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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存在已久，由于海洋的变迁和不稳定性难以找到明确的实物与之对应，故很长时间里对此领域难以展开深入的研究。南海I号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作为代表性的实物遗址，南海I号不止是我国水下考古发展的成熟标志更是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造船史、航海史的有力证据，证明了南海至东南亚航线应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必经航线。 本文旨在通过对南海Ⅰ号沉船由来经过、船载货物、船体本身以及长期的考古发掘情况作一个综合介绍，探讨宋代中国与海外进行的海上贸易活动，大量外销瓷生产数量和质量揭示了当时的盛况，也说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秦汉时作为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出现，《汉书·地理志》首次记载了由中国南方通向印度洋的航线。其后，历代史籍、地志等均就航线有不同程度的记录。随着各个朝代的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的提高，海上丝绸之路越发突显出重要的价值地位，至宋元时期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为最繁荣鼎盛时期。直到19世纪后期，来华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之后，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指出，“丝路有海、陆两道”。[1]日本学者三杉隆敏（Misugi Takatoshi）在其著述——《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中，第一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迅速为国际学界所接受，并引起高度关注。[2]学者饶宗颐在1974年自著《蜀布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交通》一文中，就文献涉及的南方航道与船舶类型提出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看法。[3]至此，“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才普遍为中外学者所接受，对“海上丝绸之路”全面、科学的研究才真正展开。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是由唐代寺院里的净水瓶演变而来。基本形制为撇口、细颈、宋以前中国和亚、非各国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陆上丝路是由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逐步形成。宋以后由于西北少数民族的崛起，经济重心南移，加之航海技术的进步和造船业的发展，海上丝路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圆腹、圈足。玉壶春瓶的造型定型于北宋时期，在当时是一种装酒的实用器具，后来逐渐演变为观赏性的陈设瓷，是中国瓷器造型中的一种典型器形。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统治者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管辖进一步加强。宋熙宁六年(1073年)置琼管安抚司，统辖海南全岛军政，包括了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管辖。宋赵汝适《诸蕃志》指出“至吉阳（今三亚一带）……外有洲曰乌里，曰苏吉浪，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渺茫天际，天水一色，四郡凡十一县(指海南)，悉隶广南西路”。[4]早在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政府“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军”， [5]即“广南水师”，加强海上巡逻。巡海范围“至九乳螺洲……占不劳山、陵山东， 其 西 南 至 大 食 、 佛 师 子 、 天 竺 诸国”。