长13.97%，这还不包括明正德七年（1512年）划给东乡县的6个乡168个里23454户人口。有清一代临川县新建自然村504个，占现有自然村总数的21.4%。其中，外省迁入建村的14个，外地区迁入建村的50个，外县迁入建村的100个，本县互迁建村的340个。清代临川社会经济仍有一定的发展，尤其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资本主义萌芽，夏布、造纸、制笔、酿酒等手工业得到较大发展，为商人队伍的发展壮大创造了货源基础。直至清代中期，湖南、湖北大部地区手工业和商业还十分落后，几乎无人会经商。临川商人便成群结队去开办作坊，经营店铺，以至当地流传着“无抚（州人）不成市”的谚语。在通往福建、广东道路上，临川商人络绎不绝。广东潮州、惠州所需鱼苗、棉布大多为临川人贩运过去。在广西，临川盐商、药商、木材商最为活跃。临川人李宜民在广西经营盐业数十年，成为富甲一方之巨商。河南、河北、山东乃至内蒙古、新疆等北方广大区域也遍布临川工匠、商人足迹。“陕西岳州人打渔，江西抚州人卖鱼”成为当地风俗。在繁华都市北京，明代文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述：“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江右为多……”。临川人从家乡贩去莲花纱、滑薄纸等，成为朝廷官员和宫中嫔妃心爱之物。 满清建国300多年，建立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虽然沿袭科举旧制，但在文化思想上实行严酷的控制，大兴文字狱，许多人把读书入仕视为畏途，给临川才乡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录取的进士大为减少，人数是两宋的1/4，明代的2/3。有37人任朝官（御史3人、侍郎4人、内阁中书10人、翰林院8人，各部主事12人），121人担任知府、知州、知县等地方官。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双重压迫。临川经济状况江河日下：土地兼并更为严重，70%以上土地被官僚、地主占有。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三年（1864）10年间，太平军与清军交战于赣东一带。期间太平军曾占据临川城两年零两个月；清兵部侍郎、湘军首领曾国藩曾驻扎临川城5个月。兵灾战乱连年不断，且双方都向百姓“借饷”征粮。地方官府更借“剿贼”之名横征暴敛以肥私。临川县内除田赋、人头税外，官府摊派还有措捐、借捐、亩捐、米捐、船捐、堤捐等20余种，百姓投诉无门。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加剧。1926年以前临川区域由北洋军阀控制，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共合作以后，1926年10月20日北伐军攻克临川城。在北伐军中的中共党员的引导下，11月，临川进步青年章应昌、李干等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抚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临川支部干事会。党组织的成立给黑夜中的临川点燃了希望的灯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后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临川支部扩大为特支，拥有26个支部，650名党员。在党的领导下，各地纷纷建立农会组织、工会组织，组建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等工农武装，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临川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江西省委重建临川党组织，成立中共临川县委，到1929年7月扩大为中共临川中心县委，临川中心县委除领导临川各区党组织外，还管辖金溪区委、东乡特支、崇仁特支。至1930年7月，临川中心县委及其所属组织在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下，停止活动。临川人民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革命人物，如四川省委书记傅烈、革命活动家傅大庆、饶漱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井泉等。 当临川革命斗争处于艰难之际，革命火焰却在临川东南部几个县熊熊燃烧起来，并开辟为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为“围剿”工农红军，以临川为大本营驻扎数十万军队，蒋介石曾驻今抚州一中指挥对红军“围剿”。红军将士勇猛突击，数次追歼逃敌至临川城附近千金陂、龙骨渡。战争期间临川人民被国民党反动派压榨得无法喘息，拉丁抓夫，派粮派饷，几无宁日。 抗日战争前期，灾难深重的临川又遭受日军飞机5次轰炸，死伤民众数千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出动16架轰炸机,从太平洋航母上起飞轰炸日本本土，然后降落在浙江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机场整理。美军的穿梭轰炸，使得日本国内民心恐慌，社会骚动。日军为解除此威胁，纠集约5个师团的兵力，于1942年5月15日向浙江的中国第三战区部队发起进攻。驻南昌侵华日军为配合浙江日军作战，调集3个师团、1个旅团、4个支队约3万人分3路向浙赣铁路线进攻，企图打通浙赣铁路，摧毁衢州军用机场，进而消灭浙赣铁路沿线中国军队。6月1日，日军突破江西保安纵队梁家渡至市汊街防线，3日占领临川，8日占领崇仁、宜黄，9日进犯南城。为阻击日军南侵，配合第三战区作战，驻防湖南衡阳的中国军队第九战区司令薛岳指挥第79军、58军、4军、100军共4个军，在以临川为中心的赣江、抚河区域实施赣东会战。