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布雷与结发妻子杨品仙十分恩爱，自1909年结婚以来，杨品仙先后生下三子两女，可是频繁的生育透支了杨品仙的身体，1919年，在艰难生下幺女后，杨品仙高烧不退，陈布雷重金请医生诊治，可惜杨品仙还是撒手人寰。 失去爱妻令陈布雷悲痛欲绝，整日茶饭不思，可刚出生的小女儿不知道这一切，没有妈妈哄睡的她哇哇大哭不止。 陈布雷心想都是因为你让我失去了品仙！一怒之下拎起小女儿就往痰盂里塞，要淹死她。房间外的家人听声音不对赶紧冲进来，孩子的外婆一把夺下孩子。 此后陈布雷的小女儿就由外婆抚养。外婆看小囡囡可怜，就给她起个小名叫怜儿，后来起学名时就取了个谐音，女孩因此得名陈琏。  父女的矛盾安葬了妻子后，陈布雷离开慈溪老家来到上海，担任了《商报》的主任编辑。陈布雷文笔极佳，并且服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 因此《商报》在对诸如曹锟贿选、孙传芳入浙、段祺瑞把持军政等时局问题的看法上，与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十分一致，以至于孙中山看了《商报》之后都说：“商报才是真正的忠诚党报，比国民党自己办的报纸还要好！” 对陈布雷的文章大加赞赏的还有周恩来。周恩来专门托人向陈布雷传话说：“你的文章是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也非常钦佩，但希望你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是为全中国的人民服务。”  陈布雷听了这话，踌躇良久，对捎口信的人回复说：“我也十分钦佩周恩来先生，可惜共产党中像周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 这是陈布雷和周恩来的第一次交集。 陈布雷在上海滩混出了名堂，可我们的主角小陈琏直到5岁都跟外婆住在慈溪老家，对父亲甚至没什么印象。 6岁那年，小陈琏才被接到上海，与父亲团聚，来到父亲的豪宅，小陈琏才知道父亲是个“富爸爸”。  此时陈布雷已经再婚，孩子们的后妈名叫王允默。 王允默知书达理性格善良，对丈夫这个最小的女儿十分喜爱，不但在生活上照顾有加，还亲自教陈琏读书，陈琏来上海头两年没有上学，王允默担任了她的启蒙老师。 陈布雷见到小女儿之后，对自己当年的行为也是十分愧疚，因此对陈琏加倍疼爱。陈琏还有一个姐姐名叫陈琇，姐妹俩的关系也十分好。 陈布雷与蒋介石是老乡，蒋介石也十分欣赏陈布雷的文笔，因此蒋掌权后，陈布雷成了蒋的“文胆”。1932年，陈布雷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陈琏随家人搬到杭州。  陈琏在学习方面遗传了父亲的基因，成绩十分优秀，小学到中学一直名列前茅。可考高中的时候，陈布雷却要求陈琏考个幼儿师范就可以了，理由是女孩子不需要学历，学个幼师将来好相夫教子。 陈琇之前就已经听从父亲的安排，目前正在幼儿师范就读。可陈琏不顾父亲的反对，自己报考了浙江高等学堂，最后不但考上了，而且考上了公费生。 陈布雷之前虽然反对陈琏来考，可如今陈琏考上了，陈布雷却也十分高兴，不少同僚向他道贺，陈布雷笑得十分开心。 在浙江高等学堂期间，陈琏开始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当时，陈琏的五婶、七叔都是进步人士，表哥翁泽永是共产党员，陈琏通过他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心向往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了，陈家从杭州搬到了重庆，陈琏跟很多国民党高层子女一样，转学到国立北碚二中。 北碚二中学生们思想很活跃，不少人都同情底层军民，忧心前线战事，但陈琏却对这些只停留在空口大话阶段的贵族子弟十分鄙夷。 陈琏是一个行动派，北碚二中期间，还只是一个高中生的她在夜校当语文教员，日军轰炸重庆，她多次做为志愿者去抬担架。 同时，陈琏阅读了包括《论持久战》在内的许多进步文章，与党组织越走越近——这令陈布雷感到不安。  其实陈布雷是支持抗日先于防共的，1938年底，陈布雷在《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一文中写道：“日本不过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我们宁可举国牺牲抗战……如果这个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应允，还待今日么？” 可见陈布雷并非反动到家。但他却很反对子女参与政治。 1939年，高考结束后的某一天，陈琏与父亲陈布雷发生了一次大争吵。 “你既然考上了联大，那以后就专心学术，不要再参加那些左派学生运动！” “可是爸爸，现在已经什么时候了，我们从杭州逃到武汉，从武汉逃到重庆，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可政府高层，四大家族仍在一门心思发国难财！”  原来，这一年陈琏考上了著名的西南联大。陈布雷原本希望女儿能考离家更近的中央大学，可陈琏向往西南联大的学术氛围，同时也为了逃脱父亲的监管，因此考到了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 “你一个学生，专心读书就行了，跟他们搞那些游行、宣讲，对战事又有什么帮助？” “爸爸，其实我……” “你爸爸我现在在政府里任职，你却跟那些左派分子混在一起，你有没有替我想想？咳咳咳……”说到情急处陈布雷咳嗽起来。 陈琏赶紧倒了一杯水递给父亲，说了半截儿的话也咽了回去。其实陈布雷不知道的是，就在不久前，20岁的陈琏已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陈琏“失踪”陈琏经过重庆学生组织领导钱成宇的考察和介绍，递交了入党申请，上报到了当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处。 周恩来听说陈布雷的女儿申请入党，十分重视，特意安排邓颖超来找陈琏谈话。 