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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陈琏出生在浙江慈溪老家，出生不久之后，她的母亲杨品仙就因为失血过多离开了人世，陈琏的外婆觉得她刚刚出生就失去了母亲十分可怜，就把“怜儿”作为她的乳名。 陈琏的父亲陈布雷是上海业界著名的记者，在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期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文章，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民主共和，在当时很有声望。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大山之后，陈布雷在《商报》做编辑主任，他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来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赢得了当时不少进步青年的敬仰。  国内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发动了北伐革命。 这时候的蒋介石需要一名文士来为自己服务，在业界比较知名的陈布雷就成了他的第一人选。 为此，他专门去上海请了陈布雷，陈布雷为蒋介石礼贤下士的风度感动，而且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还没有出现后来的种种黑暗事件，国民党内部的看法与他当时的文章内容不谋而合，所以陈布雷就答应了蒋介石的邀请，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第一智囊”。 时间一晃而过，很快陈琏就到了上学的年纪，陈布雷当时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但是他的教育观念却有一些守旧。 在陈布雷心目中，女孩子家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掌握一点知识就足够在婚后相夫教子了。 但是陈琏却并不这么认为，她想要像自己的兄长一样去学堂进行深入学习，为此她不顾父亲的反对，考入了杭州高等学堂。陈布雷发现事已至此，也就没有多加阻拦。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学堂上学的陈琏总是积极地投身于抗日宣传的热潮中， 为一些民间刊物撰写抗日宣传稿件。 在此期间她接触了一份名叫《战时生活》的杂志，其中的很多文章都是由中共党员撰写的，陈琏渐渐被其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所感染。 当时陈布雷对于蒋介石政府言听计从，他忠实地奉行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并且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多篇抨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这些文章也被陈琏看到了。 于是她以笔为武器，同样在报纸上写了几篇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父女俩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就这样展开了第一次暗中的交锋。  1937年底，侵华日军大肆进攻江浙地区，不久之后南京失守，日本人在南京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国民党政府见势不妙，撤退到了重庆，陈布雷也带着女儿前往重庆地区工作。 当时，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陈琏很早就接触到了国民党政府中的黑暗，这与她心目中的人民党派截然不同，相比之下，她认为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地在为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于是便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重庆的时候，陈琏就读于合川国立第二高中，上学期间陈琏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国运动，积极地进行抗日革命文化的宣传。除此之外，她还多次利用父亲国民党高层的身份获取一些特殊的信息来汇报我党。 在重庆地区活动的中共地下党成员，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工作能力突出的女学生，在他们的引荐下，陈琏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按照陈琏自己的计划，她是打算毕业之后在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的，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给她指出了另外一条路——留在陈布雷身边继续从事地下党工作。 周恩来为她讲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希望她以大局为重，为我党获取更多国民党方面的信息。一番思索之后，陈琏欣然同意。  不久之后，陈琏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昆明西南联大，离家去上学之前，陈琏到父亲的办公室辞别。