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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德峰、戚元德之女吴持生  1939年，邓颖超与吴持生（后）伍绍祖（前）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按我祖、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三代的历史渊源、世交关系，我应称万重英女士为姑姑，张西曼先生为姑父，与他们的儿女互称兄弟姐妹，他们的孙辈则按辈份分别称呼我为姑姑或姨。  在延安保育院的吴持生 万重英女士的父亲万福华老先生(1863年-1919年)，字绍武。安徽合肥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反清义士、英雄，资产阶级革命家。早年为官，他清廉治政，倾向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毅然辞官，结识黄兴，加入华兴会，从事反清革命斗争。1904年夏，与人在南京组织暗杀团，谋刺户部侍郎铁良未果。后转赴上海，同年11月在英租界刺杀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中国利权的广西路矿巡抚王之春未遂，被租界巡捕，获10年牢狱之灾。于1912年获释。1913年他到北京，拒绝袁世凯的高官厚禄利诱。1914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发表言论文章《论帝制之害》。后远避边陲，走实业救国之路。1916年被黎元洪招至北京，为南北议和奔波于北京上海之间，终因积劳成疾，1919年病逝于北京。 我伯祖父吴元泽(1874年-1945年)，字惠轩，湖北省郧阳府（现襄阳市）保康县人。清末入两湖书院贡生，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生。回国后，历任福建道台，广西督练公所总办，广西陆军讲武堂(黄甫军校前身)总办（补用道），督军公署督军,中国陆军南北洋会操南洋总指挥，湖北将弁学堂堂长，湖北陆军第八镇四十一标标统等职。1911年协同黎元洪武昌起义，先后任湖北军政府军学司司长、参谋处长，战时司令部参谋正长等职。1913年，授陆军步兵上校并加陆军少将军衔。1914年，晋授陆军少将在陆军部任职。由于其在辛亥革命中功绩卓著，两次荣获三等、二等文虎勋章，1923年，晋授陆军中将军衔(《湖北公报》1923年4月23日刊登授予吴元泽等陆军中将总统令)。袁世凯称帝期间曾借其儿媳吴陈氏病逝为由赠“志洁行芳”匾，以期拉拢吴氏兄弟同谋为官，被拒。其后担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侍卫长和征兵局长，授上将军衔。 我祖父吴元钧(1877年-1915年)，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骑兵科毕业生，回国先后任清军绿营管带、新军湖北督练公所教练处骑兵课员、湖北将弁学堂堂长、河南及浙江混成协参谋（军衔副军校）等职。辛亥革命时，任苏浙攻宁联军参谋长，军衔少将，后进京任总统府（黎元洪）侍卫武官等职。由于两家同为黎元洪大总统的亲信幕僚，並反封建、帝制，主张民主、共和，志同道合、互敬、仰慕对方品德、家世，相互往来成为莫逆世交。 我父亲吴德峰（1896年—1976年），1924年经陈潭秋、董必武介绍入党，先后担任中共武汉地方和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常委、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军委常委和书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等职。1925年中共党组织决定其加入国民党，先后当选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军事部长、商民部长。并经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先生推荐担任国民政府临时首府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公安总局局长等职。  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吴德峰任联合政府首府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长时照片 1926年万重英姑姑到武汉后，曾带丈夫西曼去武昌拜见我伯祖父吴元泽及家人，我父亲吴德峰长万重英一岁，按父辈世交至友关係称其为世妹，而张西曼虽年长一岁仍以世妹夫称之。两家因是世交，吴老爷子回顾往事仍对万老爷子当年义举感慨赞叹不已！见世侄女重英已由当年亭亭玉立的清纯女学生为人妻、母，且成为相夫教子、美丽端荘、贤淑大方的少妇了，自叹自己如何不老呢！见重英西曼夫妻合和、相亲相爱，自叹子侄婚姻嫁娶不如万老爷子思想开通明事，选婿不以门当户对，财势、相貌、家世为准，而视才、视与女儿志同道合择婿，毅然将爱女重英许配西曼为妻。