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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徽州一府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绩溪、祁门，她们有共同的文化归属，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名词和地理区域概念。 而最初，古徽州是没有婺源县的。  大唐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九日（公元740年2月10日），皇帝李隆基下了一道圣旨，要求江南东道将其辖下的歙州休宁县最南端的回玉乡划出来单独设县，建制隶属歙州，取县名为“婺源”，成为歙州第五个县（另四县为歙、黟、休宁、北野），只是这对歙州本地百姓而言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歙州本身地处山区，山多田少地贫，比不得国都长安、东都洛阳的商业繁华，也比不了中原、太湖、蜀中等地的耕地肥沃，虽然手工业、商品性农业看似兴旺，州城也“市嚣在耳，村烟在目” ①，但歙州同时是朝廷征收财赋的重州，尤其是茶、纸、漆、麻织、竹编、中药材等更是朝廷指定的贡品和赋税来源。 而按照大唐律例，一个县要有县令、县丞、县主簿、县尉等官阶职位，而且要招募大量的差役皂隶维护地方治安，还要建城池，修县衙，造粮仓等等，所以婺源县的设立就意味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歙州百姓就要多承担一份田赋徭役的压力。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李隆基非得在正月里折腾，要在江南的一处大山里新设一个县呢？这是被一位名叫洪贞的道士给逼的。 洪贞是歙州休宁人，和唐初陈硕真、后世宋朝方腊一样，四处云游，因看不惯官府及其爪牙平日里的欺压良善、巧取豪夺，故而立志在家乡起兵反唐。 他以休宁县回玉乡的鸡笼山为营寨，利用给活人治病、亡者超度的机会发展信徒，秘密宣扬自己的主张，因为道行高深，加上又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故而在回玉乡及周边一带的贫苦百姓中威信很高。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鄱阳湖洪水泛滥，使得江州、洪州、饶州的平原地区都成为涝害重灾区，因为饶州（处于江南西道的东北偏东）东部紧连歙州，大山连绵，地势又高，所以这里就成为灾民逃难的首选之地，也给洪贞创造了反唐的时机。  洪贞起兵后打得唐军节节败退，并以今婺源的清华镇为中心，建行宫，封百官，在歙州西南、衢州西北、饶州东部、睦州西部等一带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和大唐分庭抗礼。 此时正逢开元盛世，大唐兵威赫赫，万国来朝，李隆基自负地认为只要他伸出一根手指头就能立即碾死的洪贞，反而利用地形和声望优势和唐军战斗了三年多，直到开元二十七年底（公元739年）才被剿灭。 然而，洪贞并没有落入唐军手里，反而带着部分人马逃到歙饶二州交界的大山深处不知所踪，这让朝廷无可奈何。况且当地一度有传言，洪贞之所以能够起势，是因为他将其父的尸骸迁葬在了鸡笼山的龙脉里，应验“鸡笼出王”的传闻。如今看似朝廷胜了，但说到底洪贞逃跑了，而且埋他父亲的龙脉没有找到破坏掉。 李隆基认为，以洪贞蛊惑人心的手段，说不定等唐军撤离了还会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所以为了大唐盛世的安定，必须在鸡笼山一带建新县，遣流官（朝廷委派的县令），用李氏真龙龙气镇压洪贞这条“野蟒”。故此，新设的县名为“婺源”，意思就是 “把歙州南部这股不顺从大唐统治的源头给镇压住”②，隶属歙州，建城郭、设府衙、驻军队，县治就是洪贞设置行宫的清华镇，以强化大唐中央对歙州东南山区的统治和王化。  婺源县的设立从表面上看大唐的危机已经解除了，然而事实上，却反映出了大唐开元盛世下的危机。 那么盛世下到底有什么危机？ 一、因为均田制的破坏导致府兵已经不堪战，而府兵战斗力的削弱其实也意味着唐王朝对内的威慑度已经降低。 盛唐的强大在于哪里？一是对内政治清明，文治经济大兴，二是对外兵威赫赫，武功强大而致万国来朝。 然而就是这样强大的大唐军队，面对内部一山区之地的反叛，虽有地形上的劣势，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快速平乱，但还是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平定，可见朝廷用于维护本土秩序和威慑力的府兵真的已经不堪战了。 为何开元时期，府兵就不堪战了呢？