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尧：我的军统生涯

引子

＊本文摘自《军统实录》，作者徐宗尧。原标题《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经过》。

徐宗尧（1905-1990）

徐宗尧（1905-1990），早年服役于东北军。历任文书、副官、军需官、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任热河先遣军暂编步兵第五旅旅长。1941 年加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任该局五原办事处少将直属通讯员。1945 年11月任河北省会警察局局长。1948年3 月15日任国防部保密局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少将站长。1948年12月25日任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后随傅作义在北平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北京市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

正文

伟大的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冬季平解放时，实际上结束了蒋家王朝在黄河以北的反动统治。从此以后，北平的鸽子与橄榄枝式的和平解放和天津的火与剑式的武力解放，对以后全国各大城市的解放发生了示范作用，大大加快了国民党政权的瓦解和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保有华北，特别是北平市这个政治中心和文化故都，确实是想尽了办法，不仅计划负隅顽抗、背城一战，并曾积极组织力量，企图以此为据点，还步渗透到解放区，为其防守和反攻作战创造条件。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战略部署，平津的解放势必付出更大的牺牲，耗费更多的代价。

沉沦容易自拔难

在叙述我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之前，我有必要把自己怎样从一个出生于贫农家庭的木厂学徒，堕落成为一名军统少将特务的经历扼要说明一下。因为这也许多少能表明，我的反正的思想和行动并非心血来潮，在一夜之间突然转变过来，而且转变得如此迫切、如此坚决。

奉直战争以后，东北军席卷了华北，甚至渡黄河、过长江，军政声势之盛，使我这个行年20、天真朴素的徒工的心情，突然向往起军人生涯来。当时，我结识了一名奉军少尉军官。他满足了我的心愿，把我引进东北陆军步兵二十七旅：（郭松龄部）司令部参谋处当了一名文书中士。从此以后竞步步高升，由中士、上士、卡长、中尉副官而至少校军需官。“九一八”以后，我目睹国难外侮，抗日心切，决心弃文习武。通过接受几级军宫训练，又由军佐转为军官，从上校团长升至热河先遣军暂编步兵第五旅少将旅长。前后在东北军中混了17年（1925——1942)，进出东北、内蒙和华北各地，不仅熟悉了山川形势，实践了步骑作战，还结识了不少军政人员和社会各除层民众。在这一阶段，虽然是属于地方军或杂牌队伍，仍不失为抗战前线的“正规”军人。

但是，在1941年7月，得悉有袍泽之谊的白凤翔（西安事变时，曾奉张学良之命，临时指挥驻临潼地区原东北部队的一〇五师，亲率由其团长刘桂武、随从副官主围才带领的，以驻西安办事处留守官兵100多人编成的连队，至华清池捉拿蒋介石）在绥远固阳县抗日战役中弹尽援绝，腹部负伤，不得已率部投日，被任命为东亚同盟军总司令，下辖5个骑兵师和一个步兵师。我一方面为其失节而痛惜，一方面认为这个伪军部队是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武装（其中有一个旅原系我的旧部），如果能把它转化为抗日力量，势必对这个广大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产生积极的巨大影响。为此，我隐藏了第一战区河北游击司令部少将高参的身份，只身化装自河南孟县北头村驻地出发，涉长途，主动前往进行策反。几经周折，在平津更改户籍和职业，购得日本通行证和伪蒙疆伪政权驻平办事处的护照，费3个多月的时间，才到达包头。

白凤翔一见我来到，喜出望外，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好比我的灵魂复活，请你代表我携带官兵花名册、枪马册和就地抗日作战计划，同冯代表一起上重庆去见蒋委员长，表示投诚和等候命令吧！”原来白凤翔早就在军部里掩护了两个秘密电台，一个是军统局的，另一个是傅作义的，这时已同重庆联络上，蒋介石派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司令部调查统计室少将代理主任冯贤年以蒋的名义前来策反成功。

冯贤年看到白凤翔对我如此亲切和信任，对我也另眼相看，后来在前往重庆道中告诉我，蒋已内定白为热察绥骑兵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并暗示他属于军统系统，愿意介绍我参加组织。这给我提高了警觉，因为我知道，一个军统人员现已暴露身份，如果你不接受对方的“好意”，势必招来奇祸，我只得表示要考虑。不久，我们到了绥西陕坝市驻地，冯密电蒋介石报告经过，蒋复电命我去重庆。临行时，冯派孙耕南陪同前往，并开出介绍信，我只得接受。

但到西安时，忽报白凤翔死讯（后悉白凤翔反正事机不密，为日特侦悉，被注射毒剂全身浮肿而死）、这时，戴笠适在西安，孙耕南就带我去见他。戴看过介绍信，表示欢迎，并嘱我随他去兰州面见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商谈白凤翔部队的善后事宜（后悉该部已由傅作义接收改编为第八战区骑兵第二支队和骑兵第三支队）。之后，戴笠给了我500元旅费，命仍回陕坝待命。这时，马汉三已接任傅作义长官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主任。经他传来重庆电令，任我为军统局五原办事处（秘密）少将直属通讯员，着手拟订敌后工作路线计划，这是我参加军统组织后的第一个特务官职。

