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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当代杂文一面大旗”的舒展 吴营洲 舒展在当代杂文界自然是十分著名的，乃至被《杂文选刊》主编刘成信称之为“当代杂文一面大旗”。当然，舒展是不是“当代杂文一面大旗”姑且不予讨论，但舒展在我国的当代杂文界绝对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许多年前我曾有过一个说来颇为荒诞的假设，假设要召开“中国杂文界联谊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话，舒展绝对是一在主席台“前排就坐”者。舒展，原名舒学煾，湖北武汉人。1950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1952年至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任编辑、记者、副刊组组长。1957年被错划，发配到农村修理地球和做基层工作。1979年春返京，任《中国青年报》编委、星期刊主编。1983年调《人民日报》社，任文艺部副主任、高级记者。据我所知，由于舒展在当代杂文界十分活跃，也十分有名，人缘也好，许多人都曾撰文评说过他，诸如：鄢烈山称：“舒展在《选择》一文中写道：'真理是倔犟的。它喜欢与事实为伴，与自由为友，与人民为伍，与愚民政策为敌。’舒展也是倔犟的。他当然不是真理的化身，也没有让他以真理化身自居的权势。但他服膺真理、追求真理，敢于为捍卫'人民的真理’而战斗。"牛不驯"是舒展在《用闲话打招呼》中塑造的一个人物，且作者曾以'牛不驯’命名他的一本杂文选集。'牛不驯’正是舒展的自画像，或曰'行乐图’'自供状’。”刘成信称：“人们说鲁迅精神被民众颂扬的，就是那种不屈不挠的韧的精神。舒展也是看准了斗争的方向，一生为这种精神奋斗，只要读一读他的杂文作品，这种精神就扑面而来。舒展是继承了鲁迅精神的战士，这让我想到了鲁迅先生逝世时，送灵的人们为他披上的那面大旗。”刘绪源称：“在舒展身上，除了有大激情，有正义感（他是那种见到不平会拍案而起的人），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外，还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对文化的深度关怀，对各类知识永远有学习吸纳的热情。他极端赞赏'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老口号，对'言必称希腊’的人充满崇敬之心……”赵富称：“舒展的杂文自成一体，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优秀杂文家之一。文字酣畅，呐喊勇敢，传承精粹，情感真挚，思考冷静，坚持清醒，是舒展杂文所追求的主旋律。其中每一篇作品都有事实、有根据、有分析、有理论、有文采，从生活中捋出纷扰多变的脉络，选择读书悟道的精髓，寻找精神安顿的所在。他的很多杂文，面对历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儿及当下的社会现象，尊重历史真实，结合自身体验，作出深刻剖析，见解深刻，启人才智，让人品尝到历史深处的隽永况味，当然也包涵安达二十年的历练心血和责任担当。”（舒展在1957年至1979年间，曾在黑龙江的安达县工作、生活。）邵燕祥在舒展漫画像侧（此漫画像为丁聪所画，载丁聪所著的《我画你写——文化人肖像集》）题诗曰：“人间有味是微醺，何必微醺话始真？避席难逃文字狱，著书犹带辣椒魂。笑谈九与一之比，且谓花和草不分。句句行行皆苦口，亦狂亦侠亦情深。”王春瑜在获知舒展去世后称：“杂文界又弱一个，而且是少了一位满腹诗书、疾恶如仇、机敏幽默的好人。”有资料显示，舒展一生创作甚丰，著有《当代杂文选粹·舒展之卷》《牛不驯集》《调侃集》《有戏没戏》《贪官的价格》《感觉时间》《贿赂谈往》《直立的人》《茶亭闲话》《硬骨头》《走近钱钟书》等杂文集、散文集。