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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调任直隶总督后，他发现，这个帝都的官场风气素质更是不堪。在保定的途中，曾国藩一路留心考察直隶的吏治，结果令他非常震惊。他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此间吏治极坏”。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这样说道：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余，未曾升堂一次，讯诘一案者。 这种现象其实早在嘉庆时期，州县的司法已经发展到不作为或是胡作非为的地步。嘉庆初期，盗贼问题已经日趋严重，甚至到了州县官吏与贼寇勾结的地步。当时即有民间谚语：“杀人的知州，灭门的知县，要把财发，必要估家。要吃饭，做知县，要知县，穿绸缎”《中国的科名》 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到了曾国藩这一时期，已经到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地步。曾国藩开始着手对直隶官员进行摸底调研考察。在同治八年四月将第一批参劾官吏向朝廷统一进行了汇报。参劾的十一名不称职人员均为知县、知州以上官吏。曾国藩详细列举了他们的主要劣迹“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或是“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是“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这些参劾措辞激烈，可以想见曾国藩对当时州县官吏的不作为、贪渎违纪到了极端痛心疾首的地步。
对此现象，曾国藩决定痛加整顿，“大加参劾”，“ 严立法禁，违者重惩”。他对人说，自己“素非苛刻者流”，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 把州县官吏汰换之后，他就开始清理积压案件，当时直隶官场的最大弊病就是不作为。曾国藩发现，从同治八年三月底，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仅保定府 衙门中由朝廷交办下来处理的重大上访案件就达一百三十余件。这些案件有的搁置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曾国藩不得不感叹：“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 与此同时，曾国藩通过考察，提拔了一批读书人做州县官吏，重点集中在德才和办事方面。在接任直隶总督一年后，在曾国藩的带动鞭策下，对工作不作为的十名知县给予撤职处分，对工作中取得实效进展的给予表扬提拔。在一些列措施的带动下，结清了同治七年以前的旧案一万两千零七十四件，同治八年以来的新案两万八千一百二十一件。没结清的旧案只有九十五件，新案只剩两千九百四十件。要知道此时曾国藩除了严重的皮肤病外，已经患有多种老年疾病，加之眼疾严重，可以想见他对此重大工作承担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难。 曾国藩在构建州县干部和清理官场不作为等问题上付出了巨大精力，用他的话就是：“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也。”然而面对大清日益的官场道德滑坡的整体情形下，曾国藩遗憾地向好友郭嵩焘倾诉说：“吏治毫无起色，可愧之至。”这里虽然多少有自谦之词，表达了他力不从心之感，这个曾打赢近代以来死亡最惨重战役的人最终在整治官场习气方面还是承认自己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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