[6]九乳螺洲即西沙群岛一带、不劳山（今越南中部占婆岛）、陵山（在今越南归仁附近）为中越海域分界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地理门》也指出南海中有“长沙、石塘数万里”，“历上下竺（在今新加坡）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交洋即交趾洋，为今北部湾。交趾洋至昆仑洋（今越南昆仑岛附近海域）一线亦为中越海域分界线。由于陆上丝路的堵塞，大量记载显示南海诸岛海域为海上丝绸之路必经的航线。周去非《岭外代答·外国门》专设“航海外夷”条，列举大食（今伊朗一带）、阇婆（在今印尼）、三佛齐（唐称佛 逝，后称巨港，在今印尼）等地都有航线至今广州，如从三佛齐“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州）者，入自屯门”。另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载，还有一个麻逸国（故地在今菲律宾）北宋初首次航海到广州，此后与广州贸易不绝。[7]这样，南海诸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等都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 宋代既是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科技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时代，又与周边诸国的海外贸易有了飞速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交易范围的扩大。据当时人所著的《诸藩志》、《岭外代答》等书所载的国家地区就达50余处，参与交易的商品种类有400多种。南海Ⅰ号沉船、华光礁一号沉船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物证。 “南海Ⅰ号”的发现 及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 1987年８月，中国交通部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打捞公司在广东南海川山群岛附近搜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莱茵堡号”（RIJNSBURG）沉船时，意外发现一条中国古代沉船，打捞出水200多件瓷器，其中包括著名的金腰带，初步断定为宋元时期的沉船。[8]国家文物局对这一发现高度重视, 1989年8月成立由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为队长、日本国水中考古学研究所所长田边昭三为副队长的中国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对该沉船进行调查，并将其命名为“南海Ⅰ号”，由此揭开该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序幕。1989年至2007年间, 国家博物馆和广东省文化厅组织专业水下考古力量, 先后八次对该沉船进行了水下勘探和试掘。确认南海I号沉船埋藏于水深25米的海底, 船体上部覆盖着1米多厚的淤泥，船体残长30.4米、最宽处为9.8米、型深超过4米。船体保存情况较好,虽上层建筑已不存, 但主甲板及其以下的船舷、隔舱板、肋骨等结构仍然完好,舱内摆放着满满的货物。 南海Ⅰ号的发现与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成为中国的水下考古从无到有，从技术简单走向学科成熟的关键。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起步较晚，在这一领域一直还是空白，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受到英国人迈克·哈彻（MichaelHatcher）等海洋盗捞行为的刺激，中国文物部门不得不面对形势着手建立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伍。依托国外的水下考古力量进行培训自己的队伍，先后派人到美英等国进行学习，然后组建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伍。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中国水下考古队伍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先后进行了多项水下沉船遗址及其他水下文物遗迹的调查、发掘工作。从世界范围来讲，水下考古的历史也并不长，中国的水下考古的历史则更短，而南海Ⅰ号的水下考古工作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的水下考古进入到成熟的阶段，跻身到世界水下考古的前列。 “南海Ⅰ号”的全面保护发掘 南海Ｉ号除了前期的海上调查发掘工作之外，经过2007年12月28日整体打捞成功进入水晶宫后在室内共进行了三次发掘工作。在2009年和2011年两次的试发掘工作的基础上，于2013年11月28日启动沉船的第三次保护发掘工作，并于2014年２月正式开始全面的考古发掘。装载南海I号的沉箱内长33.24米，宽11.97米。以沉箱东南角为基点向北向西布置12个探方，其中６米×6米的探方10个，东、北各留１米作隔梁，６米×3.317米的探方２个，东面留１米隔梁，总发掘面积398.8平方米。[9]整个发掘工作分两步，一是进入船舱前的发掘都采用探方的方法记录，二是进入船舱后，则以舱为单位进行记录。根据发掘情况来看，地层主要分为5层，第四层中再分三个亚层。地层的划分对舱内文物作用不大，但对沉船沉没后埋藏环境、海泥沉积、后期渔业作业对其影响可提供客观的证据，重在阐释沉船沉没后至发现前的堆积形成过程。大致可以还原沉船从遇险、下沉触底、船体开裂、倾斜、船载物体散落等情况。（图1)  图1 南海I号全貌 第1层，黄色沙土，土质疏松，除个别凝结物突起较高处，基本分布全沉箱，夹杂渔网和少量石网坠、铅坠、贝壳等，包含少量碗底、口沿等瓷器残片和个别铜镜、铜钱等。 第2层，黄褐色海泥淤积土，胶结状海泥，纯净而黏腻细密，包含少量海贝类残骸和渔网、锚链、铅坠、石网坠、铁锅残片、残木块等，出土较多白釉、绿釉和青釉瓷片，器形有青釉碗、盘，白釉罐、执壶，绿釉印花碟等。 第3层，灰黑色淤泥层，夹杂大小体量差异明显的海贝，有较多网坠，包含较多瓷器及残瓷碎片，器形有碗底、口沿等，另包含有少量铜钱、铁器、铁块、铅块、木块等。 第4层，黑灰色泥沙沉积层，包括沉船体和凝结物在内的较复杂堆积，依堆积层次和包含物不同，可区分为 4a、4b、4c三个亚层。 第5层，青灰色海泥层，黏性高，较纯净致密，包含少量细小海贝，无文化遗物，分布于沉船艏艉外侧。（图2)  图2 整船纵剖面示意图 对沉船进行细致的考古发掘工作，对埋藏环境形成过程的观察和研究，再结合该海域多飓风、以及《读史方舆纪要》等史书记载该海域为海盗频发的地区，这些都对探索沉船沉没原因极为重要。 “南海Ⅰ号”的出土文物 到2019年12月为止，南海Ⅰ号经过近六年的考古发掘工作，船舱内和散落于船体外的文物基本都提取登记，经过统计文物总量达到18万件以上，船载货物为陶瓷和金属两大类，陶瓷器为数最多。中国古代陶瓷器制作精美、价格低廉,为海内外青睐的货物，在两宋时期海外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器型来看，一般为碗、盘、碟、壶、盅、瓶、盒、罐等，主要为中国南方地区的窑场所产，如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德化窑、晋江磁灶窑、闽清义窑等，也有少数其他窑口的产品。釉色主要有青白瓷、白釉、青瓷、绿釉瓷、酱褐釉瓷等。 （一）陶瓷器主要是福建德化窑、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三大窑口的产品。其中不乏精品，尤其是景德镇窑的青白釉瓷器。数量最多的是福建德化窑生产的白釉瓷，以德化窑为代表的白瓷主要是适应外销而生产，由于德化窑产品在国外大量发现而国内非常罕见,因此，宋代福建陶瓷发展与东南沿海兴盛的海外交通与贸易有直接关系。南海Ⅰ号沉船出水德化窑产品主要是形体较大的碗、执壶、粉盒、瓶、罐以及小型器物，多采用分段模制法成型,器表多装饰花卉、卷草或云纹图案的阳文印花。（图3)  图3 德化窑瓷器 龙泉窑主要生产青瓷，产品工艺精湛釉色莹润丰厚，南宋晚期龙泉窑达到鼎盛，釉色以粉青釉和梅子青釉为代表，前者有如青玉，后者犹如碧玉，极负盛名。南海Ⅰ号沉船出水龙泉窑产品有葵口或菊瓣纹造型的碗、盘、碟等器形,纹饰多为莲花、莲叶、花草纹，以刻划的手法表现莲纹，刀法洗练,寥寥数刀而神形兼备。（图4)  图4 龙泉窑瓷器 江西景德镇窑的产品皆为湖田窑所产，湖田窑创烧了著名的青白瓷，胎体轻薄，釉层透明度高，光泽度强，多用刻花装饰，线流畅灵活；刻线深处釉厚，釉层薄处色淡白，呈影青色，釉色和纹样互相烘托，故又叫影青瓷，艺术效果极佳，瓷胎薄腻至极，造型规整秀美。花纹常有叶脉、团花、婴戏题材，都创造了很高的技术水平。（图5）  图5 景德镇窑瓷器 南海Ⅰ号沉船出水的器物还有一些为福建其他窑口的产品，晋江磁灶窑的低温铅绿釉类瓷器、“建盏”（兔毫盏）为代表的黑釉瓷、南安罗东窑瓷器、东张窑瓷器、汀溪窑生产的珠光青瓷以及极少的陕西耀州窑青瓷。有些瓷器底部写有各种各样的墨书，对了解当时瓷器生产的作坊、海上贸易制度，商品组成以及航线和船员组成提供深入研究的信息和线索。例如，德化窑出产的碗、瓶底足墨书“陈上名”“李大用”“郑知客”“林”“戴”“陈”“萧”“杨”“谢”“庄”“吴”“萧”“蔡”“王”“许”等二十多种姓氏字，还有一些花押类的记号，当为区分货主的记号。墨书既生动地反映了宋代繁盛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侧面，也透露出一定的上至官方下至民间的海外贸易活动信息。