万老爷子慷慨解囊资助女婿西曼赴俄考察一切费用，並与好友蔡元培等携手支持张西曼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为张西曼此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展民主革命事业铺垫了平坦道路，奠定了他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社会活动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及俄语语言文学家，冠以中华民国政治人物等头衔的扎实社会基础。 交谈中才得知西曼为避军阀张作霖搜捕迫害，在重英掩护下先于 1925年底撤离北京到武汉，重英断后近日才到武汉，在场人无不夸奖重英秉承大家风范，作为新时代的女性，知书达理、胆大心细，继承父志，全力支持夫婿西曼成就一番革命事业。话长日短，重英夫妇当日晚饭后留宿吴家老宅舍。  张西曼照片（照片上文字为张西曼亲笔书写） 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张西曼参加武昌中山大学的筹备工作，任武昌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教务处长，並任鲍罗廷的外交顾问，兼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27年初夏，万重英到汉后，亦在汉口市第二女中任训导主任兼国文教员，并支持协同张西曼工作。由于万重英家世、两家世交以及工作关系万重英、张西曼夫妇和我父吴德峰(时吴德峰还担任湖北省教育会执行委员兼义务教育股主任)常有交往并结识董老等革命前辈、名人(董必武是我父亲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时董老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派驻在湖北省指导党务工作)。  万重英在北京女高师第一期国文班读书时照片 大革命失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武汉，汪精卫曾企图收买、任命张西曼为其伪政府的部长，张西曼、万重英夫妇同舟共济、共担风险，不为其折服，予以拒绝。张西曼继续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校务委员兼法学院院长，俄文法政学系主任教授和苏联鲍罗廷的外交顾问。此间夫妇二人同心协力，在万重英支持下，才使张西曼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得以完成了苏俄民法、刑法、宪法等译文。他们不惧生死、不畏权贵，参与了营救中大被捕师生出狱等革命行动。 大革命失败后，我父母亲吴德峰，戚元德基本在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保卫、机要交通等方面隐蔽战线工作。我父亲吴德峰曾两度(1929年-1931年和1940年-1945年期间)担任中央交通局局长；1932年-1936年一直从事情报保卫工作；1936年-1940年期间奉命保护延安大门，负责领导西安情报系统工作。特别是抗战期间，我父负责西安情报系统工作期间，为我党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及政策建设中实行“三、三制”等重大决策。他曾组织人员对西安等国统区的社会人员状况做过大量详尽的调查了解、研究分析，搜集、提供了不少决定性的参考信息、情报资料。认为，“左”、“中”、“右”三种势力两头小中间大呈枣核型，反对共产党，不愿抗日的和拥护共产党和坚决抗日的是两头小，中间派则占多数。此间我父母与万重英、张西曼夫妇虽无直接工作关系，但由于他本职工作的任务性质及接触范围，对他们夫妇情况很关注并有所了解，清楚的知道张西曼、万重英夫妇是赞同共产党统战，坚决抗日的是国民党“左”派。  《吴德峰传》封面 抗战初万重英陪同张西曼随陆军大学由北京迁至南京任教，她以国家存亡为重、不顾夫妇、家庭安危，赞同并支持张西曼公开宣讲联苏、联共，团结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主张，支持张西曼多次力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建立民主统一的政权、对日宣战，充分表现出夫妇二人同心同力，在国难当头时的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和情操。为了全力以赴地去协助西曼抓好筹备、创建“中苏文化协会”工作，在当时困境中，万重英仍毫不犹豫的辞去了教员工作，承担了张西曼资金运筹、会务办公等一切杂务性质工作；张西曼、万重英夫妇赞同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支持联共、联苏，民族团结、共同抗日。张西曼任国府立法院外交委员后，曾借鉴职务之便组织动员了不少立委参加支持“中苏文化协会”工作和抗日活动。张西曼一直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创办了《中苏文化》杂志、广泛交流、宣传中苏文化和革命、抗日救国道理，并参加“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理事。