陈琏原本是想高中毕业就去延安的，可鉴于她身份特殊，邓大姐劝她不要着急去延安：“现在正值国共合作抗日，你如果去了延安，你父亲向我们要人，组织上会很难办。” 陈琏因此才退而求其次，考了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界的一个传奇，由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院校联合组成，汇集了无数名师大家和优秀学子，陈琏在这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同时也积极参与党支部的活动。 陈琏在西南联大认识了负责联大党支部工作的袁永熙。 袁永熙出身名门，大姑父是赵尔巽之子，二姑夫是徐世昌之子，父亲是营口海关的负责人，但他本人却是隐蔽身份的共产党——这种家庭背景和个人追求的矛盾可以说和陈琏十分相似，渐渐地，两人互生爱慕，走到了一起。 然而在那个战乱年代，恬静的校园生活对青年人来说也是一种奢求。1941年1月，国民党不顾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发动“皖南事变”，扣押叶挺，发兵围剿新四军。  西南联大党组织为揭露国民党的恶行，将南方局印发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四处张贴在校园里，得知真相的联大师生十分愤慨。 可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对联大内的党组织的注意，重庆方面专门派特务来昆明打算彻查此事。 云南省工委遵照中央关于“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决定将西南联大内大部分党员以及积极分子撤出学校，分散到滇南的乡村隐蔽起来。 陈琏就在需要撤离的范围之内。几天前还是联大的一名学生，如今却不得不逃离学校躲避追捕…… 当然，身为党员的她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不过考虑到此行一去不知何时才能跟家人恢复联系，陈琏临行前给姐姐陈琇写了一封信： “这个时代注定了我和家庭的悲剧，这是我无法抵抗和拒绝的。但请你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己选择道路的。这条路虽然很艰辛，但为了我爱的国家，我没有别的话说。” 之后陈琏去了石屏县，化名程国仪，在当地一所高中教书。 陈琏在学校失踪，这可急坏了陈布雷。拿着女儿留下的信反复阅读，陈布雷觉得陈琏很有可能是跟“共党分子”去延安了。 找女儿心切的陈布雷顾不得许多，赶紧联系了以往为了避嫌几乎从不联系的外甥翁泽永，请他帮忙向中共询问陈琏的下落。 翁泽永当时就在重庆工作，担任郭沫若的秘书，于是在一次周恩来找郭沫若谈工作时，翁泽永向周恩来汇报了陈布雷正在焦急寻找女儿的事情。 当时国共之间的气氛已经有所缓和，周恩来当天就分别向八路军、新四军方面发出电报，查询陈琏的下落。很快得到回复，陈琏并不在任何根据地。周恩来只好让翁泽永将这一情况回复给陈布雷。 虽然没有得到女儿的下落，可陈布雷对周恩来居然愿意帮助他这个国民党官员找女儿感到十分感动，对代表周恩来传话的翁泽永连声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之后陈布雷又是找人打听又是发寻人启事，可惜都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周恩来让他得以再次见到女儿。 1942年，陈琏找到周恩来，表明自己想去延安，可周恩来却建议她回家。周恩来对陈琏表示，你父亲是国府要员，同时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你在他身边，可以让他多接触一些进步的思想。 陈琏在周恩来的劝说下返回了重庆家中。陈布雷喜出望外，从此对周恩来十分信任。 托孤抗战结束后，1947年，陈琏和袁永熙经组织同意，准备在北平结婚。这时陈布雷仍然不知道女婿的共党身份，不过凭着对女儿的了解，陈布雷对袁永熙的身份也是心中有数。 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和谈，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的陈布雷经常做为蒋介石的代表，与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谈判桌上交锋。 一方面是有“知遇之恩”的蒋介石，一方面自己家人亲戚中有好几位共产党员，想必陈布雷在谈判过程中心底里也是十分矛盾的。 1947年2月底，国共和谈破裂，国民政府要求中共代表团人员3月5日前撤回延安。 在周恩来即将离开南京的前一晚，陈布雷显得十分忧虑，先是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后来终于像下定什么决心似的，叫上副官，开车出门。 陈布雷的车先是在紫金山下绕了个大圈，然后又七拐八拐，最终来到了位于梅园新村17号的中共驻南京办事处。 陈布雷是来找周恩来的。将副官留在楼下，陈布雷与周恩来在二楼坐了两个多钟头。 据副官回忆，两人一起下楼后走到楼前，在花园旁边又站着谈了半个小时，陈布雷上车前，两人郑重握手，周恩来道：“你的事我去办，你放心。”陈布雷则说：“希望周先生再来，再来南京。” 回程途中，副官心中疑虑，不自觉地用狐疑的目光看向陈布雷。陈布雷有所察觉，忙解释道：“此行我为私，而非为公。”多年以后这位副官才知道，陈布雷此行是来拜托周恩来，今后对自己的女儿女婿多多关照。 此后短短两年间，天翻地覆，蒋家王朝败局已定。许多忠心耿耿的国民党员感到心灰意冷，陈布雷也是其中之一，最终他于1948年11月自杀身亡。 1949年2月，在乔石夫妇的帮助下，陈琏夫妇从南京北上石家庄。此后袁永熙分配到清华大学党支部工作，陈琏则分配到共青团中央，历任少儿部秘书主任，少儿部部长，直至担任团中央常委。 参考资料 陈布雷如何向周恩来“托孤”？ 人民网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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