如果战斗力不行，那唐朝对外的军事行动为什么能打得四夷臣服？ 其实开元时期，唐朝对外作战用的大多是募兵，这是由朝廷支付军马粮饷所建立起来的新型兵役制度的军队，募兵除了拱卫京师长安外，更多的还用于边疆统治异族和巩固边防。  府兵则不同，这种自魏晋以来的兵役制度，特点是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一人当兵，世代为兵。一旦爆发战争，身为府兵，除了要自己准备武器、马匹外，还要自己准备衣服、粮食等，朝廷不负责粮饷用度，是大唐王朝维系国家安定的中坚力量。 而府兵制度能够得以维系在于王朝统治者设置的均田制，这是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相对公平的社会经济制度。然而，到了开元时期，均田制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土地兼并严重，导致了朝廷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可以授田的土地，而且那些被授田的百姓也因为沉重的赋税苦不堪言，或逃亡成为流民，或卖地成为佃农，而继续当府兵的也是在做最后的支撑而已。 在这样的情况下，府兵还要自带粮食武器跟着朝廷去剿灭地方上的叛乱，心理上就有了抵触，加上洪贞的活动区域在歙州东南山区，大都易守难攻，唐军用了三年才完成平乱也能说得过去了。  二、皇帝已经没有了最初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开始追求虚幻缥缈的修仙问道之路，导致大唐朝纲由稳定转为紊乱。 在古代，皇帝的意志其实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王朝的意志。当这个最高统治者放弃了励精图治的理念，不再治理吏治，巡查民情，改为放纵权臣小人当道，自己追求修仙问道的长生之说，那么他统治下的王朝无论此前创造了多少辉煌，也会随着他治理思想的改变而陷入沉重的危机。 婺源的建立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行政规划，事实上是唐朝中央争权夺利的博弈，也是统治者转变思维的具体现象化。 开元初年，李隆基他精简机构，裁减官吏，建立了对县令的考核制度，并派按察使巡查各地民情；同时慧眼识贤才，初用姚崇、宋璟为相打下开元盛世的基础，后用张说、张九龄为开元盛世添砖加瓦。 然而到了开元末期，作为盛世的缔造者，李隆基已经开始听不进一些忠言逆耳的谏言了。因宰相张九龄为人正直，治政才能一流，而遭到来自李林甫、武惠妃等人的谄言陷害，他听信了这些谄言，最终在开元二十四年把张九龄贬为荆州长史。  而正是这一年鄱阳湖洪涝，李林甫上位，无视底层百姓的艰辛，大唐朝廷没有继续延用张九龄的“以王道替代霸道，强调保民育人”的政治理念，才导致了江州、洪州、饶州三地的官府没有及时救助百姓，给洪贞起义创造了条件。 在这样的朝纲背景下，为了满足自己修仙问道、王朝基业万世千秋的心理建设，加上奸臣的蒙蔽糊弄，洪贞起义被平定后，李隆基不顾当初精简机构的初衷，执意加大财政支出也要在一个山区盆地设置新县，镇压他眼中的“邪祟”也就能说得通了。 大唐的朝堂危机和社会危机已经到了需要急切解决的地步，然而，最能解决问题的张九龄却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枢了。  汪郎说： 一个王朝由盛及衰其实是有过程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可以自上而下治愈，从而转危为安的。 可惜，大唐皇帝李隆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把最有可能带着大唐从盛世危机的困局中走出来的张九龄给贬出中枢，却把将大唐进一步推进盛世危机的泥潭中的李林甫当做治国能臣，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无奈。 当然，这话有些事后诸葛的味道了，不过还得感谢李隆基，毕竟他的大笔一挥作出的政区规划，尽管在当时有着大唐底层百姓的血泪，但在今天却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婺源，如今行政上虽然已经隶属江西，但在历史上她是徽州文化发展壮大的主要构成之一，和徽州其他五县一起承载着永远抹不去的历史文化记忆。 注： ①李昉《文苑英华·卷八二五·歙州披云亭记》 ② 婺，不顺从；源，源头；婺源县，按李隆基的意思，就是把不顺从大唐统治的源头扼杀住。 【我是江东汪郎，带给你不一样的历史视角！坚持原创，喜欢我就请关注我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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