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祝 '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 开栏 20 周年”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2期 “庆祝 '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 开栏 20 周年”栏目 比较与转换:再谈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笔谈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魏小萍 | 文
[编者按] 2004年3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开设“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专栏,在国内期刊界率先提出,要引导和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观念创新,探索和创造具有中国气质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经历二十年的栏目坚守与学界同仁的努力,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已经构成了中国哲学学者共同的思考背景和自觉追求。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也应随之进入新的理论境界,面对复杂而真实的世界历史,我们必须不断审视当代中国哲学的内涵、定位及发展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必须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哲学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开启中西方哲学比较的全新视野;必须不断追问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范式转换。基于此,本期拟呼应开栏首期的笔谈文章,以“比较与转换”为题,邀请学界专家从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统一、中西哲学基本建制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研究的范式转变等角度,在“接着讲”的意义上再谈“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 一、MEGA2在中国的传播与反响 二、MEGA2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视野 MEGA2的编辑出版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意义重大,从世界和中国的视野来看都是如此。从世界视野来看,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受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影响比较大,他们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但是都承担着在不同历史环境下解释、传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职责。恩格斯为此撰写了《反杜林论》(1878)、《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列宁撰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斯大林撰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这些经典文本具有一个共同特征,不同于马克思的探索历程,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捍卫与历史语境下的发展。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来看,青年时期的他接受启蒙思想家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熏陶,同时受到青年黑格尔派激进批判理论的影响,但是逐渐地,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从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分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新历史观思想体系,并且将批判视野转向社会经济领域。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将他的主要精力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恩格斯则利用职业工作之余致力于宣传、解释并且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时也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与马克思一生对资本主义追根溯源的探索思路不同,为了让人明白、令人信服,恩格斯在理论普及中的解释与宣传,在论战中的坚守与捍卫,都带有通俗易懂、坚定明了的特色。尤其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肩负起了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使命。 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一方面由于马克思的文本编辑出版相对滞后,另一方面恩格斯在解释、宣传与理论捍卫工作中的著述更易于为普通群众阅读、理解和接受。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与捍卫在很大程度上以恩格斯的文本为基础。如果我们说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构成了将马克思主义整体进行分部教学与宣传的基础,那么列宁的这一理解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是承继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反击杜林错误观点的论战格局。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以列宁的文本为基础。这样一种宣传和解释路径,与马克思研究思路的发生过程相比较而言,前者是从结果也就是从结论出发,后者是从起点出发。 苏联教科书体系通俗易懂,简洁明了,便于人们学习和把握,对于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结果出发的阐释与宣传,难以呈现马克思探索历程中的问题意识以及这些问题意识在变革了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呈现方式,因而更容易向教条化和僵化的方向发展。由于不能直面现实社会实践中呈现出来的问题,并对此进行理论上的跟进分析与现实政策的相应调整,在各种原因的作用下,苏东最终放弃这一历史上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 苏东剧变以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权威地位受到人们的质疑。在西方世界,由于长期以来恩格斯在理论普及工作中所进行的宣传与捍卫,加之马克思手稿编辑出版时间的相对滞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东西方两个方向来看,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路径与研究路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苏联,20世纪20年代以梁赞诺夫为代表的学者就尝试着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而在上个世纪初的西方世界,学界就出现了不同于苏联解读模式以及恩格斯阐释模式的“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研究态势,形成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潮与流派。上个世纪末,东西方学界似乎形成了“回到马克思”的共振,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研究趋势。