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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东 鸣谢：后浪出版集团 1978 至 1985 年期间，玛格南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花了1000 多天，几乎走遍了中国全部省份，拍摄了超过 20 万张彩色照片。《早春的中国》从久保田博二的海量底片中挑选出 370 多张照片，既有广泛传播的经典作品，也有大量首次披露的精彩画面，为读者呈现一个如早春般萌发新生的中国。 我的摄影之路1960 年，日本和美国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做了修订，使东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时我还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就读政治专业，每天都会跑到国会议事堂前参加请愿游行。 正好在这一时期，玛格南图片社的三位摄影师——艾略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勒内·布里（René Burri）和波特·格林（Burt Glinn）来东京拍摄照片。格林全权负责为一份高级旅游杂志Holiday拍摄照片。勒内·布里为瑞士杂志Du摄影，他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日本。因为我会说英语和德语，这期间便去给他们帮忙。 厄威特想给我现金作为酬劳，但我来自富裕的商人之家，并不需要他的钱。后来，厄威特给我寄来了一本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看完这本书，我被摄影的巨大魅力折服了。波特·格林住在如今已被拆除的帝国饭店的一间套房，虽然我的建议没能给他太大帮助，但他还是通过客房的送餐服务请我喝了咖啡。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我也十分惊叹于套房洗手间的豪华。勒内·布里对我就读的大学最感兴趣，有三个多星期我都在给他帮忙。布里是一位相貌出众的超级美男子，很快就赢得了日本年轻女士们的好感。他住在一家日式旅馆，摄影的同时也尽情享受这里带给他的美好体验。临走前，布里把自己用旧的徕卡 M3 机身送给了我。我拿给父亲看，请他给我配上镜头，父亲马上到银座的相机店里买来了 50mm 和 35mm的镜头。 我突然开始幻想自己成了职业摄影师。他们三个人都是第一次来到日本，却能像在自己的国家一样挥洒自如地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曾经在全球很多国家工作过。大三时，我告诉父母自己要去纽约当摄影师。当时只有外交官、能赚到外汇的商务人士或者富布莱特学者等极为优秀的人才能去外国，其他人连护照都很难拿到。对传统富有的商人之家来说，像我这样的次子，在某间大学读个本科学位，进大公司做工薪族，将来当个高层管理者，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我想，如果当时选择了那条路，我应该是能当上公司高管的。那样的话，既不会打高尔夫也不会玩麻将的我大概会在 65 岁前后退休，领到丰厚的退休金和养老金，过上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的生活吧！ 然而我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纽约做一名摄影师。父母了解我的性格，所以也就接受了这个决定。我马上开始到银座的英语培训班学习口语。当时有一对一授课和班级授课两种形式，商务人士几乎都在班级上课。我不惜重金聘请了两位老师，主要都是一对一授课，想必花了父亲一大笔钱。后来得知银座还有教授如何使用打字机的培训班，我又去了那边学习。 我决定去纽约，在当时必须得有美国人做担保人才行。我硬着头皮请厄威特帮忙，没想到他十分痛快地答应了下来。担保人必须到公证处公开自己的财产情况，所幸厄威特财力雄厚，没有遇到麻烦。接下来，我带着这份证明文件到日本银行的总部兑换美元。当时日本人出国最多只能携带 500 美元，为了换到这 500 美元，我跑了好几趟，足足花了两三个月时间。最后我终于拿到了钱，却还要被银行的工作人员说教一番，他告诉我要珍惜这笔钱。在那个时代，顶级公司的员工每个月的工资也不到 50 美元，所以 500 美元确实是一大笔钱。终于到了出发的日子，父母和兄弟都到羽田机场为我送行。飞机顺利起飞后，我马上从窗口看到了下面的君津钢铁厂，突然感到十分孤单，还有一丝恐惧。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成为一名成功的摄影师绝不回东京。去纽约之前，我先到旧金山见了一位曾教过我英语口语的老师，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我又去堪萨斯州的乡下见了另一位老师。