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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叙事是一种有效的说服方式，能够内隐地建构认知;共情则是认知激变，促成认同的有利土壤。二者的结合能够达成情感和认知的协同发展，从而有效地吸引注意、唤起共鸣、减少对抗、对接认知。基于这一作用机制，共情叙事或可在当前对外传播共识难达、理解受阻的现状下开辟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新思路，并通过共情框架设置策略、共情意象聚类策略、共情模因引爆策略及共情隐喻衍生策略的搭配使用，突破国际传播的实践瓶颈，开创全新的话语格局。 【关键词】国际传播 共情 共情叙事 认知建构  国际传播是基于话语实践的认同建构，说服是其最终目的。叙事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说服方式，能够使受众沉浸在一个整合了注意、情感和意象的独特心理过程中。它通过叙事理解、注意力集中、情绪经历和叙事呈现，让受众全身心投入到事先营造的故事场景中，经历并感知故事的情节与情感，获得近乎真实的临场体验，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态度与认知。在整个过程中，叙事理解是进入故事世界的第一步，也是改变态度的前提和基础。但在文化差异悬殊的国际传播语境下，叙事理解难免存在一定的折扣与偏差，而能够有效弥合这一缺陷，架构起跨越文化差异的沟通桥梁的便是共情叙事。 一、共情与共情叙事 互联网的发展和全球传媒技术的变革催生了国际传播的情感转向，共情叙事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实践路径，其有效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检验。但在理论层面，共情叙事何以成为国际传播过程中认知建构的重要手段，其发生作用的机理又是怎样的，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挖掘。要理清这些问题，首先要理解共情。 (一)共情 尽管学界对共情的定义一直争论不休，但共情包含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两种成分已成为普遍共识。情感共情(Emotional Empathy)是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感受和体验。已有研究表明，人体内的镜像神经元能够读取他人的情绪，并激发相关脑区，将他人的情感表征转化成自身的情感表征，从而对他人的情绪“感同身受”。因而，情感共情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反应过程。人们常说的“共情是一种本能”，指的就是情感共情的反应机理。它并非人类所特有，部分动物也具有情感共情的能力。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是识别他人情绪，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它侧重于对他人情感的推测和判断，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观点采择，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调节过程。相较于情感共情，认知共情需要更多意识成分的参与，以及更复杂的脑反应。 认知神经学的研究已经证明，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所用到的脑区是不同的。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过程。研究发现，一岁左右的婴儿与认知相关的脑区还没有发育完备，但已经能够对哭泣等情绪做出相同或相似的情感反应。而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则发现，患者在情感共情能力受损的情况下，认知共情能力不受影响。这也再次验证了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的独立性。 共情认知成分的发现，一方面证实了共情中含有理性的成分，情感不等于情绪化，更不是违背理性，从而有力回击了“情感即非理性”的论断;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共情实际上是建立在自身认知基础之上的主观体验，而当前的认知是由过去的知识和经验所决定的。因此，共情的实现意味着与旧有认知的碰撞与融合，即说服效果的初步达成。 (二)共情叙事 共情叙事是运用共情策略，旨在引发受众情感共鸣的叙事方式。它与普通叙事方式相同，是由可识别的开篇、主体和结局组成的一系列情节连贯的故事。共情叙事对普通叙事的超越在于，它通过设置通情点，使受众自发地转换角色，倾注情感，理解并体验故事的情节与发展，并将其代入到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当中。通情点即共通情感的作用基点，它的存在能够极大地降低故事的理解成本，迅速拉近传受双方的心理距离，对受众认知产生润物无声的影响和潜移默化的改变。 共情叙事同时启用了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两条路径。它通过故事背景的铺陈、情节的推进、人物关系的设定等，形成特定的情感表征和意义表征。其中，情感表征刺激镜像神经元，并进一步引起相关脑区的活动，产生共情体验。