批准工作路线计划后，戴笠令我在日伪后方成立平津特别组。后来分组，扩大到9个组时，在1944年5月改为军事委员调查统计局华北特别站。特别组组部设在河南彰德西冠带巷二十五号，改称站以后，站部由彰德迁移到天津市河东区李公楼前街吴家胡同二十四号。

1945年日本投降后，军统局以机构庞大，开支浩繁，原先在经济方面的靠山宋子文不愿按原规模予以支持。于是改弦易辙，一方面裁减、资遣中下级人员，节缩开支；一方面把秘密工作人员安排去做公开的职务，如在警察局任正、副局长，成立警务组，秘密安插组员，我后来任河北省会警察局局长也应属于这一安排。这时，军统的任务就由过去的表面对日、实际对内，转而成为全面防共、反共的特务机构，从事侦防共产党学校和地方的地下活动，由警务组执行处理。

自我参加军统以迄1949年的7年间，我默察国内外形势和国共两党的消长兴替，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是在迅速衰亡，作垂死的挣扎；而共产党则生机勃勃，如日初升，具体表现在人心的向背。结合到我自己，则“身在曹心在汉”的思想日益浓厚，自拔的勇气日益滋长，至于如何“自拔”，难就难于发现真理，找到真理。这正是日常装绕在我脑海里的难解的课题。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自求解放的要求，也有其来由，主要有下列几个因素：

（一）由于“九一八”事之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人，使爱国将士报国有心，请缨无路；

（二）由于蒋介石亲亲疏，视嫡系力量为至宝，爱护唯恐不至，发展但求快速；视非嫡系部队如草芥，或分割以削弱，或借刀杀人。日益形成蒋为重、党国次之、民为轻的罪恶局面；

（三）假抗日，真反共；忠奸不分，唯实权私利是图；

（四）共产党在敌后的出生入死的积极活动，与国民党的曲线救国形成鲜明的对照；

（五）日本投降后的接收即劫收，蒋军将领五子登科，广大人民饥寒交迫；

（六）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以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事业为重，秉“不入虎穴，需得虎子”的革命精神，进行重庆谈判，促成双十协定。但蒋介石不久即予撕毁，转而公开全面反共，发动全面内战。

凡此种种，使我的思想逐渐开朗，意境逐渐宽阔，一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认识到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民族才能得救，自己才有立功赎罪的出路。

保密局的如意打算

1948年春，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风又召我到南京，面命我在北平成立“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任我为少将站长，随即让我参加保密局召开的一次会议，由保密局第二处处长叶翔之主持。出席的人还有冀热辽边区特别站站长张雄藩、北平站副站长孔觉民、山东省政府调查统计室主任许先登、前西安办公厅调查统计室主任王鸿骏、南京市警察署署长等20多人，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巩固华北各地的治安保卫，督促各地秘密组织向解放区推进，利用各种方式方法站住脚，进行组织活动，刺探军政情报，配合反攻。

这个会开了7天，在最后一天，毛人凤把我同张雄藩等十人带去见蒋介石。在介绍了各人的姓名、职位以后，蒋讲了话，大意是：戴笠之死是组织的最大损失，大家都要怀念他，要有戴笠的精神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等等。他鼓励大家深入到解放区去开展工作，最好是吸收解放区内的亲友们鑫加组织、他认为这是很有效果的办法。

在会议期间，保密局布置组少将组长赵斌成（字健侯）向我说：“所属各地组织都是在解放区以外设立电台的，没有一部电台在解放区内工作过。这次成立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就是要设法把情报触角深入到解放区去。”随即作出了有关指示。

成立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

1948年3月15日，我在北平市地安门内东板桥十四号成立了“国防部保密局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自己任少将站长，副站长是吴宗汉，下设秘书、情报股长、人事股长、会计股长、总务股长、译电员、打字员、交通员、收发员、通讯员等人员。

接着组成了下列几个组:

（一）在河北省涿县成立冀西组，准备推进到涞水县解放区，曾收集到军事情报150多件；

（二）在河北省唐山成立冀东组，准备推进到遵化县解放区，仅在冀东解放区内搜集到军事情报约150件;

（三）在天津市组成津南组，推进到静海县境内，但未达到预定地点，仅搜集到军事情报50多件；

（四）在察哈尔省张北县成立察北组，仅在多伦、沽源和保昌一带拽集到军事情报100多件：

（五）在天津市成立平津组，仅搜集到冀中军事情报20多件。从这个特别站在几个月内成立的5个组以及各组进行的工作来考虑，我体会到费了如许人力、财力，冒着生命的危险，所得仅仅几百件不尽可靠的所谓军事情报，特别是所有的5个组都始终没有带着电台进入解放区开展工作。这说明了解放区政权的巩固，人民的革命觉悟很高和社会组织的严密；同时也说明了反共特务人员的低能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时，我开始丧失了信心，感到这种活动毫无意义，感到厌倦。适逢辽西大战展开，如果锦州失守，华北不保，我和所属的一些人的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再在原地区工作，因此乘机向毛人凤建议，将原特别站撤销，另组地工五人小组进行工作，至于我们这些人请南京另行委派工作。1948年12月14日，毛人凤复电同意撤销，并令将新吸收人员各发两个月薪饷遣散。毛人凤在电文中说：“我兄不要南来，另有重要任务委派。”命我和吴宗汉等四人到北平站报到。

