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武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卢飞宏

精武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摘自《中国精武文化探索研究》之一）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一段极为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黑暗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满目疮痍，满清政府政治腐败无能，列强加剧侵华，民众贫困不堪，民族危机加深，民变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黑暗境地。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岛，赔偿巨额军费等，使中国失去大量土地、主权和财富，从此，列强掀起了抢夺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中国狂潮。到1860年，英法联军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不平等条约，外国公使进住天津、北京，增开放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割九龙司一区给英国，赔偿英法两国巨额军费。俄罗斯趁火打劫，从十九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侵吞中国北方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日军强占威海卫与辽东。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方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向日本开放长江流域绝大多数城市通商口岸，增开沙市、杭州、苏州、重庆等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办厂。《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侵略势力伸向中国内陆，使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大大加深。1900年，西方列强为扩大侵略利益，组建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清朝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一次一次的战败，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清王朝日趋末路，在失败与耻辱中走向覆灭的深渊。

从1843年英国取得第一块租界，到1902年奥匈帝国设立天津租界，中国共划给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美国等租界有27块之多。天津是中国建立租界最多的城市，租界总面积是天津卫城面积的八九倍，最高峰时有9个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和比利时）在天津设立租界。上海的殖民史始于1845年11月29日，根据《南京条约》，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订立《上海土地章程》，设立上海英租界。此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清末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时局变动中经几度扩张，也并逐渐形成行政、立法、司法俱全的市政管理机构。租界的产生，使大清国出现了“国中之国”。租界实质上是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桥头堡，它加速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它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市的成长及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民族矛盾的激化，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革命的风潮。

两百余年的满清专制统治，使百姓几乎愚化到麻木不仁的地步，中国人不光在经济上要忍受掠夺和贫穷，还要在精神上忍受打击与蹂躏。从清军入关以来，中华民族的精神集体丧失，中国人的人格尊严集体沉沦。清朝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灾难，严重戕害了民族文化，也是思想文化荼毒最黑暗的时代。由于清朝愚民专制统治和压迫，使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的摧残，禁锢与束缚了民众的思想，社会动荡飘摇，将民族精神被严重摧残扼杀几近消亡殆尽，国贫民弱，世风不振，文化迷失。百姓逆来顺受，精神颓废，民族被软掉了脊梁，国人被扭曲了灵魂，没有了血性和尊严，阿Q精神成为民族性格，民众如同行尸走肉。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哀鸿遍地，百姓卖儿鬻女，国民精神萎靡不振，民族自信心严重不足，国家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那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腐朽的时期，清廷对外卑躬屈膝，卖国求荣，丧权辱国，外国列强“以瓜分中国为能，以侮辱中国为乐”。朝廷里外腐烂堕落，奴才遍地，贪腐横行，这些贪官象蛀虫，年复一年地蚊食着国家的基梁，残酷压榨百姓，吸取民脂民膏，百姓陷入深重灾难与水深火热之中。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普遍流传的一个民谣“百姓怕官，官怕朝廷，朝廷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导致“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和百姓之间出现严重断裂，这样的总结高度概括了晚清的社会现象。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这也是清朝封建专制奴化教育的结果。

十九世纪30年代帝国主义用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毒害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掠夺国人财富，严重消弱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国力。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加深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危机。当时的社会，平民烟馆比比皆是，简陋的烟榻上总是横满了吸食鸦片的人，国人受鸦片毒害严重，使中国成为了“病夫”之国。清政府成为被西方列强视为可任意鱼肉宰割的无能政府，中国人被列强辱之为“东亚病夫”。这种在精神上的侮辱更深深挫伤了国人的自尊心，使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怀有悲观色彩，失掉了自信力。当时，外有列强环伺，内有租界林立，武人圈占一省一地武装割据称王，人文衰竭，版图破碎，国已不国，亡国亡种就在眼前。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刊登了英国人一篇名为《中国实情》的文章，讥讽侮辱歧视中国人，文中言道：“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矣。”此后，“东方病夫”（又称“东亚病夫”）便成为了列强对中国人的侮辱性的称呼。

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十九世纪末，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都经历着急剧的转折，虽然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但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20世纪初，随着列强侵华深入与民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使民族意识也逐渐觉醒，民族救亡运动此起彼伏，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先后登上政治舞台，推翻帝制，抵御外强，领导并开展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国同盟会从1906年起至1908年3月间曾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但都没有能够成功。此时资产阶级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从而也使更大的武装革命运动在酝酿之中。在如此激烈的民族救亡运动中，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尚武精神的兴起，这也促成了爱国武术家霍元甲到上海与英国大力士及日本武士的比武活动，为精武体操会的创立提供了机遇，从而也催生了精武文化的形成。

精武文化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中、西方体育文化交融的时代产物。它的本质是以传播武术为核心，倡导竞技体育运动，积极支持“强种强国”的体育主张。基本目标是通过造就“体、智、德”全面发展的国民，完善国人的社会道德和精神，实现民族强盛。精武文化缘起于霍元甲与英国大力士擂台比武及精武体操学校的成立，实现主要标志是精武体育会和精武活动的运作。它的产生及形成与精武体育会主要创立者农劲荪、陈公哲等爱国人士的思想与经济支持相关，是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与众多爱国人士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共同努力的结果，从而凝聚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优秀文化。霍元甲与精武体育会在那个民主革命爆发、民族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成为振奋民族尚武精武的一面旗帜，激发了中华儿女的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热情，为民族救亡运动提供了积极的精神动力。同时在全国也掀起了习武热潮。在精武体育会逐步发展壮大过程中，提出并形成了精武思想、精神和文化体系，即“精武文化”。精武文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影响带动了中国民间武术体育团体的产生和发展。

中华民族在历史危难之时从来就不缺有尊严、有气节、有骨气、有勇敢担当正义的人，在面对清末积贫积弱的中国与列强瓜分使民族所受的奇耻大辱，眼见国家危难日甚，山河破败，众多仁人志士如睡狮般觉醒，纷纷加入寻求救中国的道路。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挺身而出，前赴后继，顽强抗争。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国人迫切需要一种精神，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激起国人敢于反抗的精神和斗志，为民族救亡图存运动提供精神源泉和动力。爱国武术家霍元甲正是生存在中华民族这样灾难深重的年代，精武精神也就在这样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中孕育而生。精武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蓄势待发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此时，民族和国人需要尚武精神的振兴，这也为精武体操学校的创立提供了历史契机，为之后精武体育会的发展壮大、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晚清时期，“九国租界”的天津与“十里洋场”的上海，是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两座城市。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外来文化的渗入，这两座沿海城市都加快了近代化进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两座名城。燕赵大侠霍元甲，武功高超，崇尚中华武德，振奋中华武威，与这两座名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万里长城永不倒

千里黄河水滔滔

迷踪拳出扫国耻

精武英雄长天啸

旧世民弱家国难

血染青史留辉照

神州崛起民自强

精忠报国志气豪

（该文经天津精武体育总会、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与霍元甲曾孙霍自正老师审阅同意）

2023年11月2日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曾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机关工作二十余年，历任刑侦科长、刑警大队教导员、队长与政法委领导等。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当代武术名家，非遗武术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约2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