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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冬的战斗活动 1947年11月，刘邓、陈粟、陈谢大军在中原战略展开后，国民党当局急忙调整部署:11月下旬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以33个旅的兵力围攻大别山，企图将晋冀鲁豫野战军逐出大别山区;以22个旅守备陇海铁路徐州至洛阳段和平汉铁路郑州至漂河段，以顾祝同在徐州指挥的第5军等11个旅配置在黄、淮之间与我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纠缠，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属的第五兵团李铁军部的5个旅在豫西牵制陈谢集团，然后转兵豫皖苏及豫西地区，企图再次与我军较量，以确保其对中原地区的控制。  为粉碎敌军的合围企图，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坚持大别山区斗争;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挺进中原腹地，协同陈谢集团对平汉、陇海铁路进行破击战，以威胁郑州、开封，尔后沿平汉铁路南下，威胁武汉，调动进攻大别山之敌回援，并寻机歼灭之。 11月8日，陈毅赴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研究西线兵团补给问题后，奉命去中央参加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陈士榘、唐亮研究后决定:首先破击平汉铁路郑州至许昌段和陇海铁路郑州至柳河(今宁陵县站)段，攻占沿线各要点，斩断敌之交通命脉，造成歼敌机会，有力地策应大别山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部队作战，进而使豫皖苏、鄂豫皖、鄂豫陕等解放区连成一片，以利于三支野战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平汉、陇海铁路破击战役于12月13日开始，22日结束。 具体部署是:陈士榘指挥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以第三纵队破击平汉铁路官亭寨至许昌段，第四纵队破击官亭寨至谢庄段，第一纵队负责攻歼开封以南通许地区守敌并破击陇海铁路开封至郑州段;宋时轮指挥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担任破击陇海铁路柳河至开封段并相机攻占兰封(今为兰考)、民权等县城;王建安指挥华东野战军第六、第八纵队，控制陇海铁路以南的唯县、拓城地区，负责阻击可能增援的敌第五军、整编第七十五师，以保障上述两条铁路破击任务的完成。 我第三纵队受命后，经过战前动员和准备，于12月5日由永城、夏邑、涡阳地区挥师西进，经鹿邑、郸城进入太康、淮阳境内。这一带是黄河归故前的水东地区(即黄泛区以东)。抗战时期，彭雪枫部在这里开辟过根据地。两个月前，陈士榘率第一、第八纵队也曾在这一带活动。 当地的群众热烈欢迎我军到来。他们的生活虽然仍很苦，但每天都送来白面、烙饼、馒头，从而使部队的给养供应得到了保障。干部、战士们普遍认为，部队的生活条件比在鲁西南、豫皖苏有了很大的改善，因而对刚直、热情的河南人民产生了难舍难分的感情。作为河南人，我为此深感欣慰和高兴。 我第三纵队1947年12月初进入河南省太康县，至1948年8月11日离开河南回师鲁西南地区。在这8个月中，部队先后进行了8次战斗，结果是7胜1负。其中，1947年12月的几次作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避免了一次无胜利把握的战斗 1947.年12月初，我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西进时，第八师首长命令我团派1个营进至杨山以南活动，任务是侦察杨山之敌情，保障纵队右翼的安全。石一宸团长、王良恩政委命令我率第三营执行这一任务。 12月3日，我率第三营进至杨山以南22.5公里的刘楼宿营。我派侦察分队前出活动，准备黄昏后率全营继续西进。16时，我发现国民党军张岚峰部约1个团从距刘楼西南2.5公里的曹口村北返杨山。情况来得突然，我当即和营长张兴常、教导员党生科一起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有三个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是打。