次日，又接到毛人凤来电，命我接任北平站站长，并布置5个潜伏组，所需电台，可向保密局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去领。1949年1月20日，阎守仁同另一人给北平站送来了美国制5瓦电台5部，供潜伏组使用。

这个意外的任命也给了正在苦闷彷徨中的我以意外的启发。我立即意识到，这个北平站在保密局内一向是大家角逐的对象，其重要性是多方面的。原任少将站长王蒲臣是浙江江山县人，是毛人凤的小同乡、表兄弟，又是同学，因此才把这个重要站交付给他；我在军统局的历史很浅，讲“局龄”只有7年，一直不在大城市工作，实际上只是一名外勤人员。毛人凤怎么会对我如此青眼相加呢？接着我又想到华北的形势和全国的大局，使我这个专搞情报工作的人一下子头脑冷静和清醒起来：蒋家王朝已濒临覆亡的前夜，华北的军事态势已到了进退失据、瓮中捉鳖的绝境。我原来就参加过抗战爱国活动，只是后来才沉沦到特务组织之中，也未尝没有寄人篱下之感；现在又眼看蒋家王朝在覆灭之前要将我当作他们的替死鬼，我不能不自谋生路。

我怀着与过去升官调职前夜的绝然不同的兴奋心情，决定接收北平站，不动声色地暗暗计划要大干一番。

接收保密局北平站

毛人凤虽然下令王蒲臣把站长的职务移交给了我，却并没有让他马上离开危在旦夕的平津地区，仍然派他担任保密局驻在北平的督察。这个督察虽然没有衙门和实权，却成了保密局对北平军统组织的“钦差大臣”，王蒲臣利用原来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到处放着他的眼睛和耳朵。他分明是毛人凤放在北平的特级情报员，可以随时通过保密局北平支台直接向毛人凤汇报。

我虽然几年来一直同共产党作对，也见过一些共产党政治犯，却连一个不是政治犯的共产党员也不认识，事实上，过去也不想认识这样的共产党员，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犯军统纪律的行为，可能会受到严酷处分的。可是，我既然已经向往真理，就决心寻找真理，并有信心一定能够找到真理。

这样，我便去找这些年来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池峰城。那时，他是华北“剿总”傅作义的中将参议，住在北平市北长街八十一号自己的住宅里。

池峰城是河北省人，那时45岁，旧西北军的将领，冯玉样将军的部下，他虽然是行伍出身，文化有限，但有些实战经验，最高职位当过三十军军长和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938年春夏间，池峰城任三十军军长时，率部参加了徐州大会战，在台儿庄之役消灭了日本板垣师团，立有一定战功，1945年11月他任保定警备司令时，我也在保定任省会警察局局长，常有往来。1946年10月,解放军围困保定，他召开过一次保定军、警、宪、工、商、士绅的会议，共商城防事宜，我发现他没有依靠幕僚的作战计划，即席口授了保定的防守、治安等的部署，章法完整，条理分明，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他对我可能也有同样的看法，因为我的军统身份是公开的，军队和军统之间，虽然同在蒋家旗号之下，本来是互有顾忌的，何况是非蒋介石嫡系的军队和杂牌队伍，对军统人员更是侧目而视，敬而远之，但经过一段围城共处，他对我有了另一种认识。后来他对我说：“你不象是个军统人员。”我说：“怎见得？”他说：“你没有他们那种跋扈嚣张的习气，处事待人也是合情合理的。我是当你亲老弟看待的。”

我早就观察到他对蒋介石心怀不满，而对共产党则有好感。因此，我这次推心置腹地同他谈到当时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问题，希望他为我寻找真理搭桥铺路。他立刻表示赞同。据后来了解，他那时同共产党已有所联系，他家里的一名勤务小李，就是党派来的。他一只手拉着共产党，另一只手拉着特务头头，他还耽心什么事不能干呢？!

1948年12月18日，池峰城给我通电话，约我去他家，并说:

“你托我办的事已有着落。”

池峰城介绍我与中共城工部刘仁的代表王博生初次会面。王年约30多岁，北平人，外貌诚恳热忱。我首先向他汇报了如下的情况，征求他的意见。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我接受北平站站长的职务，并叫我布量5个潜伏组，你看该不该接？”

王代表说：“你接北平站对咱们有利，千万不要暴露身份，振作精神，积极作好联络工作。”

我提出建议说：“我把5个潜伏组布置起来，请刘仁派各组书记兼译电员，掌握全组人事、往返电报和档案。我派组长和组员3人，安排好以后，我即将这5个组交给刘仁指挥运用。”我还进一步建议：“如有必要，可请刘仁另派中共人员一人，随我到南京去，由我介绍参加军统组织内部工作，可保万全，我到南京设立北平站台与北平各潜伏组台联系，南京发的电报是真实情报，北平组台可由书记兼译电员发送假造情报。这样，利用北平组台可以获得不少重要情报，何时不再需要这些潜伏组，随时可以撒销。”