万重英从不计较名誉地位，在人手短缺时自动担任杂志的挍对、编审等项工作，为西曼排忧解难，开源节流。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时，张西曼、万重英夫妇作为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经常与我党和抗日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往来，成为我党南方局“周公馆”和重庆“八办”的常客。他们曾冒着国民党反动派、特务跟踪，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积极参与、支持我党开展的各种抗日救国活动，为我八路军捐献筹集军响，为共同抗日提供信息、文件、资料等等。张西曼提供我党的不少参考信息、资料中很多都是万重英手迹。 1944年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对离延（安）干部《目前时局》的报告国共关系问题中曾提到，“林老（林伯渠）到重庆半年了，谈判还没有结果”，“重庆现在很混乱，表现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中国抗战要靠我们共产党，不但我们这样承认，就是外国人和中国许多人士，甚至国民党内许多有正义感的人士也这样承认”。“林老在重庆演讲的时候，真是万众静听，有的唯恐听不好而站在桌子上听”。“我们新华社日报就全部登出来了，当天该报的售出即增加了几千份。在阎锡山的地区这篇新华日报贴出街头的时候看报的人日夜络绎不绝”，林老有理有据、以真实、大量的第一手精确资料、情况，促使广大民众觉醒，激发了对我党真诚抗日的希望热情和信任支持。林老的讲话的内容中就不乏有张西曼、万重英夫妇等提供抄写的文件和资料。  1949年3月，文化人士参观团摄于东北长春（前排右数第13位戴眼镜者为张西曼） 张西曼作为中国近代史名人，在史料、书刊和网络上被广泛宣传，称其谓“中国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左翼人士”、“中华民国政治人物”、“社会活动家”、“俄语语文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冠以《民主与科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及“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和“中国近代俄罗斯学的奠基人”等等光环头衔，得到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的赞扬和崇敬。张西曼确实在中苏文化交流、早期译制传导苏联革命成功经验和抗战、主战、统战等民族大业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所成就、奉献和功劳。他事业的成功、成名是与时代俱进、历史潮流的变格推动分不开的；他的才能和志向得以实现也是与有识之士、革命前辈万福华、蔡元培，以致孙中山等先生的赏识、栽培、提携和共产党人的通力合作、相辅相成，支持、关照分不开的；更是与他同生共死、患难与共、贫贱不离、结发共度一生的妻子万重英夫人的无怨无悔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常言道，“一个有家室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无闻、甘愿为他付出所有、患难与共、贫贱不移、生死相随、鼎力相辅的贤内助”。万重英就是具有新旧中国两代双重优良品德的贤妻良母典范，她出身名门、高师毕业，是经历过“五四”运动战斗洗礼不娇、不燥，不高、不傲，吃苦耐劳、任劳任怨，顾大局、识大体的革命进步新女性。她与张西曼情投意合结婚，婚后除了全力支持协助张西曼去完成著书、论作和革命的工作及社会责任的付出外，她还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勤俭持家，在张西曼最艰难的日子，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她甘心情愿地为张西曼付一切，不论在精神和物质上，几乎都用她那柔弱的肩膀勇于承担。她抚养八个子女及张西曼的侄子，把他们敎育成人；她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全家老小在日寇铁蹄统治沦陷区四处逃亡，受尽苦艰，代张西曼尽孝、担当起照顾病重的婆母及孤寡親友，为婆母养老送终等全部重担；……。因此可以说张西曼事业的成就、名人的光环、功劳中，确确实实有他的夫人万重英女士的一半！今天我们怀念与纪念张西曼、万重英夫妇的革命一生，万重英贡献是不容抺杀的，更不容诋毁的，他们的业绩、奉献和成就是无法分开的，应同载史实，以育后人。 文章原载：中红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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