那里是堪萨斯州立大学所在地，我借住在老师已故父亲的床上。老师十分和蔼可亲，我与他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几天，那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最后，我终于到了爱德怀德机场（现在的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厄威特说过会来接我，但我在机场却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之前已经约好由他带我去住处，所以可想而知，没找到他的那一个多小时里，我是多么担心。 厄威特的父亲鲍里斯是一名僧人，曾在京都的东本愿寺接受剃度。他在寺庙宿舍帮我找了一个临时住处，那里十分寒酸，连厄威特也大吃一惊。厄威特在父亲去世之后，每次和长子米沙来日本，都会去东本愿寺祭拜，让我十分敬佩。如今，厄威特已经 92 岁高龄，来日本比较难了，不过他的儿子至今仍延续着这个做法。 因为我身上只有 500 美元，我只吃最便宜的东西。香蕉在日本很贵，但在纽约，一根香蕉还不到 5 美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每天的三顿饭都是香蕉，简直就像大猩猩一样。不过吃了一个月，我确实也吃腻了。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我悲观地以为自己好不容易来到美国，如今却要死于原子弹爆炸了。波特·格林在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进驻首都哈瓦那的路上加入到他们之中，拍到了精彩的照片。为了帮助囊中羞涩的我，格林曾多次找我担任他的助手。康奈尔是罗伯特·卡帕的弟弟，他自己没有孩子，但他成了我在美国的父亲。当时冲印黑白胶卷十分昂贵，他为我介绍了两家超一流的冲印店，并支付了几乎全部费用。 那时，玛格南图片社只在纽约和巴黎设有分部。我每天都会到纽约分部的办公室，反复研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所有接触印相，还仔细学习了布鲁斯·戴维森的《东 100 街》，这些都给我带来了极大帮助。 我还认识了一位十分要好的朋友，那就是安德烈·柯特兹（André Kertész）。柯特兹住在纽约第 25 大道的高级公寓，他的太太拥有自己的公司，也负责管理柯特兹的作品。他们夫妇二人环球旅行时曾与我和妻子见面，我们一起共进了晚餐。从他们居住的公寓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公园。他拍摄了很多著名的作品。太太离世之后，柯特兹的独居生活十分凄苦，我时常去帮他采购食材，他家的门卫都认识我。 柯特兹在 90 岁前后，曾经来日本参加在东京举办的一个小型展览会，他此行的目的是见我的儿子，并和我一起去他热爱的奈良。他在东京时住在帝国饭店，有一天去做按摩时，我用徕卡相机拍下了他的身影。虽然他听力不好，但还是立即睁开眼睛，问我：“你用的是什么曝光组合？”我如实回答，他表示了赞同。当时，岩波书店负责美术书的编辑想出版柯特兹的书，但他没有答复。去奈良时适逢盛夏，我们住在奈良饭店。他的相机包很沉，我要替他背，他却做出一副可怕表情，断然拒绝。柯特兹有一个弟弟住在阿根廷，他离开东京，立即又去了正值寒冬的阿根廷，在那里患上了肺炎。后来柯特兹住进了纽约一家著名的医院，两个星期之后状态好了很多，我约好三天之后直接去家里探望他。我到的时候大门是锁着的，敲了几次门都没有人回应，我便走了进去，发现他已经去世了。我完全蒙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很犹豫应该联系警察还是去找门卫，最后拨通了和他一样出生于匈牙利的康奈尔·卡帕的电话。康奈尔让我确认安德烈是否还有呼吸，我则恳求他马上过来。过了 40 分钟，康奈尔才终于赶了过来。他会说西班牙语，马上给柯特兹在阿根廷的弟弟打了电话。后来，基金会的两位工作人员和纽约警察局的两位警察来到了现场。 我告诉岩波书店的编辑，柯特兹的书不能出版了。然而没想到他已经向基金会的人交代过这件事，可以由我选择合适的照片拿回东京，于是我挑选了 130 张最好的摄影原作，让基金会的人十分惊诧。最后岩波书店出版了一部堪称完美的柯特兹作品集，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被译介到多个国家。 接下来，我想谈谈我在幼年时期的经历。1945 年 8 月 15 日，昭和天皇通过“玉音放送”宣告日本投降。我想应该是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带来的影响，不过我不知道美国为什么会选择广岛和长崎。1944 年 12 月 31 日，B-29 轰炸机向东京投了一些小规模燃烧弹。当时的房屋都是木材建造的，应该是最适合使用燃烧弹攻击的吧！我家的房子也受损了，父亲急忙把它修好。然而到了第二年 3 月 10 日，又来了几百架 B-29 轰炸机，东京市内无数房屋都陷入火海，死了 30 多万市民。