12月19日上午8时左右，我再次同王代表在池峰城家会晤。王代表说：“刘仁对你的建议认为很好，完全同意，已经给毛主席电请示，复电到后再行决定。”我说：“昨天谈的枪支和弹药，已经准备好，是我送来，还是你去取？”王代表说：“先存放在你家里，用时便通知你，我们去取。”

至此，我认为同中共的关系已经确立，便开始策划核心组织。1948年12月间，我约四平站少将站长冯贤年和热察边区特别站少将站长李英进行密谈，我策动他们说：“我认为老蒋的半壁江山是保不住的，别上南京了，最好的出路是投诚共产党。”他们一致同意我的想法，表示决心要干，但不知怎样入手。我就把自己已经投向革命的经过情况和盘托出。我为什么能这样大胆行动呢？原因是：冯贤年同我的私人关系较深，已如上述；他在军统组织中是个老资格，上上下下的人，他都很熟悉，尤其是北方的军统人员，都同他有往来，消息灵通。因此我对冯贤年说：“既然决心投诚共产党，就必须有所贡献。”责成他侦察现任北平站站长王蒲臣是否已布置了潜伏组织。

至于李英，他是1922年我在东北军骑兵第五师任少校军需官职务时的老同事，相知很深。

过了几天，冯贤年告诉我已查出周受轩和韩北辰是王蒲臣布置的两个北平潜伏组组长，又说：王蒲臣所以迟迟不交北平站站长职务，是因为听说大局好转，就不想交了。于是，我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攻势，叫前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副站长吴宗汉拟稿，给毛人凤去电说：如果王蒲臣再迟延不交，我就不准备接任北平站职务了。但电报发出后，经过多日，未见回电。

1949年1月6日上午8时，北平站副站长宋元和给我打来电话说：保密局第二处处长叶翔之昨晚飞来北平了，请我到站部有要事面谈。我见到叶翔之时，他说：“毛先生征求我意见，让徐兄接任北平站站长我已完全同意。”接着又对我说：“现在有要事马上要出去，今天下午5时，请你在这里吃饭。关于北平站职务的交接问题，在吃晚饭后，咱们再同蒲臣兄商谈。”

当晚，应叶翔之的邀请共进晚餐的人有王蒲臣、毛园、周正、刘振翩、阎守仁、梁颐亭、宋元和等10多人。饭后，叶翔之主持开会，首先就说：“各位要是听说大老板（指蒋介石）有什么不好的消息时，千万不要惊慌，要坚守岗位，继续工作，一切要听组织的指挥。我们已做好万全的计划，长江防线正在加强，守御是毫无问题的。”接着就说：“我同徐宗尧和王蒲臣两兄有事相谈，各位先回去休息吧。”

随后，叶翔之问王蒲臣和我说：“哪天交接呢？”王蒲臣想了想说：“1月19日交接吧！要有个时间清查各项物资，才能造册移交。”叶翔之又问：“站部还有多少存款？”王蒲臣说：“只够发给全站人员一个月的薪饷。”叶翔之说：“在必要时给每人发两个月薪饷遗散。如果愿意到南京去的，让他们自筹路费，到南京后实报实销。”（这次谈话，等于是料理后事。）关于站的经费，他说回去就汇来，结果并未兑现。

这时，我对叶翔之说：“毛（人凤）先生叫我布置5个潜伏组，预计要200万元。”叶说：“回去后一并汇来。……徐、王两兄没有别的事情就回去休息吧！明天早晨坐飞机回南京，谁也不要送才好。”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叶翔之。我原来想同王博生代表一起去接北平站的，而池峰城不赞成这样做，所以我便独自到站部从王蒲臣手里把北平站接收过来。

我立即派吴宗汉担任内勤专员，代理副站长职务；冯贤年担任外勤联络专员职务，其他仍旧。

过了两天（1月21日），王蒲臣又移交了经军统局没收的马汉三（前北平市民政局局长，军统北平站第一任站长）和刘玉珠（前军统局华北办事处秘书）的财产清册一本、库房钥匙一把。他说所有册载珠宝器、古玩文物等贵重物品都在库房里。据王蒲臣说，其中有一部分经古玩商和鉴赏专家估价总值约达法币7000亿元，云云。

以上种种，我都在池峰城家向王博生代表作了汇报，并把北平站各项清册，连同库房钥匙一并交给他。但他没有接受，说：“先存放在你那里，以后再取吧！”只把钥匙收下了。直到人民解放军进城时，王代表才把所有库存上述物资全部取去。这批贵重物品不论在王蒲臣移交时，或王博生代表取走时，我都没有过目，究竟是哪些东西，数量多少，我都没有过问，仅把册子所载的名称看了一下。这本册子后来我亲自交给了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冯基平处长。