经过两个多月鏖战，于8月23日收复临川等地。赣东会战使日军付出死7325人，伤6136人，损失战马3342匹的惨重代价，最后以中国军队的胜利告终。日军侵占临川期间，正值夏收季节，许多老百姓背井离乡，造成田地荒芜，家园破碎。面对日军血腥暴行，临川各地群众奋起自卫，英勇抗击。临川长岭、凤岗群众组成100多人的游击队，打死日寇30多名。云山农民付德仔、周水汝、罗长太等8人，组织自卫抗日游击队，用梭标当武器，先后打死窜扰的日军20余人，夺获步枪10支。后人数发展到20余人，并与东乡古家塘农民自卫组织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游击队，相继在芦场岭、云山和进贤大埠坪等地伏击日军搜索队，打死打伤日军30多人。 民国时期临川的农业几无发展和进步，水稻亩产90公斤左右，土地仍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据解放初期土地改革时调查，解放前夕，临川县地主人均占有耕地15.32亩，而贫农仅1.61亩，雇农则只有0.64亩，且多为旱地或山排田。民国中后期，境内虽有粮油加工、纺织、造纸等小企业，但大都设备简陋、工艺落后，且动力不足。城区于20年代中期曾由私人办过一家火力发电厂，由于地痞捣乱，政府熟视无睹，不到一年即行倒闭。土布、夏布、黄烟、陶瓷等传统手工业基本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处于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状态。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才3770余万元，还抵不上现今区内一家中型农业企业。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粉碎国民党军精心设置的长江防线，一举打通浙赣铁路线进入抚州境内。5月9日，第二野战军第14军解放临川城。5月13日成立中共临川县委、县人民政府，从此开创了临川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迅速剿灭域内土匪，清除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社会稳定，经济逐步发展，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农业生产得到全面发展。1952年4月，临川农村全面实行土地改革，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大力开展兴修水利，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先后建成“三渠”（金临渠、宜惠渠、黎溪渠）、“四堤”（唱凯堤、河东堤、河西堤、青泥堤）、“五库”（上游、前进、跃进、展坪、红旗水库）、“五站”（连城、城前、西泉、梁宪、抚临排灌站）等为主体的大小水利工程3000多座，从而使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由解放前的4万亩增至69.5万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展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推广农业适用技术，全区农业生产连年丰收，2016年，粮食总产达到64.12万吨，临川12次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区）”。在提高产量的同时，注重品质的提升，全区共有万亩绿色大米生产基地3个，农产品“三品一标”达102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扎实推进，东馆、秋溪2个核心区建设初见雏形；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不断壮大，全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60家，其中，省级18家，市级42家；全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995余家，发展家庭农场126家。 工业企业迅速发展。1949年，临川工业总产值仅607万元。解放后，党和政府开始着手发展工业，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临川工业得到较快发展。1995年临川新口径工业总产值32.43亿元。2000年后区政府把推进产权制度转换、职工身份置换、经营机制创新作为深化工业企业的改革主攻方向，按照一厂一策、分层次推进，全区53家国有企业已全部改制，集体企业也基本完成改制，但极少数资产质量低的企业处于停产关闭状态。临川区按照“融入南昌、对接海西、建设向莆经济带”的总体要求，坚决贯彻强攻工业、跨越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视争项争资，推进“一园三区”建设，推进电子信息、文化创意、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至2016年底，全区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5户，已形成了有色金属、食品医药、机电制造、化工、轻工纺织、新型建材六大类产业，其中有色金属产业及食品医药产业被确定为临川区发展的主导产业。2016年，临川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49.5亿元， 交通运输四通八达。新中国成立后至2016年，交通快速发展，向乐铁路、向莆铁路、316国道、214省道、208省道、昌厦公路、抚八线、沪瑞国道和梨温高速、福银高速、福京高速穿境而过。抚吉高速公路、金抚高速公路、东昌高速公路等连接东西、贯通南北，加之纵横全区551条县乡村公路网，使临川沟通全国更加快捷方便。 