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枪炮、病菌与钢铁》视野更宏大的唯物主义大历史著作，从宇宙诞生写到21世纪

“ 就整体而言，非洲—欧亚地区交换体系的结构相对稳定了数千年，枢纽地区在地中海东部、北印度和中亚；自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引力中心东移到北印度和中国这些定居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但是随着非洲—欧亚和美洲世界区的联结，西欧和整个大西洋沿岸就突然成为新的枢纽地区，成为联结非洲—欧亚区和美洲区交换流的中心，一度处在非洲—欧亚区边缘突然变成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交换中心的最重要枢纽。”

时间地图

作者: [美] 大卫·克里斯蒂安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品方: 见识城邦

副标题: 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

原作名: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译者: 晏可佳 / 段炼 / 房芸芳 / 姚蓓琴

出版年: 2017-6

页数: 720

定价: 128.00

装帧: 精装

丛书: 见识丛书

ISBN: 978750867304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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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消息》马督工推荐过本书，认为是比《枪炮、病菌与钢铁》视野更宏大的唯物主义大历史观的好书。

我以前读过作者的《起源》，算是本书的缩写本。本书相对来写得更详细，读后印象更深。读后同意马督工的观点。

全书内容从宇宙诞生说起，然后讲地球的诞生与演化，人类的出现，人类社会的演化。

大部分内容都不是作者原创，英文原版出版于2005年，现在读起来也不算新，好在基本没过时。最难得的是作者写这些跨不同领域的内容，都像是本领域专家一样深入浅出，熟悉本领域重要专家的观点。宇宙简史和地球简史部分，有原理，有人类探索原理的经过。重要的他人观点作者会给出出处。

我认为舒总最重要的观点与信息：

这些证据并不表示地球在膨胀，因为地质学家发现在南美洲西海岸等地区，海底正在被吸入地球内部。那些地区被称为缩减边缘（subduction margin）。

在某些个别情况下，生物体甚至朝着更趋简单的方向进化：蛇没有了腿，鼹鼠丧失了眼睛，病毒甚至丧失了独立繁殖的能力。

为什么人类能够集体学习？这是因为人类语言的特殊性。人类的语言比非人类的交流方式更为“开放”。说它在语法上开放，是因为它在语法上的严格规则，使我们从极少数量的语言学要素，比如单词中，产生近乎无限多的含义。

人类婴儿学习语言的速度和流利程度，与任何一种试错法的学习过程都不一样，也与我们最近的亲戚黑猩猩没有类同之处。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语言能力似乎硬是被接入了我们的大脑中，而且用进化论的术语说，一定是在相当晚的时候方才接入的。

在一篇发表于1972年的有意挑起争议的文章中，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把石器时代的世界描绘成“最早的丰裕社会”。他论证到，一个丰裕的社会是“其间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能轻易得到满足”。他认为，以某些标准来衡量，石器时代社会比现代工业社会更加符合这一标准。

传统国家甚至连正规军事组织也绝少能够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也几乎不知道他们的权威何时结束，新的统治者何时掌权。在城市以外，对于地方上处理纳税、诤讼、剿匪问题或者除暴安良的暴力，他们经常束手无策。这些权力乃是由地方精英和亲属集团来行使的。

由于农业引入人类的历史而促进了人口增长，使得人类就像白蚁一样，将要面对自身物种密集居住所带来的挑战。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世界不同地区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之处——也和白蚁以及其他群居性昆虫一样有着惊人的相似。

正如乔尔·莫吉尔所言，在那些有工作的人缺乏财富、教育和尊严的地方，在那些富有、受教育的以及想要尊严的人对于生产工作一无所知的地方，是不大可能发生技术创新的。在农耕文明里，收取贡赋的精英们极大地控制了信息交换的网络，他们对技术思想怀有敌意无疑极大地延缓了生产技术创新的传播。

我们仍然生活在现代革命之中。我们不知道它的整个范围何在，也许在未来几个世纪之后才会弄清楚，从公元2000年转型才刚刚开始。

少数社会在地理上得益于集体知识的全球性突然增加。信息交换的全球体系的出现，改变了大规模交换网络的地志学。一度处在亚非交换网络边缘的欧亚板块的大西洋沿岸，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全新的全球化交换体系的中心。欧洲，接着是北美大西洋沿岸成为第一个新世界体系的中心，即使这个体系的重心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在印度和中国。