北平站的秘密组织和公开组织

军统组织一般说来是比较严密的，特别是对中层人员控制尤其严密，到了下层，就比较放松，至于那些所谓“义务”情报员,实际上是用金钱作的饵，任其招摇撞骗，敲诈勒索，造成声势，欺压良善。虽然某些高级头目标榜清廉、故作严竣，强调纪律，权势凌驾于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实际上则暴戾恣肆，贪赃枉法，残酷狠毒，绝灭人性，黑暗内幕，不堪耳闻，象北平站第一任站长马汉三的被处极刑，实因其闹得太不象话，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蒋介石才不得不杀之以装点门面，妄图挽回其既堕的政声。

北平站的组织有秘密和公开之分，保密局规定北平站秘密组织指挥公开组织。

北平站所属秘密组织，马汉三（少将）是最早组织者，任第一任站长；第二任为黄天迈；第三任为文强，任期很短就离职了;第四任为乔家才；第五任为王蒲臣；第六任为徐宗尧，都是少将军衔。秘密组织设有秘书室、机要秘书室、人事室、会计室、总务科（下设收发室、传达室、警卫组、汽车组）、情报科、行动组、策反组、学运组、心理作战组、特别情报组、华北补给站等机构。

公开组织成员则分布在北平行辕、保定绥靖公署、华北料匪总司令部、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北平蕾察局等很多机构。

郑介民的使命和何思源宅被炸

随着人民解放军对平津攻势的节节胜利，紧缩了对北平的包围圈，同时配合着策反活动，进行政治瓦解，平津形势，急转直下。但蒋介石贼心不死，仍企图诱迫华北唯一的较有军政实力的博作义与其同归于尽，不惜以文化古都的北平市作为赌注和殉葬品，作最后的挣扎。

在这关键的时刻，蒋介石特派其死党国防部次长郑介民乘专机飞到北平，对傅作义作游说式的恳商。郑介民住在北京饭店，保卫工作由北平站站长王蒲臣和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共同负责。郑因负责特急任务，非经通知，一律不接见，连北平站少将直属通讯员冯贤年也不例外。

郑介民此来的使命是与傅作义会商如何坚守平津诸大城市，以保持华北依然在政权控制之下的形象，使他能在国际上继续招摇撞骗，谋求外援，主要是美援；在国内重整军旅，拖延寿命。据获得情报说明，他们计划在北平城内东长安街拆除三座门，改建为跑道，并在东单空地和天坛两处开辟飞机场，以便运送援兵和军用物资，坚守待援，争取时间，在国共和平谈判中讨价还价。

在傅作义方面，则因与共产党经过多年较量，深知大势已去，问题只在如何善后。但在与郑介民会谈中仍虚与委蛇，并作出积极响应的姿态，除了一般军事部署外，博又命令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站长兼华北剿总司令部爆破大队长社长城在北平近郊普遍布雷，防御人民解放军攻城；并令平津和平汉铁路管理局赶修环城铁路，令铁道装甲车司令调派装甲车昼夜巡视，保卫城郊，维护铁路，北平市保安警察总队队长马超群并要求傅作义批准他率领总队属下各大队开赴城外作战，誓死保卫北平，当时博得傅作义的嘉奖。

郑介民或可自慰不虚此行，足以向蒋介石自告“不辱使命”了。几乎就在同时，一天晚上，市内发生了一声爆炸巨响，给不稳的人心带来了猜疑和纷扰。据了解，是前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的住宅被炸。

原来，何思源日前从南京秘密乘飞机到平。蒋介石闻讯，十分恼火，责成毛人凤电令北平站站长王蒲臣必须置何思源于死地，以做效尤。王蒲臣命主任秘书指使北平站豢养的有名飞贼段云鹏等人前往执行。段云鹏在何宅屋顶安放的炸药爆炸之际，适逢何思源送走几位客人回到屋内，何幸免于难，其女则被炸死。

事后，王蒲臣即命其主任秘书和飞贼段云鹏离平赴宁，到保密局报到请功。

销毁档案释放政治犯

1949年1月20日，王蒲臣以保密局北平督察的身份，在东四弓弦胡同四号戴笠纪念堂对我说：“今天要把北平站的全部档案烧毁，你要当着全站人员的面进行。”所谓“全站人员”其实全是王糖臣的人。（其实，在我接收以前，王蒲臣已下令把重要档案，如日本投降以来的各种原始册子等，全部烧掉了。)

我回到站部和冯贤年商议怎么办。冯说：“北平站的主要档案王蒲臣早已销毁了，这是站内人员所共知的，只把部分不重要的档案移交了下来，今天王蒲臣又以督察身份发号施令，其中必有原因。虽然你接收了北平站，合作的只有我和吴宗汉，其他都是王蒲臣任内的旧有人员：再说，北平站的行动组还是听王蒲臣指挥的。为工作安全计，只得把这部分档案烧了。当前最重要的是赶快把北平站全部人员的原姓名、官阶、职务、历任站长的底册拿过来，其他不要誉了。”

我认为冯贤年的意见可取，立即向人事室主任张玉振要全站人事底册。张说，他在我接收北平站以前，就奉王蒲臣之命把这些底册烧了，怕我不信，还带我去现场看了烧册子的残迹。

就在这天的上午8点多钟，北平看守所所长周正和法官崔汉光六到站部，交了两个签呈给我：一个是签请释放100多名政治犯，我叫吴宗汉批示“如拟”，我盖上了自己的名章；另一个是签请枪毙三个人（姓名已忘），我没有批，并对他俩说：“我得向保密局请示后才能决定。”他们无言走了。实际上这只是我的托词。