这时，除了父亲和母亲，我们家其他人全都搬到千叶县一个叫作御宿的地方。在这里的海边能打到很多种鱼，我和渔民叔叔们很亲近，他们会给我一些鱼。找到一切能吃的东西，就是 6 岁的我的工作。 有一天，一架舰载机突然低飞过来，用机关枪打死了好几名渔民，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的眼前。那时受到的打击，恐怕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次经历给我的摄影师生涯带来了决定性影响，我永远不会去拍摄那些残忍的场面和人类的尸体。 御宿也处于危险之中了，于是我们又搬到了长野县一个叫小诸的地方。最让我开心的是母亲也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了。我们一家十来口人就住在向农户租来的两个小小的房间里。长野的冬天十分寒冷，厕所在房子外面，孩子们晚上也要上厕所，母亲几乎整晚都睡不了觉。当然不可能有大米吃，不过我们养了两只鸡。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她不想把鸡留给美军，当即决定把它们吃掉。那顿鸡肉的鲜美味道，也是我今生都忘不掉的。 父亲一个人留在东京。他被征工了，要去位于东京立川的中岛战斗机工厂里干活，工作的内容是往引擎内部涂抹一种特制的油。父亲带了一个很大的饭盒去上班，每天吃完粗陋的午餐，都会用饭盒装上满满一盒油带回来。他去黑市上把油卖掉，换来维持一家人生活的资金。我不知道是谁买下了这些油，把它用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借住在东京雪之谷一间狭小的房子里。直到 1964 年春天，父亲在他的出生地神田盖了一栋小房子，大家才总算能一起生活了。父亲仍旧每天都要去黑市，才能支撑一家人的生活。 1972 年，为了庆祝中日建交，一个中国代表团乘大型邮轮来访问日本。日方负责接待工作的是西园寺公一先生和他的特别秘书南村志郎先生。中国大使馆设在新大谷酒店，两位先生也住在这里。他们商议用什么作为送给中方的礼物，最后决定将代表团在日本期间的活动拍摄下来，制成相册送给他们。我也收到邀请，成为摄影师中的一员，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拍出充分展现自己实力的照片。所有工作都顺利完成之后，两位先生承诺，如果我对拍摄中国有兴趣，他们会帮忙与中国政府商议。西园寺家族是日本的贵族，在中日建交之前，西园寺先生全家就住在北京，13 年间一直作为民间大使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听说中国政府特意腾出了前意大利大使的官邸供他们居住。 两位先生一直没有任何音讯，我十分焦急。直到 1978 年春，我才接到他们的电话，问我是否还愿意去中国。为了商谈具体方案，我立即动身去了北京。我得到许可在北京待了两周半时间。当时我住在北京饭店，有三位政府官员来问候我，让我十分意外。接下来我到了新华社总部，发现有 30 多位官员都在那里等我。新华社摄影部有 600 多名员工，主任是最近新调来的，他之前是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他对摄影几乎一窍不通，却拥有进口摄影器材的全部权限。于是我建议他与位于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柯达公司联系，柯达公司马上邀请他去参观。我告诉他罗切斯特没什么好玩的，一定要去纽约和华盛顿看一看，然后回来时顺便在东京停留一下，我在东京把富士胶片公司的人介绍给他。 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们问我想在中国做什么。我回答我想在中国的所有省份拍摄照片，首先要去两次桂林，每次一个月，然后去新疆，在喀什和吐鲁番待一个月，之后再去上海一个月，等等。对方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么长时间，我辩解说自己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干活很慢。第一次来北京，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让我十分激动。回到日本之后，新华社东京分社通知我拿到了有效期为 94 天的拍摄签证，于是 1979年 4 月 1 日，我从北京乘坐火车来到了桂林，中方的周到安排让我佩服不已。一直到 1985 年春天，我多次来访中国。有一次恰逢西园寺先生也在北京，他称赞我说：“我原本还有些担心，可是大家对你的评价都很高，你做得不错。”还请我吃了一顿日本料理。 承蒙西园寺先生和南村先生的关照，我才能作为当时已故的周恩来先生的客人来到中国，并受到热情的接待。我在中国的摄影接近尾声时，还有一个省一直未能获准前去拍摄，于是我又去请西园寺先生设法相助。西园寺先生给周恩来先生的遗孀邓颖超女士写了一封亲笔信，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完成了在桂林、新疆和上海的拍摄之后，中国政府提出要为我举办摄影展。