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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是美籍学者林郁沁，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她曾凭借《施剑翘复仇案》一书，获得美国历史研究学会颁发的费正清奖。这本《美妆帝国蝴蝶派》是她的最新力作，围绕晚清民国时期著名文化企业家陈蝶仙的创业实践，讲述了中国民间工业独特的发展道路。  一、陈蝶仙的创业史 1879年，陈蝶仙出生在浙江钱塘一个传统的士绅家庭，打小接受了系统的古典文学教育。同时，身处在一个西学东渐的年代，陈碟仙还特别痴迷于学习各类科学知识，特别是化学。 1899年，不到20岁时，他就入股了一家买卖茶叶和竹子的经销商。同年，投身当时最新潮的新闻行业，和两个朋友共同创办了《大观报》。为了给自家报社供稿，他开始尝试创作长篇小说。1900年陈蝶仙在报纸上连载了长篇言情小说《泪珠缘》，在杭州风靡一时。  1901年，陈蝶仙创办了“萃利公司”，这是杭州第一家出售科学仪器的商店。随后又先后创办了一家平版印刷出版社，开了一家名为“饱目社”的公共图书馆。陈蝶仙的“饱目社”会定期把杭州的知识分子聚集到一起，阅读新式书籍，讨论学习心得，兴之所至，还会组织他们把玩考察一下“萃利公司”出售的新奇设备和装置，并尝试按照化学公式和配方做做实验。 青年陈蝶仙虽然野心勃勃做了很多生意，但由于各种原因，大都发展不顺。三十而立的陈蝶仙决定换个环境，去官场试一试。1909年至1913年，他曾先后在江浙两省的基层衙门任职，其间还做过海关税务司的秘书，但仕途始终不见起色。 1913年，他辞职“下海”，去上海谋生。得益于杭州时期在文学创作领域积累的名望，他初入上海不久，就受邀在《申报》连载小说，结果备受欢迎，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 此后几年中，他以此为根基，不断从各个方面扩张自己的文化事业版图。除了作家的身份，陈蝶仙还陆续以翻译家、出版家、媒体人的身份活跃于上海文化界，混得风生水起。 1918年，他用自己写小说、做编辑积累的本钱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家庭工业社”，开始进军实业。初期主要是生产牙粉和面霜。配方和制造技术，主要来自对国外同类产品的模仿和本土化调整。  随后的岁月中，他充分发挥自己能发明、会改良的特性，攻克了一个个生产难题，不断向日产品及化妆品的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到20世纪30年代时，他已经成功把小小的家庭工业社，发展成一家大型集团公司，生产五花八门的各类用品。 好酒也怕巷子深。陈蝶仙之所以能快速崛起为一代工业巨头，除了懂技术，还在于会营销，能把产品卖出去。早在近100年前，他就会通过精心设计品牌名和商标、在主流媒体打广告、邀请KOL进行产品测评、请电影明星代言等方式进行花式营销。 比如，他将自家的拳头产品牙粉，命名为“无敌”牌，其英文名则为BUTTERFLY，即蝴蝶。中英文命名为什么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这里是陈蝶仙玩了一个谐音梗，因为在上海方言中“无敌”与“蝴蝶”发音类似。将中文品牌名称为“无敌”，有助于更好利用当时国货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将其英文名取为“蝴蝶”，既能给人一种美丽且充满魅力的感觉，又和创始人陈蝶仙本人这个当时文化领域的大IP息息相关。“无敌”牌  牙粉的命名，将产品与民族情感及创始人形象的巧妙结合，极大地促进了品牌的传播。 再比如，为了打开海外华人市场，陈蝶仙敏锐地借鉴联合利华在中国的营销策略，邀请当时多位中国影星在新加坡流传最广的《总汇新报》上，轮番变着花样推广自家产品。适当的国货属性营销和电影明星的带货，成功帮助家庭工业社打开了东南亚市场，走上了全球化之路。 到20世纪30年代，家庭工业社已经成长为中国第二大的化妆品和日用品制造商，产品远销东南亚。但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本人轰炸了陈蝶仙在上海的工厂，他先是被迫把公司迁往汉口，然后是更加遥远的四川和云南。 1938年，60岁的陈蝶仙回到上海。当时上海仍被日本人占领着，但他还是决定回来和生病的妻子在一起。两年后，陈蝶仙溘然长逝，但家庭工业社却从战争中挺了过来。抗战胜利后它重新迁回上海，并在1949年后焕发新生。 1956年，家庭工业社在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变成了和政府合办的公私合营企业，彻底隐入尘烟。 二、陈蝶仙创业史的深远意义 首先，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中国是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 一直以来，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因为内乱频发和西方列强入侵，工业化发展停滞不前，是“现代化”道路上的迟到者。林郁沁则认为，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由政府资助或引导的大型企业的发展，但忽略了对同期民间力量的考查。本书通过对陈蝶仙的深入研究，补上了这一视角。让我们看到，当时即便政治衰败、内外交困，民间依旧有形形色色的民间工业活动在持续开展，并在某些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传统世界史学者一直将西方视作工业化的源头，而本书则修正了这种叙述。在林郁沁看来，工业知识是一种全球流通的知识，并不专属于某个国家或地区，它在通过不同的节点传播扩散时，总会经历各种本地化的改造，而那些改造后新增的工业知识，同样会汇入全球化的工业知识网络继续传播，所以工业化没有真正的源头。如陈蝶仙一般，积极参与工业知识传播和改造的中间人，不仅仅是科学知识在地化的推动者，更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共同建构者。 其次，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为何能在21世纪快速崛起。  本书最后，林郁沁简单对比了民间工业主义与改革开放以来帮助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山寨”制造业。当然，这里的“山寨”并不是指单纯的仿制或抄袭，而是指企业基于本地化市场需求的一种模仿式创新。她认为，当代中国的“山寨”文化间接承袭了民间工业主义的思想资源。因为两者都是在中国进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时刻，民间自发涌现的。 民国时代，国家战乱不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尽管处于如此动荡的环境中，陈蝶仙等民间工业家依然展现出了非凡的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他们借助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便利，积极吸收来自全球的各类知识，进行本土化创新，生产制造各类物美价廉的“国货”，很快在相关领域站稳脚跟。 而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的民间工业家同样走上了陈蝶仙们当年走过的道路，从学习，到模仿，再到改良，用物美价廉的“国货”逐渐占领市场。不过，与当年不同的是，政府会积极利用各种政策条件，积极引导、助推民间工业高质量发展。事实上，当前许多在21世纪初崭露头角的以“山寨”产品起家的公司，都已经先后完成了从模仿到创新的跃迁，变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把20世纪早期的中国民间工业主义和21世纪的“山寨”文化联系起来，并不是要在两者之间划一条连续的因果线。而是通过将这种实践追溯到更早阶段，提醒当代观察者：策略性的模仿、技术知识的“开源”、拼接和渐进式的改良等很多中国企业的当代实践，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后发国家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林郁沁希望更多人认识到这一点后，能更加客观地评价“山寨”的意义和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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