意义表征则通过连接传受双方的共通价值，进入对方认知框架，并调节其认知和态度向故事的观点靠拢，以达成说服效果。故事的质量是影响说服效果的重要因素。优良的叙事结构能够提升传播的速度;严密的逻辑能够提高认同的程度;适宜的体裁能够抓住特定的目标受众;多种载体的搭配可以减缓认知疲劳。概言之，建构得当的共情故事是一种强大的说服工具，能够产生让人难以辩驳的力量。 二、基于共情叙事的国际传播作用机制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既往国际传播实践中，还存在缺乏自我叙事能力，过于刻板生硬等问题。共情叙事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理论工具，不仅可以创新我国的对外传播方式，也为本土化理论谱系的搭建和探索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共情叙事何以在国际传播中完成说服使命，发挥致效机理，大致包括以下四个维度： (一)吸引注意：跨越文化差异，抢占注意力资源 国际传播是话语竞争，而话语竞争首要的是吸引目标受众的注意力。当下，智能媒体终端的普及和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使得社会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信息过载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在海量信息的轰炸下，碎片化的阅读和浅思考取代了纸媒时代的系统阅读和深度思考，追求新鲜刺激的瞬时体验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与此同时，无限的信息反衬出个体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对受众注意力的争夺成为国际传播致胜的关键。在这样的背景下，共情叙事以其轻松跨越文化差异，快速凝聚受众注意力的能力，成为国际传播语境下撬动认知的有效策略。 叙事是认知建构，能够承载意义并传递信息。好的故事具有让人身心投入的力量，有力的情感能够强化受众对媒介的感知。而赋予共通情感的故事能够迅速进入异质文化受众的认知域，唤醒稀缺的认知资源，使受众的注意力牢牢被吸引，从而忽略那些不含情感的信息内容。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如果外部刺激与个体已有的知识、经验完全不匹配，则该刺激极大概率无法进入个体的认知加工系统，而是直接通过边缘加工快速释放，即刺激无效，注意力资源获取失败。叙事中共情元素的存在则可以有效规避文化差异、生活经历、知识框架等不同所带来的理解偏差和信息折扣，通过符合受众既有认知的共通情感元素实现自下而上的情感共情，建构合意空间。 (二)唤起共鸣：诉诸高位价值，诱发共同情感 凝聚共识、唤起共鸣是建立信任、实现说服的重要步骤，而共情元素在其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共情叙事通过使受众沉浸于故事中，与现实世界发生暂时的“隔离”。这种“隔离”具体表现为物理和心理两个层面：物理层面即对周遭环境及所发生的事情不敏感;心理层面即不易察觉故事与现实的差距。在国际传播情境下，“隔离”则表现为受众对内群体和外群体差异的忽略，并暂时将自我及他者的政治立场归属等置于一旁。在这种“隔离”之下，受众的情感与认知高度参与到故事情节之中，同时形成情感投射与认知塑造。随着故事的推进，受众的自我意识逐渐削弱，与角色融为一体。情感上，经历强烈的共情体验;认知上，将对角色的喜爱和认同转化为对其价值观和行为的认同，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行为模仿。 回到现实世界之后，受众将不同程度地意识到故事的虚拟性，但并不会完全放弃既已形成的态度和观点，这主要是共情的认知路径所决定的。一方面，情感共鸣的达成说明故事传达的价值观本身就与受众既有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另一方面，共情的达成不是纯粹的情感驱动，它有理性意识的参与，是受众认知加工后的结果，因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便受众一开始就意识到故事的虚拟性，仍然不影响在故事发展过程中情感共鸣的达成，这是人类本能的情感共情所决定的。换言之，共情叙事通过故事空间的营造和共同价值的勾连唤起强烈的情感共鸣，而只有情感上的共鸣才能使受众发自内心地接受和认同故事的观点。 (三)减少对抗：打破意识形态壁垒，消解负面认知 人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但人首先是感性的、本能的存在，其次才是理智的，自控的行为体。法国思想家、哲学家卢梭的这一观点可以用于理解共情叙事何以在国际传播中打破意识形态的壁垒，减少负面认知与潜在对抗。 将共情叙事的概念构成拆开来看，首先，共情能够避免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正面交锋，有效降低受众的反驳动机与欲望，架构起理解和沟通的桥梁。比如，全球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日本援助中国的物资上“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标语的使用，瞬间唤起中日两国的共同文化记忆，有效降低了中国民众的负面认知。其次，故事具有隐藏说服目的和使人不易察觉的特性。故事的价值观潜藏于角色，并外化于角色的命运与结局之中。这种非直接的价值传输，不易招致反感和抵抗，且具有超乎寻常的感召力。综合来看，运用共情叙事进行国际传播能够使受众放下戒备，轻松地置身于故事营造的临场体验和精心设计的叙事框架中。