这样做可以突然出击，将敌击溃并歼俘一部;但敌众我寡，杨山之敌很快就能前来增援，而我们距团主力40多公里，又无电台联络，增援困难，倘若被迫撤退对我方不利。 第二是放。据说，张岚峰部曾经与我军有过统战关系。此次我们如果不出击，将其放回杨山，也可能有利于以后争取他的部队弃暗投明。 第三是不打、不撤，就地隐蔽，严阵以待。如敌攻我，我则予以坚决反击，歼其一部后再撤退。 最后，我们决定采取第三个方案。结果，这股敌军未敢轻举妄动，老老实实返回了杨山，我们则避免了一次无胜利把握的战斗。 翌日下午，我率第三营回到团部驻地，将三天来的活动情况向团首长作了汇报。他们认为，我们这次遇到敌情时所作的处置是正确的，并说我团再也不能打消耗战了。 (二)我和王良恩政委的共同心愿 陈士榘、唐亮首长率第一、第三、第四纵队进人河南省拓城、鹿邑县境，向西挺进，日行40公里一50公里以上。此时，我团领导干部多数下连队体验战士生活，只留下王良恩政委和我在团部主持工作。 当我团进至鹿邑县城以北的贾滩镇时，王良恩政委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老方，这才真正来到你的故乡河南了。我们要努力争取打好翻身仗，改变我团指战员的精神面貌，否则我们就对不起上级领导，更对不起牺牲的战友。”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含意颇深，因为这也是我和全团指战员的共同心愿。我回答说:“在政委的正确领导下，我一定尽力而为。请你放心。”他听后露出了赞许的微笑。然后，我们策马入村宿营。 这时，我任第二十三团参谋长还不到一年，经历了陈士法、景健忠、石一宸三任团长的领导，参加过内外线大小战斗10余次。这些仗，多数是胜利的，也有少数是失利的，但我总的感觉是打得不够出色。作为参谋长，大多数战斗我都参加了第一线指挥，不论胜负我都负有一定的责任。鉴于当时石一宸团长任职不到半年，卢伟如副团长刚从两广纵队调来我团，我自然理解王良恩政委这段谈话的分量。我决心多到第一线指挥，尽力协助团首长做好工作，争取多打胜仗。 (三)请王吉文师长给全团指战员讲话 12月7日，我团到达鹿邑县西黄台寺附近时，王吉文师长正好路过这里。于是，王良恩政委和我请他下马，给部队讲话。他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 王吉文师长充分肯定了我团外线出击以来的工作和作战成绩，希望我团到中原腹地后打好仗，团结群众，遵守纪律，为部队争光。他特别兴奋地说:“我们又回到红军时代了，打土豪，分田地，救济穷苦人，工农兵当家做主。现在与红军时代的情况虽然有些不同，但打倒国民党，分田地给穷人，使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是一致的。”他讲话的时间不长，但讲得生动活泼，赢得了全团指战员的热烈掌声。随后，“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给穷人”等口号响彻云霄。 讲话中，王师长虽未具体阐述执行政策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未能及时纠正部队中一度出现过的错误理解和“走马点火”、“分浮财”偏差;但他的讲话激发了指战员们的阶级感情，对部队鼓舞很大。随后，全团踏上了继续西进淮阳的征途。 (四)过黄泛区 12月8日，部队行至淮阳县城以东10余华里时，奉命停止前进，准备通过黄泛区。我们随即通知全团指战员休息好，备足干粮、饮水，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互相帮助，以确保部队能够安全地通过黄泛区。我们要求全团指战员提高警惕，严防可能出现的散匪骚扰，并作了如下规定:1不准丢失一人一枪;2不准躺下睡觉，以防掉队;3不准饮用污秽池水，亦不准用以洗脸，以防中毒;4万一遇到敌情，要听从指挥，不得擅自行动;5行进中万一掉队，要按北极星座向西(部队行进方向)追赶。同时，团、营两级都组织了收容队。经过一天多的准备，我们经淮阳县城继续西行，进入了黄泛区。 淮阳县城的城墙高约6.7米，建筑坚固，虽多次被黄河水淹，但仍完好无损。城内房舍虽有所损毁，但房主回来后仍可栖居。城内的南北长街，一色青石板铺地。我们的坐骑从此经过，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响声。 12月9日，第三纵队经淮阳、太康，穿越宽八九十华里的黄泛区。我团是淮阳境内最南边的一路，出淮阳西、南门即进入了黄泛区。我们未请向导，只是按照地图向周家口行进。团领导决定，由我率第三营走在前面，为全团开路。在那一望无垠的黄泛区，沼泽遍地，除偶尔可见一些行人在荒草中留下的足迹外，没有明显的路径可寻。军用地图上标示的较大村镇(如李集、邓楼、搬口集)，此时都已荡然无存，在朦胧的月色中只能看到一些断壁残垣。