[10](图6)  图6 瓷器墨书 （二）金属器 金属类包括有金、银、铜、铁、锡、铅等，其中以铁器所占比重最大，金器、锡器、铜器次之，银器、铅器最少。在古代海外贸易中，金属原材料或金属制品是国际市场的重要商品，用以制作武器或农具；由于商货质地或耐侵蚀性不同，沉船所载船货在海水长期浸泡下而发生变化，使得铁器、海洋生物互相凝结，形成大块凝结物。发现为数不少的铁锅按口径大小层摞套叠堆放，有规律分布于各船舱中。另外有铁条，则用竹篾圈捆成扎，成束放置。说明金属材料及其制品在南宋也是重要的出口产品。发现一些铜环套装于白釉粉盒中。出水数量不少。南海I号内已发现的铜钱超过万枚,虽然其在两宋属于对外贸易的违禁物品,但商人私自挟带铜钱泛海的现象却并不罕见。船上出土了一批首饰、佩饰类金器，数量众多、形制繁复、制作精巧、造型独特，在南宋同时期的考古材料中仅见，共达180多件（套），总重量2449.81克。[11]金器多分布在遗址的上层或散落在船体外围，集中在船左舷中后部。主要有项链、腰带、手镯、耳环、戒指、缠钏等类。（图7)  图7 出水金器 金饰风格主要以海外风格（伊斯兰风格）为主，宋地风格为辅，辽地风格只是个别因素，总体来说都是贸易传播的结果。如犀角形牌饰的项链、犀角形牌饰、蝶形胸佩、窟嵌宝石的戒指、圆圈形耳环等，镶嵌宝石的手法也基本不见于我国宋代考古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本船出土一件漆盒，里面装有项链、戒指、耳环、腰带等具有伊斯兰风格的金器，其中耳环、项链、戒指有大量重复品出现，按此情况推测，此漆盒里的金器是贸易品而不是自用品，有可能在中国境内定制，加上桃、石榴等本地主题装饰元素后，行销海外。 （三）漆木器 漆木器，有一色漆器和雕饰漆器，共计编号提取标本 66件，其中包括残片若干件。从木条、木片残存结构和散见的若干剔犀、剔红及单色髹漆器残片形制看，可辨器形有漆碟、漆盒、漆盘、漆勺、漆簪等，共计56件。这些漆器主要分布于沉船中后部，大多散乱残破，沉船尾部外侧散见较多漆器残片，包括竹条胎、木胎和剔犀、剔红及红、黑褐色漆皮。南海I号沉船除出土的金器引人瞩目外，而漆器从器物种类和制作工艺观察，是一批难得的宋代漆器的代表。是该沉船较具特色的船载物品。尤其是南宋时期的漆器朴质无纹与雕饰华美交相辉映，广受海内外人士喜爱，也成为参与海外商贸交流的主要外销品之一。（图8)  图8 出水漆盘 “南海Ⅰ号”船体是古代船型 难得的研究实体 由于木质船体容易发生氧化和受到海洋生物的破坏, 沉入海洋后一般很难保存下来,因此我国两宋时期船舶(尤其是海船)的实物资料非常罕见。目前仅在泉州后渚、法石、宁波东门口和海南华光礁 [12]四处发现宋代海船,其中后三处已被严重破坏。相较上述四艘沉船而言,南海I号的船体保存更加完整。上甲板及其以下部分保存的相当完好,舷板和隔舱板色泽如新。随着大量凝结物的提取和清除，通过检测和研究，保存有左右舷板、水线甲板、隔舱板、艉舵孔等结构。已经暴露出船桅面托梁、桅夹、甲板、船壳板、肋骨、加强筋和纵隔板等，可知船保存较好，除了上层建筑不存外船体结构基本清晰，船板搭接等部分造船工艺比较明确。从现船体判断，南海Ｉ号沉船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即使放到世界范围内衡量, 像南海I号这样保存之好、规模之大的12世纪初期沉船也是绝无仅有的,其所具有的遗产价值和研究价值无法估量。 “南海Ⅰ号”所具有的对外 贸易和交流的重要性 南海I号沉船是南宋中晚期海外贸易的大中型木质帆船，满载瓷器、铁器、金器、漆木器、铅锡器、玻璃器、动植物遗存以及少量人类遗骸等多类型文物，在数量、质量上都让人叹为观止。 首先，该沉船满载中国南方窑口瓷器，反映窑业生产北衰南盛的情况，这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相符。自瓷器成为海内外青睐的产品后，到宋代不论在瓷器质量、贸易规模、贸易范围等方面都得到长足发展，甚至达到了中国瓷器外销历史上的高峰时期，对陶瓷业也作出了绝无仅有的贡献。 其次，沉没的船舶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是有组织、纪律严密、分工合作的“聚落”——一个浓缩的社会。从南海I号的四周散落区域就清理出很多生活用品,如石雕观音、佛像、铜镜、秤杆、木梳、砚台、木锤之类等日用品。透过这些史料上不曾记载的新材料，可以重建两宋时期普通民众鲜活的生活画卷，可以勾勒出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和精神性质。 最后，南海I号沉船考古的理念是“整体打捞、整体发掘、整体保护、整体展示”。为确保沉船得到科学、妥善的处置，在工作中克服诸多困难和挑战，尤其是海水中的木质船体的保护上，总结了更多更先进的经验，为以后工作提供了保护理论基础，是我国在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的成功范例。 来源：客家文博. 20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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