原则上，我们已经拥有建设可持续的全球经济而不极大降低富裕国家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但是，正如我们在拉帕努伊岛上所见，最困难的问题看来是在政治和教育方面，而不是在技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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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评价4星，不错。

以下段落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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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上）

若用埃菲尔铁塔代表地球的年龄，那么，塔尖小圆球上的那层漆皮就代表人类的年龄；任何人都会设想：这座大铁塔原来就是为了那层漆皮才造出来的。我想他们准会那么想的，我不知道。

就像蒂莫西·费里斯所指出的：“如果整个膨胀的宇宙像地球那么大，那么我们所能观察到的部分比一个质子还要小。”

宇宙背景辐射（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简称CBR）的发现，最终使得绝大多数天文学家接受了大爆炸理论。

这些证据并不表示地球在膨胀，因为地质学家发现在南美洲西海岸等地区，海底正在被吸入地球内部。那些地区被称为缩减边缘（subduction margin）。

由于环境各不相同且不断变化，生物想要生存就必须不断适应环境。这就是进化为什么永不停息的原因。完美或“进步”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因此适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现代微生物学还证实了达尔文的另一个基于直觉的想法：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体都是有联系的。所有活的生物体，从最简单的细菌到最大型的现代哺乳动物，都包含使用同样基本化学过程和途径的细胞，而且它们都使用相同的遗传密码。

在某些个别情况下，生物体甚至朝着更趋简单的方向进化：蛇没有了腿，鼹鼠丧失了眼睛，病毒甚至丧失了独立繁殖的能力。

多细胞生物体是这种合作类型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像我们这样的生物体是由无数个体细胞组成的，然而却只有很少数量的所谓生殖细胞有繁殖的机会。为什么骨骼、血液以及肝脏细胞能够容忍这种情况？答案似乎是因为所有的细胞都包含有相同的遗传材料。 

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中）

为什么人类能够集体学习？这是因为人类语言的特殊性。人类的语言比非人类的交流方式更为“开放”。说它在语法上开放，是因为它在语法上的严格规则，使我们从极少数量的语言学要素，比如单词中，产生近乎无限多的含义。

人类婴儿学习语言的速度和流利程度，与任何一种试错法的学习过程都不一样，也与我们最近的亲戚黑猩猩没有类同之处。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语言能力似乎硬是被接入了我们的大脑中，而且用进化论的术语说，一定是在相当晚的时候方才接入的。

在一篇发表于1972年的有意挑起争议的文章中，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把石器时代的世界描绘成“最早的丰裕社会”。他论证到，一个丰裕的社会是“其间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能轻易得到满足”。他认为，以某些标准来衡量，石器时代社会比现代工业社会更加符合这一标准。

在澳大利亚，亲火的物种如桉树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下数量成倍增长，而其他物种却衰亡了；由此，在欧洲移民认为是“自然”景观的清一色的澳大利亚桉树其实乃是人类的杰作，就像18世纪英国风景如画的花园一样。

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这些变化是迅速的、革命性的（参见表8.1），仅仅在11500年到4000年前这段长达7500年的时间里，以家庭种植业和养殖业为特征的农业共同体至少在世界上三个或许七个完全不同的地区出现。

总之，农业的出现似乎降低而不是提高了人类福祉的标准。约翰·格斯沃思写道：“凡是在人类骨骼保存至今而有可能就这场变化发生前后进行比较的地方，生物考古学家都能够看到，农业转型与营养状况下降，与疾病、夭折、过劳和暴力的增加之间存在联系。”

后来，大约在5000年前，最早的国家出现了。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出现了小城邦（参见地图9.1）。到公元前3100年，埃及出现了国家，那里有一个地方官员［名美尼斯或者纳尔迈（Menes or Narmer）］将南北方统一起来，建立了第一个埃及人的王朝。

在农业出现以后的数千年里，在非洲—欧亚大陆和美洲两个世界区发明了若干种新技术，其累积性后果提高了动物驯养的技术。在这里我将描述三种比较重要的变迁，大致按照集约化强度自小至大加以排列：林农轮作、“次级产品革命”和灌溉。