产生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历史境遇来看,苏东剧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无论人们如何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这一历史事件将变革后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与个人经济利益的直接关联性、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新型政治权力的形成机制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等等诸多不同于变革前资本主义(这在苏联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呈现了出来。这些问题不仅激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考,也激发了原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考。考证版的出版为人们带着实践中呈现的问题,在时代境遇下再阅读、再理解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提供了机遇。 从思想渊源来看,MEGA2提供的文本文献资料,为人们更加具体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合作关系提供了可能。《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者们的编辑整理与阐释、《资本论》第二、三卷从马克思手稿到恩格斯的编辑整理,都从细节上尽可能客观地呈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过程,这其中涉及很多长期以来存在着的理论困惑与争论。借助于MEGA2提供的资料,人们尝试着从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再分析、再认识,去理解这些问题在当时语境下的确切涵义以及在时代语境下的现实涵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划分,以求清晰的条块分割以及教条化的阐释模式,不仅消解了马克思在问题意识主导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整体性探索历程,而且僵化了的教条阻断了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放式跟进研究的可能路径。 依据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的思想研究所面对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形成过程、探索路径,由于恩格斯受到工作的羁绊,这一探索历程很大程度上在马克思的主导下前行。因此,与传统东西方世界共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有所不同,90年代以后,东西方世界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重心逐步转向马克思思想,尤其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路径。 这一路径涵盖了马克思从早期到晚期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例如,早期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国家与法的问题上的分歧,其中所涉及的个体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中表现为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这一关系贯穿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公民与市民的关系之中;中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资本论》的写作,其中涉及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律及未来走向等重要理论问题;晚期包含马克思有关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配正义思想,马克思在这一思想中所涉及的问题意识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路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在变革了的生产关系条件下,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分配公正是否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呢?对此马克思的着墨不多,但是马克思所触及的原则问题,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充分彰显,其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有赖于对原文的阅读与对历史文化背景的理解。 20世纪的历史变迁和21世纪世界面临的新局面,向我们呈现了很多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现实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不可能穷尽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资料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全部现成的答案。人类历史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同样具有内在的符合逻辑的连续性,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资料为我们在时代境遇下对历史性问题继续深入思考提供了宝贵的、客观的思想资源。 三、MEGA2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化 MEGA2的陆续面世像是一缕春风,从苏东剧变的挫折中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人们希望通过对马克思原文本、文献的阅读,带着时代语境中呈现的各种问题与困惑,重温马克思的探索历程,思考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 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国际版的诞生,在国际范围内逐渐形成了集MEGA2编辑、哲学、政治经济学于一体的合作研究团队。该团队每间隔一两年,在不同国家,以新出版的MEGA2为基础,对编辑出版中的难点、长期存在的理论困惑、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以及各国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状况进行交流磋商,形成了系列性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国内的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也组成了研究团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阵营,呈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国内外这些研究成果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形成、合作以及修改过程,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人的思想交流、交锋等不同方面,借助于文本文献资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打开了新视野,提供了很多新观点: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过程来看,《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的合作作品。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最为重要的文本,由于该文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能出版,长期以来围绕着该文本的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等等,存在着很多争议和分歧。MEGA2 1970年的先行版、2004年的试行版、2017年的正式版中所呈现的手稿及其文献,对人们理解马克思研究思路的进展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人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比较清晰、客观的资料,澄清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纠正了一些误解。 从马克思未完成手稿《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过程来看,MEGA2不仅提供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二、三卷准备的不同手稿,而且提供了恩格斯编辑手稿。