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城区面貌日新月异。临川撤市设区以后，区委、区政府不断创新城市经营理念，城市建设六大工程全面启动，上顿渡旧城改造、防洪墙工程、河滨广场、临川新城、临川行政新区、110KV变电站等一批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工程相继实施和竣工，成为上顿渡一道亮丽的风景。2012年至2016年,共投资约40亿元进行80项城市重点工程建设，陆续完成上顿渡大桥重建、抚吉高速临川连接线、临川国际才子大酒店、安石公园升级改造、临川区十二小、河东小学、行政综合服务中心、城区人行道板改造、建设中路和公园中路改造、自来水厂扩建、章舍路网工程、公园东路南延伸段、北二环路、福银高速抚北互通至温泉风景区连接线、抚北大桥至抚北园区道路改建工程、街头小游园、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福利院新院及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一大批重点项目建设。这些项目主要涉及城区道路、供水、城市绿化、旧城改造、市政和环卫设施、医院、学校、安居房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它们的建成迅速地拉大城市框架，有效地改善城市功能和品位，提升群众幸福指数，促进城市生态建设日趋完善，上顿渡城区的辐射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 以临川为中心的赣东商业中心初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各类市场蓬勃发展，城乡居民购销两旺,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1.8亿元。区政府加快第三产业发展速度，特别是强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围绕电商、旅游、物流、金融四大板块，促进现代服务业不断做大做强。旅游业发展做到多点开花，投资10亿元的大金山旅游产业园PPP项目开始实施；投资2.2亿元的溪山湖生态旅游景区正式运营；灵谷峰景区基础设施改善提升，管理体制逐步理顺，并成功创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2016年新增3家省3A级乡村旅游示范点，总数达到7家，旅游综合收入达46.42亿元。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业，被列为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电子商务示范县（区），特别是乐美电商日交易额超过300万元，正积极筹划“新三板”挂牌上市。商贸物流日趋活跃，全年物流税收实现1.55亿元。现代金融业发展势头强劲，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已达10家。 积极实施大开放战略，争项争资显成效。1995年临川招商引资开始起步，2000年以后逐步形成高潮，争项争资硕果累累。2012年至2016年，全区累计向上争取各类项目342个，争取各类资金101亿元，项目数量和资金额度均居全市前列。共签约引进项目197个，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82个，实际进资92.5亿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实际利用外资和外贸进出口累计达到2.24亿美元和7.3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42.59%和30.67%，特别是引进了投资50亿元的广银铝业、投资12亿元的自立环保（二期）、投资10亿元的银涛药业、投资5000万欧元的中德体育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教育之乡、才子之才放异彩。解放前夕，城区仅有普通公、私立中学5所，在校学生只有1800人；小学15所，学生仅2000人。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临川教育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骄人的成绩。2016年,全区有各级各类学校453所（个），有教职工7569人，在校学生13.4146万人。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临川年年高考成绩位居全省前列，全区共有近20万名学生考取大学，其中,为中国科技大学等名牌大学输送了少年大学生182名，居全国县（区）之冠;有300多名学生被清华、北大录取;在国内外的研究生有3000多名，获博士学位及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有800多名。临川基础教育闻名全国。1986年,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1994年,圆满通过了省“两基”工作评估验收，并被国家教委认定为全国首批“普九”、“扫盲”县、市;1997年、2001年,两度荣获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县、市、区的光荣称号;2005年、2007年,两度荣获全省“两基”工作先进集体;2010年,被省政府授予“江西省教育工作先进县（市、区）”荣誉称号;2015年,顺利通过了“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成为江西省第二批、抚州市第一个“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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