我们经常将畜牧文化想象为本质上是游牧的，不过事实上未必如此。早期的畜牧文化可能于大约公元前4000年出现在今俄罗斯南方大草原和哈萨克斯坦西部，但是以后数千年的畜牧文化直到公元前1000年发明并改进马鞍之后，方才真正形成完全逐水草而居的马背畜牧文化。游牧文化在西南亚和东非也有所发展。

传统国家甚至连正规军事组织也绝少能够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也几乎不知道他们的权威何时结束，新的统治者何时掌权。在城市以外，对于地方上处理纳税、诤讼、剿匪问题或者除暴安良的暴力，他们经常束手无策。这些权力乃是由地方精英和亲属集团来行使的。

虽然美洲的农耕文明比美索不达米亚要晚2000年，但是这两个地区历史的相似性再一次证明，国家的形成乃是社会的大爆炸，其燃料早在早期农业时代就已经被点燃了。由于农业引入人类的历史而促进了人口增长，使得人类就像白蚁一样，将要面对自身物种密集居住所带来的挑战。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世界不同地区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之处——也和白蚁以及其他群居性昆虫一样有着惊人的相似。

迈克尔·曼论证道，甚至那些似乎边界十分明确的国家，实际上也能够产生若干种通过不同方式发生作用的不同类型的权力，颇似不同的力场一样。他发现了四种不同的权力和影响力的“网络”：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政治的网络。

以这个洞见为基础，蔡斯——邓恩和霍尔提出，存在若干种不同类型的交换网络，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范围和特征。他们发现的主要类型有大宗商品的网络、贵重商品的网络、政治／军事网络以及信息网络。

只要看一眼世界地图就能立刻发现，美索不达米亚和连接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的走廊很有可能成为枢纽地区，因为它们将庞大的各不相同的地区连接起来了。某些地区，如19世纪的欧洲或者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能够被视为既是枢纽同时也是引力中心。

规模本身就是创新的一个源泉，因为逐渐扩大的交换网络的规模产生了新的学术和商业的互相促进。但是更为特殊的是，另外三个因素决定了这一时期创新的节奏和性质：人口增长、国家行为的扩张以及逐渐增长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我将分别描述创这三个创新的源泉，即使实际上这三个因素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正如乔尔·莫吉尔所言，在那些有工作的人缺乏财富、教育和尊严的地方，在那些富有、受教育的以及想要尊严的人对于生产工作一无所知的地方，是不大可能发生技术创新的。在农耕文明里，收取贡赋的精英们极大地控制了信息交换的网络，他们对技术思想怀有敌意无疑极大地延缓了生产技术创新的传播。

在一个（以现代标准而言）增长缓慢的世界里，投资于增长实在是一个增加岁入的缓慢办法：征服一般是比较有回报的策略。通过这些手段，收取贡赋的国家权力建筑其上的社会和经济的结构延缓了生产技术的创新。

商业使生产能力潜力得以发挥的第二类地区，就是那些位于区域性贸易体系枢纽附近的小型纳贡国家。正因为其国家较小，从纳贡得到的国家收入数量也有限。但是如果这些国家位于具有发达的贸易网络的帝国体系附近，那么它们的统治者就能够与当地商人一起合作从商业中获得额外的国家收入。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在农耕文明时代，小型的商业化国家比并不总是表现为孤立的实体而是整个体系中的一部分，与大型纳贡国家的政治实体相比，在这些通常高度竞争的国家里，商人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地区更有可能成为尤其是在商业方法、运输以及战争方面的创新先锋。最早的字母文字是腓尼基文，现代数学和经典作战方阵大多归功于希腊城邦，中亚伊斯兰教的贸易城市不遗余力地保存古典世界的技术和科学知识，或者现代商业技术归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下）

农耕文明与畜牧民族的交界处也许是一切边境中最为活跃、最为复杂的。在这些交界处，不同技术、不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经常交流观念、货物和民族，这时我们就能够看到也许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更为强有力的智力作用。频繁的交流使得这些交界处成为整个非洲—欧亚世界创新的强大动力源。包括骑马、冶金和战争在内的新技术，以及从萨满教到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宗教思想，通过这些交流而传播。

正如安东尼·里格利（Anthony Wrigley）所论证的那样，英国1820年仅从煤得到的能源就相当于从比整个英国牧场和耕地加在一起还要大的土地上用传统的技术所获得的能源。