一路上，除能听到池沼草丛中水鸟和鹤鹑的扑飞惊鸣外，再无其他野生动物的踪迹。 9日凌晨4时，我拿地图对照了一下，确定我们当时的位置在于庄，距走出黄泛区还有10多华里路。我遂来到后队，向团长、政委建议:当面没有敌情，可就地休息一阵，让战士们睡一会儿觉，吃些干粮，喝些水，再继续前进。他俩表示同意，即令全团在此休息数小时。 天亮后，我站到高处，眺望附近村庄被黄水淹没的情况，但见处处废墟，仅有高大瓦房露出一些屋脊饰兽，荒野上的坟莹、碑褐大都被泥沙埋没，村中大树已成枯木残枝，有的还挂着随风飘荡的杂草、破布。我发现，村北的一道土堤上，搭有一座小草屋，屋里走出一位蓬头垢面的老大娘。我们进屋后，看见她的老伴在床上呻吟。她伸出手来向我们乞食。我命随行人员把身上背的干粮袋送给了她，并告诉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过去的八路军。她“啊”了一声，说:“你们真好!共产党是穷人的大救星，过去你们八路军也来过这里。”这位老大娘的苦难形象，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们继续前进，经过黄泛区西岸，抵达了周家口镇。此地本是一座繁华重镇，自黄河决口后，因黄水流经镇东，损毁惨重，此时已是百业萧条。至此，我们顺利地走出了黄泛区。 (五)参加平汉路破击战并包围许昌 走出黄泛区后，我们于12月11日拂晓到达许昌以北的小召、尚集一带，纵队司令部驻小召。12日，纵队直属部队和第七、第九师即投人破击平汉铁路官亭寨至许昌段的行动。经两天的战斗，我军切断了敌军的交通命脉，攻占长葛县县城及和尚桥、苏桥等地，并歼敌一部。 我师奉命担负包围许昌、准备攻城的任务。师首长命令: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团担任主攻;第二十三团为预备队，位于许昌城东约18公里的五女店一带。 相机攻占许昌，是陈士集早有的预案。在布置破路任务时，他就作了相机攻占许昌的指示。我第三纵队司令员何以祥、政委丁秋生，遂令第八师准备进攻许昌。但是，陈士集后来又指示:应以破路为主，攻占许昌是相机行动，要慎重从事。后经纵队首长和王吉文师长一再请战，才得到第三野战军首长的批准。 (六)许昌战斗 接到担任师预备队的命令后，我团的许多同志都有意见。我也对王良恩政委说:“怎么老是让我团当预备队?”他回答说:“不要再说了。裨将也可以转化为主将嘛，看战斗发展的情况吧。” 12月14日晨，忽然接到师部的电话:命令我团投人攻击许昌的战斗，主攻西门，并即派1个营接替第二十四团的防务。闻讯后，我立即请缨率第三营前往，得到了团长、政委的批准。政委还打趣说:“老方，这不是战机来了吗?你可该满意了。”我说:“你可真是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啊!”接着，团长指示说:“你先去接防，作好战斗准备。我随后就来。” 14日上午8时，我率第三营出发。全营指战员斗志昂扬，营长张兴常、教导员党生科要求接防后担任突击西门的任务。我说:“追团长、政委到达后，我就向他们建议，满足你们的心愿。” 14日上午10时，我们赶到了许昌西关。我令部队停下来休息，自己去火车站向第二十四团团长张朝忠报到。张团长向第二十四团第一营下达了办好交防的命令后，我即返回西关，与我团第三营领导干部一同会见第二十四团第一营副营长郭继胜。他简要地介绍了当面的敌情(许昌西门的守敌为整编第四十师第一一五团第三营)后，随即率部撤出阵地，到许昌城西5公里外的村庄，担任师预备队。 我到前沿察看，发现我方尚未修工事，就令我团第三营迅速展开，严密控制前沿，组织火力，严防敌军破坏桥梁并与敌对射，掩护部队打通院落，赶修工事，等待团长、政委到来。 14日14时，石一宸团长和王良恩政委率第一、第二营到达许昌西关，并和我一起研究了攻城部署。鉴于许昌城高池深，工事坚固，火力配系严密，城门已用装满沙土的麻袋(高、厚各3米)堵死，城外壕(宽10米，水深3米)上架有一座独木桥(高约3米，桥面宽约60厘米)，我们认为:突破其防御设施的关键是要有足够数量的大型炸药包，而且每包都要爆破成功，才能炸开城门;独木桥是爆破城门的唯一通道，确保独木桥不被敌军破坏是突破西门的关键。于是，我们命令部队以火力严密封锁独木桥和城门两侧的敌火力点，使桥不至于被敌军破坏，以保障爆破突击的通道。 为了组织好火力，石一宸团长、王良恩政委、齐安昌主任和我，都到距城门60米的一座民宅内进行指挥。石一宸团长是组织火力的强手，我也尽力协助配合。我们把全团的火炮集中配置在主攻地段的前沿和浅近、纵深处，以压制敌军炮火。根据各种火器的不同性能，我们科学地组织、协调火力，明确射击任务，使敌军的每个射击孔都处在我军火力的封锁之下，从而保障了每个战斗动作的顺利实施。我们团指挥所前伸，使营、连干部能够随时直接听候团首长的指挥，从而高度发扬了我师指挥员善于抵近指挥的优点。 14日20时，我军对许昌之敌发起攻击。