傅作义召开军统头子的一次短会

1949年1月22日下午5时，傅作义在怀仁堂召集在平军统各单位的头子开了一次短会。

我已多时没有见到傅作义。这天他穿的是便衣，神情冷静严肃，由一名秘书陪同他出席。

有这样的情报：傅作义因为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解放军歼灭。由于这支部队是他的嫡系部队，装备和作战能力较强，是他的基础力量，为此万分痛惜，思想沉重。有一次，由院中活动后回到屋里，竟摔倒在地，经随从副官把他扶了起来，此后他把作战方面的事责成参谋长指挥。

军统方面参加的人，有我，有王蒲臣，有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惕园、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等十余人。

傅作义的讲话很简短。他首先忆述了过去的所做所为，说感到惭愧，跟着说：“今天上午10时，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已经签字，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今后你们的生命财产，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愿意回南京，可以负责要飞机把你们送走……。”说完便进去了。

这时，王蒲臣把早已拟定的特务人员名单（包括我在内）交给了博作义的秘书。看来，签字前后的情形，王蒲臣是知道的。但其他的人对签字这么快精神上好象还没有准备。

杨清植问我：“你有办法没有？如果有办法，我就不走了。”我回答说：“没有办法。”他就给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叫电话，说他明天早晨就乘飞机去南京，特向楚主席告别，接着他又对参加开会的人说：“各位今晚都到警察局集合，明早飞南京。”从此再没有同他见过面。

散会后，我在怀仁堂大门外问阎守仁：“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刻接任北平支台台长呢？”阎答：“徐先生接任北平站，看来一定有好办法，所以我才接任的。”我说：“好的办法就是投诚共产党！回去把北平支台全部封闭起来，停止对南京发报、联络，并将所有电台、各项档案和物资赶造清册，准备交代。”

离开怀仁堂，我立即去找池峰城，商谈新的步骤。我请他派人赶快去找刘仁的代表王博生来会商，以便在当晚逮捕那批军统头目。池峰城说：“上面决定放走他们，我们何必得罪人？”这句话，很能说明池峰城的处世之道。我说：“速捕不速捕这批人，必须请王代表来决定。”经过再三要求，池才同意派人去找王博生,叫我先回家休息，听电话通知。我回家后，嘱咐阮守义看守电话，不论池峰城何时来电话，都随时叫醒我。结果，阮守义等到天亮也没来电话。

1月23日一早，我给池峰城打电话，据说：王代表没有来。只得眼看着那班人鸿飞冥冥。下午4点钟，才在池峰城家见到王代表。王问：“特务头子都已飞走了吧？”我回答：“都已飞走了。”

到1月31日下午5时，王博生才到我家来取走那批美国制左轮手枪60支和子弹6000发。当时我催请他把我接收的北平站的各项清册带走，他说：“现在很忙，明天上午10点钟来取。”结果没有来。

不久，我接到傅作义给北平站的一份代电，附有军统人员 100多人的名单一纸，肯定就是王蒲臣交给他的秘书的那一份。电文中说明准许这批人买飞机票前往南京。我随即将这份材料转交给了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处的任远科长。

附带说一下：有一个名叫陈仙洲的河北省会警察局局长，在保定解放时，率领属下各科室人员和保安警察大队长李国治、侦缉队、消防队、女警队等800多人，撒退到平西门头沟驻扎、解放军缩小对北平的包围圈之际，陈仙洲命令所部顽固对抗，接触半小时即被全部歼灭，陈仙洲被活捉。但在解放军把这批俘虏押送到老解放区的途中，陈趁黑夜脱逃，潜来北平。1949年1月23日，搭乘杨清植这批人的飞机逃掉了。

北平支台和北平交通支台的冲突

1月23日北平军统头目大批南逃之次日，树倒而瑚狲不散北平站属下各单位，人员糜集，都惶惶不可终日，情况十分凄凉而紧张。

1月24日下午1点多钟，北平交通支台某台长到北平支台所在地大声叫嚷：“你们投降共产党了1”北平支台全体服务员为此与彼理论，争持不下，行将动武。阎守仁给我来电话，促我快去解决这场纷争。

我到支台之后，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对他们讲话，说：“你们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你说他投降共产党，他说你投降共产党，因此争论不休。我可以在这里说明一下，如果蒋介石和毛人风能关心大家的生命安全，就应该派几架飞机来接你们回南京，并把所有的电台运走；可是蒋介石和毛人凤并不这样做。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并不关心你们的安危，而你们还效忠蒋介石和毛人风，摆在你们面前的，岂不是死路一条吗？……”

说到这里，有个报务员带头高声说：“拥护徐先生的说法！”接着全体报务员和北平交通支台台长也都高喊：“拥护徐先生的讲话！”