就像人们刚刚进入美洲、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的时候会觉得土地、猎场和其他资源一样似乎绝对是无穷的，就像刚刚大规模使用水灌溉农田的时候会觉得水是无穷的，或者欧洲人16世纪以后重新进入美洲和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的时候会觉得土地和其他资源一样是无穷的，同样，在蒸汽、煤和石油时代，也会觉得矿物燃料是取之不尽的，实际上也是免费的。新资源的大量发现经常会刺激人们短视的利用方式，这在今古大抵相同。

一个世纪的细致研究产生了大量关于尤其是欧洲和美洲现代历史的信息，但是关于现代性的产生还没有一种理论被普遍接受。除了缺乏一致的意见以及汗牛充栋的信息所造成的种种困难以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仍然生活在现代革命之中。我们不知道它的整个范围何在，也许在未来几个世纪之后才会弄清楚，从公元2000年转型才刚刚开始。

过去200年中创新的最惊人特点就是，至少在某些时间里，生产力水平迅速而持续增长，以至于能够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有时甚至还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事实上，正如我们以后还会看到的，现代历史的巨大节奏，不是受到由于生产力不足而造成的马尔萨斯循环的制约，而是受到由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商业循环的制约。

他论证到，与天主教有所不同，新教形成了一种努力工作、储蓄和理性思考的新伦理，促使实业家以一种新的方式勤俭节约和努力创新。但是这些理论是很难站住脚的。宗教不是铁板一块：就像一切思想体系一样，它们是复合型的、多元化的、可塑的，足以适应许多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佛教、伊斯兰教、儒教甚至天主教都至少部分鼓励某些韦伯生拉硬扯到新教和资本主义里面去的道德品质。

有一种众所周知的研究理路（经常与现代化的商业论有关）论证到，欧洲通常是商业化的，欧洲市场通常也是充满活力的。这一类论证的困难在于最近的研究也表明，早在18世纪末，商业化，甚至整个生产力，在中国、日本、北印度以及欧洲都大致相当，不过只有大西洋地区的创新速度在19世纪开始迅速增长。

在这里，竞争的棘轮效应确保了劳动的生产效能逐步推进。这些规则解释了一个奇特的悖论，也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所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鞭子”——失业的威胁——远比奴隶和苦役鞭子还要有效得多。奴隶主不能让他们的奴隶和苦役饿死，不过也无意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这是一种创新永不止息的社会的模型，因为社会的两大主要阶级发现自己都被绑在了提高生产效能这个无情的踏车上面。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理论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解释现代社会如何以及为什么开始符合这样一种理想的模型，我们就能够着手解释现代革命了。

但是，在这里，还是存在困难。最近的研究表明，似乎难以将资本主义的欧洲和非资本主义的中国和印度区分开来。在东亚大部分地区，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十分普遍。实际上，彭慕兰和王国斌的充分研究已经证明，中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十分接近，以至于不可能简单地用欧洲的资本主义水平更高来解释工业革命。

少数社会在地理上得益于集体知识的全球性突然增加。信息交换的全球体系的出现，改变了大规模交换网络的地志学。一度处在亚非交换网络边缘的欧亚板块的大西洋沿岸，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全新的全球化交换体系的中心。欧洲，接着是北美大西洋沿岸成为第一个新世界体系的中心，即使这个体系的重心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在印度和中国。

由是观之，现代化不是某种开始于欧洲而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相反，它是全球化过程的产物，这一全球化过程使得以大西洋为界的国家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角色。

现代革命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那些经济建立在商业交换而不是较为传统的收取贡赋行为——如对土地征税——基础上的国家，它们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上升了。但是直到19世纪情况才变得昭然若揭——随着越来越多的财富在国际商业网中运转，这些国家便动用武力，最终令那些甚至最强大的收取贡赋的国家都黯然失色，而且是在那些帝国的土地上。

16世纪早期大西洋两岸的连接是一个具有真正世界史意义的事件，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尤其是那些遵循马克思传统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过去1000年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绝非偶然。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解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巨大的财富和信息流深深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国家和社会。在美洲，最初的影响是迅速而毁灭性的。全球的整合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以及传统帝国、国家、文化和宗教的终结。欧洲人每进入一个地方，从毛里求斯到夏威夷，这种情况就会重复一次。