我团第三营第八连健儿在副连长杨佩山的率领下，于第四次爆破后突入许昌城西「丁，攻占城楼，并连续打退敌军的反扑，粉碎其以汽车配合堵塞城门的企图。接着，我和团政治处主任齐安昌率第三营后续部队迅猛突入，巩固和扩大突破口，向纵深发展，与敌军展开激烈巷战。此时，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团和第七师第二十、第二十一团也潮水般地涌入城内，协同作战，不断扩大战果。 激战至15日16时，我军全歼许昌城内的国民党守军7000余人，胜利结束战斗。战后，我团第三营第八连荣获了“许昌连”的光荣称号。 此次攻击许昌城，可以说是仓促投人战斗的。我团从进入攻击出发地到发起进攻，只有6小时的准备时间，从而打破了我师要经过充分准备才投入战斗的惯例。 我以为，此战取得胜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1.全团指战员士气高昂，求战心切;2.指挥员对组织攻坚战斗比较熟悉，能够周密地组织火力，使敌军无还击之力，并指挥突击分队紧密配合，成功爆破。 许昌是国民党军在平汉铁路中段的重要补给基地。我第三纵队全歼许昌守敌，缴获各种火炮70余门、汽车100余辆、1列满载弹药的火车和堆满各种军需物资的几个仓库。 我团奉命监管这些仓库。里面的军用物资，除补充我第三纵队外，第四、第六纵队也奉粟裕副司令员的命令前来领取。该两纵队成师、团建制的部队来领取物资装备时，都是由我负责接待的。 我第三纵队攻占许昌，军事上的胜利是重大的，但在执行城市政策、纪律方面暴露了不少缺点(例如，少数人进城后乱没收财物，以禁用的法币购物或以粮易物)，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虽是少数人的问题，但反映了领导对于占领城市的思想准备不足，事先对部队的教育不够。 在负责监管仓库的过程中，团党委要求我们:不准多吃多用一点儿东西。按照上级的统一规定，连以上干部每人发一条美式军毯，团级干部每人发一件皮上衣。由于王良恩政委以身作则，对全团指战员严格要求，所以我团未发生违纪问题。 考虑到上级首长生活很艰苦，王良恩政委命令我带一部满载食品和日用品的中型卡车，于16日16时送往师部。王吉文师长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你们团这次打得很好!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祝贺!你们要好好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师里要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听你们介绍。今天你们又送来了战利品，我们表示感谢。”接着他又说:“这些胜利果实，我们不能独享，要让纵队、野战军司令部的首长都尝尝。他们的生活也很艰苦，没有吃过洋东西(指骆驼牌香烟和罐头食品等)。”王吉文师长的几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于上级首长的敬重和深厚情谊，使我深受教育。 同时我想起，1941年至1942年自己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第六团工作时，每逢节日杀猪改善生活，第一营营长刘善福、教导员唐青山都要送几斤好猪肉给贺东生、蔡正国、刘西元等团领导同志。我听说，红军时代就有这样的传统，它体现了在艰苦环境中人民军队上下团结、同甘共苦的精神，并不掺杂任何不正确的观念。 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许昌战斗中，我纵队牺牲了两名营级干部。我团特务营营长曹洪生同志是其中之一。他不是死于战斗中，而是在战后运输物资器材时翻车落水牺牲的。16日下午，他奉命执行运输通讯器材等任务。新解放的驾驶员从许昌城内开出一满载通讯器材等物资的汽车通过城壕上临时架设的浮桥时，因车速过猛，汽车跌人壕中。坐在驾驶室里的曹洪生和驾驶员不幸溺水身亡，两名押车战士泅水逃出。曹洪生同志是山西省霍县人，1936年人党，1937年人伍，历任晋西陈士集支队第一团侦察员、副指导员、侦察参谋等职。1947年10月任我团第一营代营长，不久调任特务营长。他比我略大几岁，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待人诚恳。对于他的牺牲，我们团的几位领导干部深为痛惜。我们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我团战地五女店，在一块石板上刻上他不朽的英名，竖立在他的墓前，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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