到此，留在北平的军统头目和特务人员的投诚共产党的意见统一了，我日夜谋求的组织北平站和平起义的目的达到了。至今我多少感到一些安慰的是：不仅是这些罪恶严重、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分子，明里暗里，真真假假，弃邪归正，放下武器，使北平和平解放没有受到不利影响，没有妨害社会安宁；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象尔后其他大城市解放时那样，军统特务组织对大批政治犯进行血洗，并且使得一百多名政治犯及时恢复了自由，欢乐地迎接亲人解放军进入北平。

内疚的是：我在7年的军统特务生涯中，毕竟是为虎作伥，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卖命，做了许多不利于人民的事。这只能在今后有生之年，不断努力改造自己，来求功补过了。

侦破王蒲臣布置的三个潜伏组织

我深知冯贤年在军统组织中熟人很多，尤其是北方的军统人员大部分与他有往来。因此我动员他侦破王蒲臣最后布置的潜伏组织，作为投诚共产党的献礼。

结果冯先后查出韩北辰和周受轩两个潜伏组长，还有另外的一个组织的头头龙超，都是王蒲臣布置留下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后，我会同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任远科长和常秘书逐一破获这3个潜伏小组的全部成员，并缴得电台3部和一些密电本。

王蒲臣拨发各组的活动费的办法，是由王的机要秘书张维翰开出兑条，交持条人到东交民巷斯罗医院找张的小姨。她是该医院的护士，规定只认兑条不认人，凭兑条即按数额照发。

根据北平站总务科科长何万洲的线索，王蒲臣曾同他一起到天津向四友公司经理白连城（也是军统上层头目，是解放前北平四大奇案之一的一名主角，那里取回电台4部。因此可以断定，王蒲臣布置的秘密组织，当时有一个尚未破获。

第一个潜伏组是韩北辰任组长。当2月3日我同任远科长和常秘书前往其住所动员他投诚时，他的态度就不老实，提出先决条件：要保证，要职务，任远耐心地对他进行说服教育，他仍一味在这两个问题上绕弯子，纠缠不休，费了一个多小时的口舌还不完。我本来坐在一边，没有插口，到那时我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激，就站起身来大声斥责他说：“既然投诚，就不应该再讲条件，我命令你立即交出电台和密电本，别的事，我保证！”他这才乖乖地把东西交了出来。

第二个潜伏组是周受轩的那个组，2月3日由北京市公安局和我一起前往破获的，起出了电台和密电本。

第三个潜伏组是南京保密局派龙超来北方组成的。破获后，龙超在清河训练大队学习时表现仍不老实，继续作恶犯罪，终于在1951年3月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此外，还有一个潜伏组是路捷音任组长。这个组是由收发报员去北京市公安局自首后，公安人员随同前往才破获的，并起出电台一部。密电本是经过一番周折才找到的。

事实上，还存在一个潜伏组，组长是秦应麟。他携带电台由北平逃往台湾，见到了毛人风。毛又派他回到天津建立潜伏组，并对秦说：“今后天津的工作关键在你身上了。”后来这个组在天津被破获，起出了电台。1951年3月间，秦应麟在茶淀被镇压。

还有一段插曲。

1949年1月间，有个名叫郭文治的人，来到东板桥家中找我，说是代表马月西先生来请我去会商某项重要事件的。马月西这个人我在日本投降后在饭寺花园饭店见过面，当时他挂着抗日锄奸的旗号，也属于军统系统。据郭说马月西现在是北京市公安局地工组织的负责人，马在为共产党做事，并说马的弟弟在共产党内很有地位，马想给国共双方做些工作，请我去商谈合作。我什么时候愿意回南京，这位马先生都能给我开护照，派人护送。我对马月西是不是为共产党工作是怀疑的，我就对郭说：“我投诚共产党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我决心不再为国民党工作了。请你回去转告马先生，就说我劝他要真的给共产党工作，别再给国民党工作了。我不想去会见他。”

郭文治走后，我立即把以上情况报告给公安局二处任远科长。

后来郭到炮局胡同清河厂三中队学习时对我说：“马月西在北平解放前后的反革命活动已经查实，被人民政府当众宣判，镇压了。”

初次会见冯基平

就在交接过程期间，有一天，平汉铁路管理局北段管理处运输组组长郑熙突然到地安门东板桥我家里来看望我。我同他在北段管理处一度是同事，有友谊往来。在这个时期来访，看来有特殊任务，我热忱地接待了他。郑熙说：“人民解放军已把北平团团围困，解放北平只是早晚的事。你不要去南京了，给你介绍个中共朋友，投诚共产党吧！”我说：“你的好意，我衷心感谢。但我在去年 12月间已向共产党投诚，取得了联系。”

郑熙回去后，又回来对我说：“中共朋友请你明天到西郊去见首长，可把你接收北平站的各项清册带去。我介绍你同中共朋友见面后，一同陪你去西郊，中途有人来接。同高级首长会谈后，再陪同你回城。”

这时，我初次感觉到，郑熙和王博生可能是一个组织的两个系统：王是代表城工部的，而郑熙可能是作战部的，他们之间还没有联系上。但我想，既然已同王博生挂上钩，就必须尊重组织，通过组织关系再作进一步联络。我决定先征求王博生代表的意见。因此，我请郑熙给我一个考虑的机会。