读者从中为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寻找到了新的解惑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弄清楚哪些问题是马克思研究中留下的,哪些问题产生于恩格斯的文本编辑过程。这为人们在时代境遇下去继续思考和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信息资源。 呈现在MEGA2第III部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彼此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人、他人相互之间涉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为人们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的历史背景提供了珍贵的信息资料。这部分资料非常丰富,为读者们发掘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形成的核心内容留下了巨大空间,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尤其具有价值。 MEGA2第IV部分提供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笔记、摘要等资料,对于人们从思想来源的角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这其中尤其具有思想价值的部分包括马克思与启蒙思想家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马克思与经济学家的关系。我们从马克思的阅读资料中能够了解到在国家、法、自由、平等、民主等问题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如何在与前人、与其他思想家的较量中形成自己的独特路径。我们从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家的阅读与批判中,能够清楚地体验到马克思与经济学家们在立场和问题意识上的不同决定了他们所采取的分析事物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对于同样的劳动价值概念、剩余价值概念,马克思赋予其不同的内涵。这一部分内容庞大,截至目前还有相当部分没有出版。MEGA2这一部分的出版计划难以覆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阅读笔记和摘要。 MEGA2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来说,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是它以原文字形式呈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这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基本概念尤为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思想的理解与解读往往有赖于对其基本概念的准确理解,而对基本概念的理解首先仰赖于词汇与概念的翻译,一词多译、多词同译的情况无论对于哪种语言的翻译来说,都是避免不了的。由此引起的不仅仅是歧义,更有可能在歧义基础上派生出新的理论问题,例如从源于同一个概念的不同翻译词汇、翻译语言中去讨论两者之间的理论差异与联系。 这一情况对于哲学概念来说尤其如此,哲学概念的准确理解与把握即使对于母语的读者也并非易事。由于涵义理解差异产生的歧义、误解时有发生,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就更难把握原作者的本意了,而不同语言之间翻译的再翻译,很容易偏离原作者的本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以原文字形式呈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品的MEGA2有助于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由中间环节引起的歧义与误解。而且有些重要概念可以借助于马克思在不同场合不同文字的表达,进而通过对不同文字的比较获得进一步的理解。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相对于第II部分的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已经出版齐全的情况,第I部分的哲学论著出版进程相对缓慢;但庆幸的是,2017年第I部分第5卷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终于面世。 时代变迁与马克思未出版文本资料的大量面世,促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心更多地转向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研究思路,马克思主义哲学话题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宏观世界的物质本源问题到上个世纪末的主体性问题,逐渐延伸至与主体性相关的自由平等与公平正义问题。人们开始从微观到宏观的历史性视野去理解当代社会的阶级问题,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视野去分析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与此相应,古希腊哲学出现的公民概念,启蒙思想家、德国古典哲学所讨论的公民与市民概念,马克思使用的公民与市民概念,成为文本文献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这两个概念融合了词义与历史的渊源,彰显了概念本身在历史进程中其涵义的丰富、衍变与发展。从西文语境来看,与其他很多政治哲学概念一样,公民与市民的概念形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哲学反思。作为反思的产物,概念的形成与成熟具有滞后性。人们认识的清晰与深化往往伴随着既有概念的分解或合成,这在不同语言那里有不同的途径。德文通过词性的变化或者通过添加前缀、后缀,或合并不同概念等方法形成新的概念。例如,在马克思那里,公民(der Staatsbürger)的概念是在市民(der Bürger)的概念前面加上国家(der Staat)的概念,这一合成方式从“象形”的意义上体现出这两个概念在涵义上的区别:前者是政治生活视域的概念,后者是经济生活视域的概念,两者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差异。而这一概念的英文词汇citizen则体现不出这样的差异,人们不得已只能时而将其翻译为市民,时而将其翻译为公民。显然,对于类似的问题只有借助于原文本的阅读才能知道概念的原型,只有借助于历史语境,才能真正理解概念涵义的演绎和生成过程。 MEGA的编辑史及其编辑们在编辑过程中对文本产生过程的解读与分析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很大关注。有些编辑和解读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形成史和基本理论的理解。尤其是90年代后以国际合作方式继续出版的MEGA2,主观上力求客观公正的编辑立场在客观上并不能完全摆脱社会环境的意识形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一些版本的前言中表现出来,而且也影响着编辑们对文本形成史的解读。难能可贵的是,国内一些学者能够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和信息,不仅能够质疑编辑们的一些偏颇观点,例如围绕着《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与出版文本之间关系的一些讨论,而且能够对这一关系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分析。 除此之外,国内文本文献研究不仅仅专注于已经出版的MEGA2,少数学者还将研究视野投向没有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手稿,尝试通过对手稿文字的辨析,梳理并分析手稿的含义。年轻学者们的研究激情、辛苦付出令人赞叹、值得肯定,但是如果能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聚焦于借助手稿文字辨析的能力去澄清马克思和恩格斯核心思路所涉及的具有争议性的理论和关键概念,或许将更加有助于深化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核心思想的理解与认识,进而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阅原文。全文图片除特殊声明者外，均由作者提供。) 图文：魏小萍 排版：赵明哲 审核：由阳 秦曰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