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15日上午，93岁的文物研究大家孙机先生辞世，有很多人撰文怀念先生，一时成为网上热点之一，因为他是这个时代比较稀缺的一类知识分子，颇有文物百科全书的味道，也有点传统知识分子的耿直与风骨，留下了诸如涵盖古代中国饮食、服饰、器用、交通、冶金、科技等方方面面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等文物佳作，并给青年学者诸多帮助或启迪。 我与孙先生曾共事十年，尽管专业方向不同，但工作上也多有交集，并多有受惠于先生之处，相信先生这些事迹也可嘉惠学林，因此写出。 198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时，部门里的年轻人还比较稀少，孙机先生和俞伟超先生正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文物分支的编撰工作，这一部分是文物本体的诠释，其实是该卷的大头，工作任务相当繁重，两位先生即让我业余协助襄理编辑诸事。当时俞伟超先生已经从考古部出去担任了馆长，公务非常繁忙，编辑工作更多由孙机先生主理，文物界的诸多名家都参与其事，担任作者。那时候的北京还没有膨胀到特别大，四环还没有开通，三环以外即有成片的农地，大家的交通主要靠骑自行车。单位已经装备了电话，但一般家庭还没有，包括那些著名的专家作者，因此稿件传递和意见沟通常常需要见面。孙机先生有几次带我到王世襄、朱家溍等先生府上取他们写好的词条，也曾单独派过我去传达编撰者之间的意见。记得在王世襄先生芳嘉园胡同的家里，先生夫妇二人偏居在小院子的西屋，屋内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老家具，有些还拆成木条木板，捆扎着叠放在另外的家具之上。屋里见不到沙发等现代家具，主宾坐在高低不齐风格各异的椅子凳子上交流意见，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先生还曾带我到白石桥新落成不久的国家图书馆去，手把手教我查阅书目，借阅图书，并告诉我图书分类，以及如果稿件有需要核对的内容，应该如何去查找相关资料，还向我展示他做的卡片，手绘的文物资料线图等。有一次从图书馆出来后天已较晚了，先生说这里离他家不远，就带我到他当时在车道沟的寓所，吃他夫人做的家常菜。这大概是我到京后第一次走进北京人的家。记得有一道菜是香椿炒鸡蛋，先生边给我夹菜边说：你看，我夫人是医生，非常注意卫生，这菜一定要炒的烂熟才行。我倒觉得香椿特别香，对于刚到北京、住在集体宿舍的外地学子，这种味道倍感亲切。 文物 博物馆（第一版的大百科全书是文物博物馆共设一卷）的大百科编纂任务完成后，因为兴趣与专业方向不同，我们各忙各的，后来我又出国访学、调动了工作，和先生的交往渐渐减少，但也常常有机会在一些会议或者其他场合见面、聊天，总有如沐春风之感。我记得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事情引起的话头，先生对我说：这做学问和做事情没有一帆风顺的，不应墨守一点，但要恪守一个主轴，绕一个圈子后，也许会有更全面、精彩的发现，这就是辩证法的螺旋式上升，就像事物总是螺旋式发展一样。这话我记了很久，并且觉得颇受启发。也许是天意巧合，30年后的2017年，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修编启动，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文物与博物馆各自独立成卷，我又被调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要从事文物卷的编撰工作。 记得在1999年盛夏，我已经到国家文物局工作了，中美关系正热络中，美国海关发现一个来自香港的集装箱装满了瓷器等貌似古董的货物，遂予扣押并遣返香港警方，港方要求大陆的文物专家前去鉴定真伪以便尽快结案，我有幸和孙先生以及故宫博物院的王莉英（二位均为当时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王老师还兼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组成专家组，随公安部的几位刑警一起赴港公干。当时孙先生已届七十，多日一起在南国的酷暑中奔波，却从未露过倦容。这次差旅，我和孙先生聊的比较多，也跟着两位先生学到很多文物鉴定知识。我当时从美国返国不久，对互联网和计算机很痴迷，极力向先生推荐电脑在写作和查找资料方面的好处，甚至还在香港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先生也听得津津有味。不过据我所知，先生直到去世，都一直喜欢自己当年坚持的摘记卡片、亲手写画的资料收集和写作习惯，所有的文章都仍然是在考古部当年一种特制的大张方格稿纸上一笔一画写出、誊清，才交给编辑出版。 我在中国文物报社工作时，先生曾经担任我们的《文物天地》杂志顾问，他经常骑自行车到杂志编辑部为编辑们释疑解惑，有时也会在稿件上留下自己一笔一划的手写意见。每当看着已经八十上下的先生麻利地偏腿上下笨重的二八式老式自行车，大家既担心又赞叹。 孙先生的文物研究在学界独树一帜。我觉得孙先生的学问总体上属于朴学一系。大家知道他大学之前即有很好的文史功底，并受过沈从文先生亲炙熏陶，已经对文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到北大专攻考古学，其间遭受不白之诬，被错划为右派，毕业时未予分配工作，留在系资料室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不过这也是难得的苦读的二十年，打下了极好的文献功夫的基础，还得到宿白先生的悉心指点，深得宿先生文献与文物结合研究历史文化的精髓。改革开放后他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既有机会看文献，也有机会接触文物，尤其是考古新发现的文物，简直是如鱼得水。文物形制图案分析与文献对照，常能做出新的发现，尤其是新出土文物的价值与意义，经他结合文献一解释，常有令人耳目一新或恍然大悟之感。先生工于绘事，善于做卡片，日积月累，对照检索，加上博闻强记，逻辑缜密，文笔斐然，写出的东西非常引人。他的文章一直以自己特有的蝇头小楷定稿，往往被观者视为楷模，很多编辑部和编辑都喜欢保留他的手稿。这样，先生不仅在传统的文物研究中每每推陈出新，而博物馆又为先生提供了一个超出书刊的理想的展示舞台和传播阵地，新发现与新观点不仅可以撰文著书发表，也可以用于展陈大纲甚至是说明标牌撰写，有时候，先生更是直接深入展厅，对着实物给有关领导和普通观众讲解导览，深入浅出地普及相关的文物知识。因此，愈到晚年，先生这种原本属于象牙塔的学问愈是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成为文物研究领域中的一方旗帜。 中国考古诞生已过百年并渐成大气，而文物研究是否可以独立成学仍在争议中，但是先生的文物研究综合考古、文献、考据于一体，功夫深邃，并兼顾朴学的修辞和义理，从小器物说出大道理。他的很多文与书中，国内外的新资料新观点尤其是文献典故常常信手拈来，既很学术，也颇大众化，因此而有别于传统的文物鉴赏和名物考辨，将文物放在历史大势、家国情怀中进行功能、价值与审美辨析，见物见人，别开风气，使人不能不坚信文物研究的确是专深并为社会所需要的一门学问。当然，我更觉得文物不仅有学，并应该上升为关涉面更广更深的文化遗产学，为民族复兴和人类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二人均有机会参与文物大百科编撰的时代原因，此不赘论。 孙先生高寿，直到去世前还笔耕不辍，并做了很多传帮带的工作，但是，如今其丰富学识与人俱去，我国文博界失去了一位博雅老人，这的确是文化遗产事业的一大损失。 （作者曹兵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二级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