在受众不曾察觉到说服意图的情况下，很少会对暗含的信息产生质疑，这也是共情叙事能够消解抵抗的重要原因。再者，共情叙事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西方部分国家对中国的话语封锁，让中国故事突破“传不出”的现实困境。 人并非总是理性的，但人却不需要刻意感性。这就意味着情感说服通常总能生效，但理性说服却常常付之东流。基于此，在政治立场对立、战略竞争频发的国际传播中，情感传播的效果必然优于纯粹的理性传播。共情是极具力量的说服方式，作为本能的情感共情具有瞬时爆发的可能性，其一旦达成，便形成了理性难以对抗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和立场差异的束缚。尤其是在具有高位价值的全人类共通情感面前，理性常常显得单薄且力弱。 (四)对接认知：规避认知障碍，激发内在认同 国际传播以认同建构为目的，而认同的前提是认知对接。中国人擅长思辨，西方人擅长逻辑。既往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思想和外交政策的阐释大多沿袭中国思维和认知路径，进行价值阐释和思辨研究，这对于注重逻辑关系和经验研究的西方学者而言，则显得言之无物、难以理解。因此，国际传播应规避受众认知障碍。只有符合受众认知逻辑，才能进入受众的认知框架，让受众听得懂、听得进，进而产生内在认同。 故事相对于思辨和理论而言，其认知成本较低。共情故事形塑了一个以共同情感作为“开口”的认知环境，故事所蕴含的价值观和态度立场在情感共鸣的过程中顺利进入“认知开口”，于无形中置换受众的认知链路。在这一过程中，认知得以对接，共识得以建立。更进一步地，通过强化故事体验与情感共鸣，共情叙事可塑造深入对话的可能性，唤起深度交流的渴望，并一步步激发其认同。 三、基于共情叙事的国际传播实践策略 智能传播时代，虚实难辨、真假难分的海量信息高频地冲击着人类的认知，信息决策成本不断上升，观点和态度也愈发松散和不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传播发生了明显的认知转向。传播的目的不仅仅是信息控制，更主要的是对认知资源的争夺，对受众思维体系的影响。本文围绕这一目标提出了四种基于共情叙事的国际传播策略，以打造认知竞争优势，赋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一)共情框架设置策略 框架理论是由“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提出的，后由加拿大学者戈夫曼(Goffman)引入文化社会学。根据戈夫曼的观点，框架是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对于同一个世界，在不同框架指导下会投射出不同的形态。传播无法做到对客观事实的全部还原，它是经传播者认知框架加工后的部分还原。从这个角度上讲，框架可以说是客观现实变为主观现实的过滤器。恩特曼(Robert M.Entman)也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即把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传播时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据此，本文将共情框架界定为，构建共情意义并规范共情认知的结构。而共情框架设置策略则旨在通过对共情叙事的筛选、排列与凸显，使受众按照预设的框架思考、推理及归因，从而形成传播者预期的认知地图和共情效果。具体而言，筛选即选择恰当的通情点作为叙事桥梁，以建构交流和认知的情感通路;排列，即合理安排共情故事的出场顺序，以逐步满足受众不断深化的认知需求;凸显，即强化效果优良的叙事结构与叙事题材，以推动从认知到认同的激变。 共情框架的设置应以精准的受众分析为先导，通过对目标受众群体既有认知地图的描绘，掌握其认知空白、认知偏差、认知障碍与认知动机，以有针对性的共情主题，从薄弱环节层层打开并突破受众认知。同时，配合以多渠道、多体裁的故事接力，改变受众的认知土壤，形成良性循环的情感共振，以再框架化互联网世界秩序。 共情框架的设置也应与现实的国际环境相协调，善于抓住国际热点，营造虚拟与现实的契合，尽可能弥合现实与故事的落差，使受众走出故事后不违和、不失望，进而不费力地坚持在故事中形成的认知与态度。此外，共情频率的设置不是越多越好。如果频率过高，可能会引发共情疲劳，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而，共情框架的设置也应注意张弛有度，循序渐进。 (二)共情意象聚类策略 在认知心理学中，意象(Imagery)是思维活动的产物，它基于感知觉形成，是客观形象在主观思维中的表征。意象是潜意识的心理倾向，它表征着个体对过去事物的印象和积累，成为指引当前行为和认识的重要方法。聚类(Clustering)是指将相同或相似的样本聚在一起。聚类容易引发错觉，即聚类错觉。它是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指同类事件和同类观点聚在一起时，会导致认知模式的偏颇倾向。共情意向聚类策略则是利用了这一认知偏差，有计划地将目标受众带入到同类共情意象的圈层中，使其在这一环境中不断共鸣，自动强化对同类共情叙事的偏好以及在故事中形成的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从众心理和信息茧房逐渐形成，多数受众在长期的聚类错觉浸润下，沿着传播者规划的认知图景逐步前进，进而不断拉近与传播者的认知距离，形成认知共同体。 共情意象聚类策略的使用既要时刻关注圈层中的意见领袖，使其保持坚定的共情者和支持者身份;同时也要注意圈层信息推送的松紧度，使之能够满足圈层成员的情感需求，又不至于明显暴露说服意图。