父女两人进行了一番长谈，陈布雷给小女儿取了一个学名，陈琏。 琏是古时候中药用来祭奠的器皿。以此为名字是为了纪念她难产而亡的母亲杨品仙，陈琏接受了这个名字。 此时的陈布雷并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传递了许多秘密信息。 昆明的西南联大活跃着很多进步青年，他们会经常举行抗日宣传活动，举办读书会、朗诵会等，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支书是年仅二十三岁的袁永熙，他是当时西南联大革命青年运动的主要领导者，领导学生们进行一系列募捐，义演等活动。 袁永熙是陈琏秘密活动的上级，两人接触时间比较多，不久之后两人就自由恋爱了。  1941年新四军叶挺部队在进行转移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约八万多人的突然袭击，我党九千余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与敌人激战七天七夜，叶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其他极少数人成功突围。很多的中国共产党干部在这次事件中不幸牺牲，历史上称为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不顾国内抗日局势，竟然派遣反动派特务到西南联大搜查逮捕当地活跃的中国共产党和抗日青年。 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查，陈琏在袁永熙的安排下悄悄地离开昆明。 在临走之前她给家中的姐姐陈秀寄去了一封信：
 这封突如其来的信让家里乱做了一团，陈琏的姐姐不敢隐瞒，在第一时间赶紧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自己的父亲。 陈布雷看过女儿寄来的告别信，赶紧喊来自己的秘书翁祖望一起商量办法，他们认为陈琏有很大的可能去往了中共陕北根据地，延安。 翁祖望的儿子翁泽永是郭沫若先生的秘书，陈布雷托人给他捎信，希望中国共产党可以帮忙打听小女儿的下落，同时他还在重庆和昆明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但是关于女儿的下落还是久久没有消息。 周恩来接到陈布雷的求助消息之后，就立马派人寻找，但是十多天以后，各个部队都回复了电报，表示自己所在区域，没有发现陈琏的身影。 周恩来经过一番分析之后认为这样大范围的寻找都没有具体的消息，一定是在那些偏远的地方了，他委托其他地区的地下党成员多帮忙寻找一下，告知地下党工作人员，如果发现了陈琏的踪迹，一定要让她回家，因为她的父亲是陈布雷，有这个身份作为掩护，更方便于隐藏自己。  周恩来的分析果然没有错，此时的陈琏和袁永熙等人一起隐蔽在云南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在暗中进行地下党活动。 不久之后，袁永熙向八路军机关汇报工作，知道了陈琏的父亲委托中国共产党寻找陈琏的事情，而且也知晓了周恩来的具体指示。于是在党的安排下陈琏再次回到了重庆。 时隔一年，“消失”许久的陈琏再次出现在了重庆的家中，这让备受煎熬的陈布雷十分激动，心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感激。 陈琏在重庆积极地开展地下工作，虽然和父亲对于当今国内局势的问题上有诸多不合，但是她不再是那个懵懂的热血女青年，她没有选择和父亲进行争论，而是经常在全部人面前阅读有关抗日的杂志和报纸。 有时候还假装无意间把共产党的理论著作丢在家里，想要抓住一切机会影响陈布雷，让父亲利用自己的身份多做一些对中华民族有益的事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圆满的胜利，袁永熙也回到了北平负责地下党的工作，一年之后陈琏也调到了北平工作，在女子中学担任历史教员。  不久之后，陈琏向她的父亲提出了要和袁永熙结婚的想法，对于这个备受疼爱的小女儿，陈布雷对于她的感情生活也十分重视，还专门派人调查了袁永熙的个人情况。 在调查之后，他发现袁永熙这个人能力突出，各方面都很优秀，做自己的女婿绰绰有余，于是便同意了两人结婚的事情。 1947年8月，袁永熙和陈琏在北平成功举办了婚礼。这场婚礼十分隆重，由北平市的市长何思远先生亲自证婚，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和社会各界的名流人士应邀前来祝贺，经过几年的爱情长跑，他们俩终于修成正果。 结婚之后依旧像往常一样从事地下党工作，而且有陈布雷的身份为他们作掩护，两人周旋于国民党高层，获取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好景不长，不久之后北平地下党发生了“地下电台案”，地下党在北平区域活动的地点被意志薄弱的叛徒出卖。袁永熙的身份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怀疑，本着“宁肯错杀，不肯放过”的原则，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悄无声息地包围了袁永熙和陈琏的房子。  袁永熙有着多年的地下党工作经验，对于周边环境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很快发现了房子外的情况，意识到这可能是特务前来进行搜查。 果不其然，没过一会儿就有几名国民党军统特务翻墙来到家中，还在他们的家中翻出了“民青”的文件，将他们双双逮捕，关进了东城区炮局胡同的监狱。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袁永熙夫妇俩灵活应对，没有露出半点马脚，无奈之下的军统特务只能把他们押送到南京，关在国防部保密局听候发落。 