从哈尔滨开始我在九座主要城市举办了摄影展。他们要求我为每一幅照片写上说明文字，因为当时人们无法随意在国内旅行，这让我感到十分吃惊。那时，我的前辈波特·格林正好要与艾莲娜重新组建家庭，在那个大家普遍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新婚旅行的年代，他们兴致勃勃地到沈阳参观了展览。我想，他们是最早来中国新婚旅行的美国人之一吧！波特是美国媒体摄影师协会主席，离开沈阳之后，他又来到北京与中国摄影家协会交流，还受中国政府的资助到桂林旅行了一圈。 我在日本出版的摄影集叫《中国万华》，书名是从褚遂良先生的字中选取的，只有一个日本人注意到了这一点。除了日本版之外，这本摄影集还曾以“中国”的书名出版了六个外语版本，由以出版学术书籍闻名的 W.W.诺顿公司的副主编及资深编辑 M 先生负责，还极为难得地请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史景迁教授撰写了序文。这部摄影集定价为 75 美元，卖了 70000 册左右，我由此获得了一大笔可观收入。随着摄影集在各国受到好评，我还在很多了不起的美术馆举办了大型摄影展。可以说，没有这本《中国》摄影集，就不会有我的今天。现在，我每年都会做一次筛查脑神经疾病和癌症的体检，很多著名医生都说从医学角度来看，我还能再活 20 年（我今年 81岁）。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离世的那一天仍是现役摄影师，希望今后还能出版几部更新、更好的作品集。我从来没有领过稳定的工资，感谢妻子裕子一直给予我帮助和理解；我也十分愧疚，总是接连踏上长途旅行，让我们的独生子悠平在儿时常感到孤单。（郎旭冉/译） 久保田博二 2020 年 7 月 6 日 INTERVIEW 摄影之友×久保田博二 我们曾策划过《11本书带你了解中国发展史》，介绍了近代拍摄中国的摄影家，比如玛格南图片社的马克·吕布、布鲁诺·巴贝，还有您，当时是什么吸引你们到中国来拍摄的？ 谁会对中国不感兴趣？我想摄影师都会很想来中国拍摄。 你出生在日本，长期工作在美国，既有东方的视角，又有国际化视野，你拍的中国跟布鲁诺·巴贝和马克·吕布他们拍的中国视角会有什么不同？ 他们也是很伟大的摄影师，但是他们留在中国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当然东西方文化上是有差异的，拍出来的作品也不一样，但是我的摄影也是在纽约学的，对我来说这种差异并没有那么大，我也并不觉得可能在文化上，或者在视点上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也拍了很好的照片，但是从照片数量来说肯定还是我的最多，因为我待的时间最长，而且我有自己不同的拍摄方式和视角。 1978年—1985年，你当时在中国拍摄了1000天，20万张图片，几乎走遍了中国，拍摄的最难忘的一张照片是哪一张？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哪张，但是我喜欢的照片太多了。对我来说最为不同的拍摄主题，就是女性和裸体照片，这些是我没有尝试过的主题，希望能够用徕卡Monochrom 尝试一下。另外，我真的很喜欢在桂林拍摄的那些照片，而且我是当时唯一被允许航拍桂林的摄影师。那时我在新疆进行拍摄，负责协助拍摄的人员告诉我，我可以在飞机上航拍。于是我果断抓住了这个机会，当时是秋天，地景其实很漂亮，不过总体来说平平无奇。但我之后才反应过来，我是在这里航拍的第一人。从这个角度上讲，象征意义更大一些。拍摄大概进行了 10 个小时，说实话我并不喜欢那些照片，但是一家纽约的杂志买下了这些照片。也许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在那里进行航拍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噱头，这些作品最终给我带来了丰厚的报酬。后来我发现整个纽约到处都可以看到我的作品，我去过纽约很多次，还是第一次能在公众场合看见自己的照片。后来春天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拍摄地，还想再拍一次。在这次拍摄中我意识到应该使用全景相机拍摄，于是我买了一台德国产的全景相机， 名字已经记不清了，虽然它的价格很高，但我还是毅然下了单，这次我拍了20 小时，拍摄的总覆盖长度达到了 80 千米。不同的拍摄视角，很多东西都变得不同了，比如随时变化的光线。我的拍摄经验让我能够进行一点预测，一般来说入夜以及清晨的时候，光线是最为自然多彩的。有一次拍摄中发生了奇妙的事情，当时的光线非常有趣，那个时候还是白天，但是两个小时之后我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的胶片用完了，非常可惜，但能够遇上这样与众不同的光线，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我当时坐的那架飞机是一架双翼飞机，有两组机翼，舱门非常巨大，可以打开进行拍摄。