于是，我又在池峰城家约晤王博生，把郑熙到我家所说的话向他作了汇报。王代表听了不赞成我去，也就算了。

我回到家里，给郑熙通了电话，说明王代表不同意我去西郊。过了一天，郑熙又来电话，说“中共朋友征求您的意见，人民解放军进城时就见面好吗？”我说：“好，就这么办吧1”后来解放军进城时，郑熙却没有来，我因忙于北平站善后事宜，也没有想到再去同他联系。但我很感谢他为了人民的事业，冒着很大的危险到像我这样一个特务头子的家里来进行策反工作。

1949年2月1日，郑熙又一连来了两次电话，催我到他家去会见中共朋友。在郑家，我被介绍认识了中共党员李士贵和其他两位男女朋友。

我向他们汇报了同刘仁代表王博生联系的全部经过。李士贵说：“我想把你接收的北平站各项册子先拿去请首长看一下，让他决定究竟叫谁接。你看怎么样？”我表示同意。他单独拿着一大叠册子坐我的汽车去了。我同两位男女同志在郑家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钟，李士贵才领着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处的肖科长一起回来。给我介绍以后，李士贵说：“首长决定叫北京市公安局接收北平站。”那一天郑熙留我们吃了晚饭。饭后，李士贵等和我5人坐汽车到弓弦胡同四号，第一次见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处处长冯基平和侦讯科科长任远，我首先把北平站的人事和其他清册交上，又把同刘仁代表王博生联系经过重新说了一遍。冯基平处长说：“你投向革命，很好，我们欢迎，等你交代完了，再派工作。”

我说：“我在旧社会混了多年，中毒很深。这时给我工作，恐怕很难做好，待我把北平站移交清楚后，请求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以便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冯基平处长说：“你的见解很好。”他鼓励我积极做好交代，并说：“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这天晚上，我在弓弦胡同呆到深夜才回家。就在这段时间里，任远科长去到池峰城家，要他去找王博生，没有找到。

2月2日，任远科长同我一起再到他家，池峰城派人找到了王博生。王用电话同任远科长接谈，任只问了几句，王说得很多，任看来比较满意。我知道公安局同王博生已经接上了头，打通了关系，我也觉得很高兴。

池峰城对我说：“以后不用我当联络官了，有事可以直接找他。”自那以后，我的关系转到北京市公安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王博生。

接受改造前途光明

1949年2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处任远科长命我在东板桥十四号自己的寓所里成立“军统人员登记处”。每天分别通知有关军统人员来处登记。登记他们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现在住址和缴枪数目，每天由我将登记表连同收缴的枪支一交给任远科长收存备案。

由2月6日开始，到同月22日止，共登记军统人员100多人，收缴枪支若干。22日下午5时，任远科长用电话通知我说：“明天中午12时，你把已经登记的100多名军统人员全部带到鼓楼后马厂十号开会，研究他们的工作问题。”

我按命令准时将全部人员带到后马厂。任远科长对我说：“你可以转告他们，让他们用电话通知各自的家属把行李送来。关于你本人，你曾向冯处长要求给予学习机会，今天可以达到愿望了。送你到清河训练大队去学习，用清河之水把污点洗净，然后分派工作。”我说：“这就好了。至于送行李的事，除了我以外，他们家里都没有电话，无法通知。可否派人把这些人的行李取来？出了什么差错，由我负责。”任远科长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就派人去办理这些事情。

接着，我向任远科长说，自己打算回家去一次，把家里安置一下，同时把行李取来。另外，我把要自用的站部所有的别克牌汽车一辆、私人手枪四支和站部的手枪一支一并上缴。任远说：“很好。汽车都出去了，等车回来，咱们一同去。”我到家后把事情办完，就想回去。任远说：“您在家吃过晚饭再走吧，那边预备的晚饭不很好，还是在家吃吧！”我说：“如果您不同我一起吃便饭，我就回去吃。”任远为了照顾我，才和我一起吃了饭，随即乘原车回到后马厂十号。

当天晚上9点钟光景，北京市公安局用汽车把我和登记的军统人员一起送到清河训练大队，由大队长安林（曾任商业部副部长）点收。

带便提一下：这100多人都自愿或被迫参加了劳动改造，有些人还改造得比较好，走上了新生的道路；但毕竟有那么一些人中毒太深，野性难驯，结果没有得到善终。例如：最先受我策动，积极参加了我的起义组织的冯贤年，后来转到海淀清河农场劳动。当他听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时，变天思想又从他的反动本质中冒了出来。前面已经谈过，他在华北的特务关系和社会关系比较广泛，这使他产生了非非之想，就阴谋在改造的队伍里组织旧属进行暴动，劫夺警卫、看守的武装，冲出禁区，上太行山打游击。因事机不密，被及时侦破，又送回清河袜厂，在1951年落得个可耻下场。

在我走上新生的旅程中，通过较长时间的学习和劳动，实现了用清河的净水冲洗污浊头脑的愿望，逐渐懂得了一点马列主义，学到了一点毛泽东思想。党对我也安排了适当的工作。从1962年起一直让我担任北京市三、四、五届政协委员的职务，让我参与协商国家大政方针的活动。

资料来源：

《军统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