随着国家收入逐渐依赖商业资源，削弱了从封建税和土地税得到传统贡赋收入的意义，甚至迫使大型贡赋国家也对商业行为发生兴趣，上述变化就能够改造国家。

就整体而言，非洲—欧亚地区交换体系的结构相对稳定了数千年，枢纽地区在地中海东部、北印度和中亚；自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引力中心东移到北印度和中国这些定居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但是随着非洲—欧亚和美洲世界区的联结，西欧和整个大西洋沿岸就突然成为新的枢纽地区，成为联结非洲—欧亚区和美洲区交换流的中心，一度处在非洲—欧亚区边缘突然变成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交换中心的最重要枢纽。

18世纪英国在全球交换网络中的战略地位当然与其正好处在一个新的全球体系中心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地利之便确保英国政府对商业发生极大兴趣。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英国政府也已经预适应了这样的转型。英国的高度商业化很大一部分依靠连续几届英国政府在贵族和商人支持下持之以恒地、大胆有为地投资金融和军事，以保护英国的海外商业利益。

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就是，像改造农业一样改造工业为什么需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之所以延迟的原因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工厂或者购买一台蒸汽机，与投资“改良”农业或者更新畜牧业相比，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投资。因此，大多数工业生产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仍然是传统型的。

就像多细胞有机体的神经中枢一样，现代国家管制个人的生活，因为比前现代国家更大、更加相互依存的社区，没有某种中央的协调作用就不能存在下去。

20世纪离我们实在是太近了，以至于我们自认为能够理解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比本书所讨论的任何其他阶段都难以把握。从大历史的观点看，20世纪也许是人类各发展阶段中最难以看清楚的。我们不知道有哪些事物可以坚持数世纪而进入未来。

但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明白，虽然资本主义为这样一个社会创造了物质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本质上是不平等的。生产的动力这个看似资本主义的最大长处，乃是受到掌握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所推动的。资本主义似乎需要财富分配的巨大梯度才能生存和繁荣。

最近的测算表明，在斯大林主义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效率水平的提高对生产增长的贡献率不超过24%，也许低至只有2%。苏联时期大多数工业化成就的驱动力依靠的正是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力大规模、高度控制的调动而实现的。

建设时期铺张浪费的顽症难以改变，而苏维埃的指令性经济从不设法从资源消耗型增长转化为资源经济型增长；最后出现了资源短缺。按照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理解，苏联的垮台就在于经济和技术竞争的失败。从长远看，动员力不能弥补创新之乏力：

生物多样性的衰减以及碳排放的增加是人类造成影响的最重要指标。《世界状况》年报的前项目主任莱斯特·布朗写到，在20世纪末，人类行为的大多数危险影响显然表现在六大领域：饮用水、牧场、海洋鱼类、森林、生物多样性以及全球大气。

我们思考人类历史的更大的轨迹时，拉帕努伊岛是否是一个合适的比喻呢？毕竟在一定时期的迅速变迁造成了环境退化，不论是因为石器时代巨型土壤动物的灭绝，还是因为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或者1000年前玛雅土地过度灌溉所导致的，都是人类历史上一再发生的主题。

原则上，我们已经拥有建设可持续的全球经济而不极大降低富裕国家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但是，正如我们在拉帕努伊岛上所见，最困难的问题看来是在政治和教育方面，而不是在技术方面。

正如布朗有力论证的那样，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会破坏生态，部分原因是它无从计算其生态成本。例如现代财会方法不能准确统计森林在防洪、吸收过量二氧化碳、水土保持以及生物多样性方面所提供的服务。因而运用税收和补贴的手段将这些成本计入经济交易在原则上是完全可行的。

进化变异不可避免，不管人类是否殖民其他世界。很少有哺乳类延续数百万年而不进化为另外一个物种的。人类作为新物种，拥有成千上万年甚至数百万年的未来。但是现代基因技术能够很快使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操纵其自身的基因结构。

目前，大多数天体物理学家相信，宇宙将持续地、永远地膨胀下去。用他们的行话说，就是它是“开放”而不是“关闭”的。随着宇宙越来越大，银河系的空间还会增加，宇宙在变弱的过程中将变得越来越简单、寒冷和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