但是，国民党软硬兼施都对他们夫妇二人没有办法，夫妻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北平地下党的其他工作人员和活动地点，在他们的掩护下也没有暴露。  陈布雷很快也得知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被关在了政府的国防部，罪名是“共党嫌疑”，而陈布雷本人多年来一直是“效忠党国”的关键人物。 这件事情让他左右为难。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陈布雷一直以来都是蒋介石的心腹，对于跟随自己二十多年的陈布雷，蒋介石十分信任，而且她女儿的事情，蒋介石早有耳闻，目前只是“嫌疑”，并没有坐实她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份。 对于陈布雷这封“大义灭亲”的信件，他知道自己必须在这件事情上做表态了。 蒋介石在黄埔路总统府官邸设宴款待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宴会结束的时候，他专门把陈布雷留下，语重心长地和他说：
 身为蒋介石身边的智囊，陈布雷明白自己的女儿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于是为了保释女儿和女婿出狱开始活动。 陈布雷委托自己的好友，国民党行政院秘书处的处长李唯果帮忙，打通了国民党保密局等多个有关部门的各个环节，终于让自己的女儿成功出狱。 看着为了自己的事情而四处奔波、疲惫不堪的父亲，陈琏心中有些愧疚，她只能轻轻地唤了一声“爸爸”，然后就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陈布雷首先打破了沉默：
经过一番长谈之后，陈布雷派人把陈琏送回了浙江慈溪老家，希望女儿可以在家乡好好地待着，不要再四处乱跑，给自己惹是生非了。 陈琏明白自己父亲的良苦用心，但是她有自己的追求，革命事业还没有成功，她不得不违背父亲的意愿。 1948年5月底，由陈布雷和国民党元老叶公超出面担保，袁永熙也成功出狱。虽然国民党特务没有办法确定他们俩共产党的身份，但是在家中翻出了“民青”的文件，坐实了他们民主青年联盟成员的身份，所以在出狱之前袁永熙被迫写了一份检讨书。 但是其中涉及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袁永熙都一笔带过，他不愿意诋毁中国共产党来换取自己的自由。 陈布雷的好友李唯果亲自开车将袁永熙送往陈布雷的官邸，一路上袁永熙忐忑不安，他没想到自己和岳父的首次见面，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袁永熙低头看了看自己目前的状况，穿着一身残破不堪的衣服，头发和胡子由于长时间没有打理也已经乱做得一团，就像一个逃难而来的难民一样，袁永熙心中十分尴尬。 在见到袁永熙之后，陈布雷把先前对女儿说过的那番话同样交代了自己的女婿，希望他们可以在家安静地待着，不要再卷入现在风云多变的政治局势当中。 陈布雷在家中摆了宴席，宴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来为袁永熙接风洗尘。袁永熙在陈布雷的官邸住了三天之后回到浙江慈溪，和妻子陈琏在这里一起生活了两个月。 1948年的国内局势风云突变，原先战绩优势的国民党队伍在一步步倒退，此时的陈布雷察觉到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此他每天茶不思饭不想，身体情况一日不如一日，身心双重疲惫让他突然感觉到很迷茫。 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让陈琏和袁永熙陪他到中山陵走走，陈琏心里十分奇怪，但也没有多想。 他们一行人乘车来到中山陵，沿着长长的台阶缓缓地走了上去，在中山陵孙中山先生的雕像面前，陈布雷待了很久很久。最终他对着孙中山先生的雕像，深深地鞠了一躬，最后怀着沉重的心情，又慢慢地离开了中山陵。 站在身后的陈琏夫妇显然已经看出了陈布雷有些不对劲，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安慰。 一个月之后，陈布雷突然给袁永熙打电话，想要与他见面。 此时的陈布雷和袁永熙之前见到的简直判若两人，再也不是那个身穿长袍的儒雅文士，他神色凄凉，满头白发，看上去让人十分心疼。 陈布雷对袁永熙说道：
一日，陈布雷的秘书前往他住处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 陈布雷是一个出生于旧社会的读书人，他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但是他的思想中残存有很多封建思想的因子，这让他在从事政治之后不免做出许多错误的判断。 为国民党政府服务多年，陈布雷慢慢做到了蒋介石的“军机大臣”，但是他同样发现了国民党并不是自己心目中的政府，即使他从来不卷入国民党派系斗争，但是现实的黑暗还是一步步蚕食着他的精神世界。 最终，陈布雷陷入了矛盾与纠结当中，选择了自杀解脱自己。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袁永熙和陈琏夫妇在中共地下党成员的掩护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经过硝烟弥漫的淮海战役战场，最终来到河北石家庄，再次加入解放北平的革命队伍。 他们被分配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为了新中国的事业不懈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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