有时候在飞行中，会进行单纯的滑翔动作，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振动，这对拍摄来说很有利，我甚至可以使用慢速快门拍摄。 你是如何进入摄影行业的？你的作品受哪些摄影师或艺术家的影响？ 尤素福·卡什是我很喜欢的西方摄影师，还有就是毕加索。我看过他的很多作品，很有个人特色，他的笔触有独特的魅力。他的作品大家都很熟悉，绝美至极，让人久久无法忘却，他就是个天才。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别人的作品是怎么样的，中国摄影师我也只知道吕楠。 外界对你的评价是机关枪式的摄影，对此你怎么看？ 我自己会认同这种拍摄的方式，或者说一般的摄影大师都不会珍惜快门。在拍摄时也有考虑构图和光线，为了拍出更好的画面，我觉得只要你能拍到好的画面，你就是拍一张也可以，拍很多张也可以，都没有问题。 在中国，你拍了20万张照片，你是如何管理和组织您的照片作品的？ 我家里有一台，专业的特别好的投影仪，是专门用来看那些照片的。我还保留着很多底片在家里，但是也扔了很多。家里还有一台非常特殊的设备，是一台非常重、非常昂贵的设备，我应该是唯一一个用这个东西的摄影师，以前用这个来看看照片，现在我已经不再使用它了。 你是否有任何特别的项目或计划，你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的摄影项目是什么？ 现在已经很少拍摄了，也没有精力重新把中国再走一遍再拍一遍了，后面的工作集中在整理出版画册这块。现在没有助理，就是一个人在干，虽然夫人会帮我处理一些事情，但是我和夫人年纪也比较大，进展不会太快。最新出版的是这次和后浪合作的《早春的中国》。后浪的吴先生最开始的想法是做大开本的画册，但是我的建议是小开本的可能会更受欢迎。虽然我不太了解中西方摄影画册市场的区别，不过我和吴先生一再强调，还是要做小开本的画册。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大家对单幅作品有需求，还有对签名作品有需求。大众对印制品的欲望是很强烈的，如果再加上我的亲笔签名，我确定这会是一本受欢迎的书。高质量的明信片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人们很喜欢这类周边产品。 你现在是使用数码相机拍摄吗？对数字摄影和传统摄影之间的差异有何看法？？ 数码相机可以在很多条件艰苦的拍摄地进行拍摄，比如我去过很多次的朝鲜，你要知道在那儿是找不到地方修相机的，所以对设备的要求是很高的。要足够轻便，也要足够全能。我有很多相机，但是如果只能留下一台相机，我会选择徕卡，特别是 Monochrom 系列，但是也真的够贵。在日本的售价是 200 万日元，犹豫很久我还是买了它，这可能是我会使用的最后一台相机。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使用的相机的品牌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在朝鲜用的相机，因为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1978年在朝鲜拍摄，已经过去 45 年了。我去过朝鲜 29 次，而且我正在计划今年秋天再去一次。 本期影人 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 1939 年出生于东京，1962 年从早稻田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后，移居美国成为一名摄影师，1965 年加入玛格南图片社。他拍摄了 1968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同年回到日本。1971 年，他成为玛格南图片社合伙人。1975 年，他访问越南拍摄西贡，1978 至 2019 年多次前往朝鲜拍摄，1979 至 1985 年在中国拍摄，1988 至 1992 年在美国拍摄。他还拍摄了缅甸和其他国家。 他于 1970 年获得讲谈社出版文化奖，1981 年获得日本摄影协会的年度奖，1983 年获得每日艺术奖。久保田在东京、大阪、北京、纽约、华盛顿、罗马、伦敦、维也纳、巴黎等许多城市举办过个人展览，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韩国、德国等多国出版摄影画册，包括《桂林梦幻》《黄山仙境》《中国万华》《中国》《从海到闪亮的海：美国的画像》《走出东方》《我们能养活自己吗？》《日本》《久保田博二：摄影家》等。 书籍信息
《早春的中国》 著者：[日]久保田博二 书号：978-7-5596-7061-8 页数：690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尺寸：250毫米×340毫米 开本：1/8 版次：2023年9月第一版 猜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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