我在做杂文编辑的那些年，读过舒展的许多杂文，有些还是他亲自惠寄的文稿。但是他的杂文集，印象里还不曾读过，或读过已没了印象。直到近来，才有缘读到了他的《牛不驯集》。《牛不驯集》是花城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的。四百多页，大概一百多篇吧（没有细数）。其《自序》中写道：“写杂文能解郁释闷。我猜想，也许可以防止癌症。看杂文呢，能引起共鸣，吐出鸟气。'呵哈——好不快煞人也。’人活着，能把'左派老爷’气得翻白眼，确实是大幸事，大乐趣！当然不是简单地图个痛快，而是有的放矢，有话要说，有情要抒，有理要讲。”舒展曾这样评说过杂文家：“杂文家的思维，不同于理论家、小说家和科学家、愚以为写杂文要有激情的逻辑思维，有理论色彩的形象思维，有强烈时代感的灵感思维。特别是精神骨骼不能缺钙。袭人搞不了杂文，晴雯如果提高文化，可以成为出色的杂文家。”舒展在其《大将风度》一文中进一步说道：“杂文不能有奴气。晴雯若有文化，可当杂文家；而袭人若写杂文，必须脱去媚骨。杂文最好是含笑、有辣味而无脂粉香，它是五粮液，不是果子露。”他还称：“杂文如果不战斗，当成小玩意小摆设，那恐怕就会堕入魔道了吧。”的确如此。我在翻阅这本杂文集时，感觉篇篇都是“直面现实，激浊扬清”的、颇具鲁迅风格的正宗杂文。太过犀利的，抑或太过敏感兼有“妄议”之嫌的例子就不举了，且看他的这篇《“牛不驯”提出的问题》吧。人，都有各自的个性；但个性太强，往往吃亏。我有一老友，是个文科知识分子，如今五十出头，性格属于奔放型，从建国前参加革命至今，都是以“不驯服”“脾气犟”著称。为防止对号入座，其名姑隐之，以“牛不驯”为其代号。有两段话，颇能反映不驯兄的性格，他说：“活到老来学到老，学的东西真不少，只有一样没学好：夹紧尾巴装老好。”他还说，某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业绩与言论，他是衷心敬佩的，但惟有一种理论“驯服工具论”却不敢苟同，因为创造这一理论的人，亦死于这一理论。这样的一位牛不驯，前年调往某大单位时，引起该单位一场不小的争议。此公的工作能力，连反对调入的人也是承认的，至于德么，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经济上的受益者，政治品质与为人品德皆无问题。但窃窃私议的反对者和在各部门领导耳边吹风者颇不乏人：“这个人不好领导!”“这个人谁也领导不了!”读到这里，如遭轰雷掣电般，我便霎时石化了，蓦地想起了诸多往事——当年，我曾在某报社做编辑记者。该报社分“农村版”“城市版”，我在“城市版”。1989年许，报社总编要退休，继任者究竟是分管“农村版”的副总编还是分管“城市版”的副总编，起初并无确定。此二人都有继任的可能。但据称，此二人为此明争暗斗得很厉害。其时，与我素无个人恩怨也无任何业务交往的分管“农村版”的副总编，竟然借助我在“谈恋爱”期间出现的某些问题，大发淫威，且玩弄权术，先是撺掇报社停止了我的工作（其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并且何患无辞），随后竟又无视党纪国法，停发了我的工资。（当时我是“中共党员”“国家干部”，是有“工资基金”的，工资是不可以随意或私自停发的。据说停发我的那部分工资后来作为“职工福利”分给了其他职员。）多少年后有人告诉我，该人之所以对我如此，是想“杀我立威”，震慑其他职员——谁若不听他的，或不支持他，均可逮个什么理由，像对待我一样对待其他人。（后来该人终于如愿成了“总编”。但是再后来，该人又因为他的其他“恶行”而被双开，并被判刑。）在此期间，我想调走，去往其他单位。而且，接收单位都联系好了，乃至接收单位都把我的档案取走了，就差开“调令”了，这时，该“副总编”竟然亲自（或派他的心腹或马仔亲自）去往准备接受我的单位（而不是打电话），找到该单位的组织部，并不说我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而只说“这个人不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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