不仅如此，监督圈层互动和态度动向是这一策略后续需长期坚持的工作，以防止圈层瓦解和聚类失效。最理想的效果是，圈层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带动更多个体融入其中，形成稳定的态度和强烈的认同。 (三)共情模因引爆策略 模因(Meme)一词来源于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他将模因定义为文化基因的最小单位。模因通过模仿和复制，在人的大脑之间相互传染而进行传播。模因靠复制生存，网络是模因复制和传播重要场域。强势的模因因具备高保真度、高复制量和强生命力能够广泛影响一代人的社会记忆，诱发意识与信念的激变，甚至一定程度地改变社会风俗和行为准则。2015年在网络引发模仿热潮的“高铁立硬币”就是最佳例证。这一网络模因的风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铁的国际领先水平，让众多海外受众提到中国时，最期待的就是感受一下中国高铁。 共情模因，即含有共情元素的文化基因，它的模仿和复制与情感的传染与传播密不可分、融为一体。共情模因是国际传播场域中向受众植入传播信息的绝佳方式，且因含有情感元素被记忆系统以特殊的方式编码，有利于形成长效记忆。讲好具备共情模因的中国故事，打造共情模因产品是我国国际传播突破现有局限，发出更强音量的重要手段。它相较于传统的传播方式，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首先，共情模因的辐射范围广、传播力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同阶层、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文化和语言均能够模仿;其次，共情模因的说服意图更为隐蔽，通常很少诱发抵抗，且说服效果更为明显，易于观测;最后，共情模因几乎不存在认知障碍，能以高效的方式完成认知对接。基于此，共情模因引爆策略既有微观层面强化认知体验、左右认知思维的功效，又有宏观层面打造认知圈层，形成认知定势的能力。 (四)共情隐喻衍生策略 隐喻(Metaphor)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出的。他认为，隐喻是基于类比原则所做的隐性比较。在认知科学中，隐喻被定义为人类基本的思维活动，是认知、分类、概念化和对世界进行解释与评价的方法。在实际应用中，隐喻常通过将两个相似的概念放置于并列结构中，引导人们对其进行概念勾连的认知加工，以借一个概念阐释另一个概念。简言之，隐喻通过引导认知加工将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引入既定的方向和路径。因此，它也是一种常见的说服手段。 共情隐喻是指通过相同情感意象的已知源概念去阐释陌生的目标概念，以将受众迅速代入语言情境，形成认知通路和理解共鸣的叙事手法。在国际传播叙事中，共情隐喻的话语实践是文化在地化阐释的一种捷径，它能够有效降低受众跨文化理解所需要的认知努力，提升话语和文化的接受度。共情隐喻的构建以语言组织为基础，通过社会共享价值的融入和语境的营造，潜藏对立的意识形态，达到认知引领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共情隐喻具有将价值观念和行动方案合理化的功效，而这一效果的达成有赖于对表达分寸和表达尺度的把握，以及概念内隐关系与受众认知框架的契合程度。因此，共情隐喻叙事应以文化习俗、知识结构、语言习惯等为多元考量，以衍生特定的认知和理解，形成从短效刺激到长期思维模式的固化。 以上四种共情叙事策略的单独或配合使用，对于建构国际传播语境下的情感合意空间，打造认知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引导力。但在具体实践场域，还应结合受众实时反馈及实践效果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进，以切实改善我国长久以来的话语劣势，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四、结语 在“人类祸福相依，寰球同此凉热”的全球化时代，打破“中心—边缘”的传播秩序，构建共通意义空间，是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共情叙事作为建构共通意义、连接在地性与世界性的话语实践，具有拉近距离、减少冲突、增进认同的天然优势。同时，共情并不仅仅是情感层面的效能，它也具备认知层面的路径作用。因此，共情叙事建构的不仅是情感共同体，也是认知共同体。当下，在认知竞争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的国际传播场域，共情叙事在超越文化差异，对接认知系统，以及抢占认知资源，引导认知框架建构等方面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未来，在技术驱动的国际传播样态下，共情叙事仍能够引领兼具智能性与人文性的数字传播实践，推动国际传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超越西方中心论，提升多元主体的话语声量，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精准国际传播研究”(22&ZD317)的阶段性成果。 徐明华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虹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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