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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百年，风云际会，尽在其中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了解的春秋史 
【春秋风云】第 53 篇文章 在古代中国，商人的地位普遍较低，这要追溯到周朝，周人以农为本，建立了金字塔级的等级制度，商人与工匠只属于官吏，所谓“工商食官”，而且，他们都不是自由人的身份，而是奴隶。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官工官贾。
官工官贾在官府的指导下工作，非但没有人身自由，连经营自由都没有。他们服务的对象也不是大众，而是贵族。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他们被安排住在一块，与其他人都不能接触，这是周文王时期就立下来的规矩“士大夫不杂于工商”。春秋时期，原先的种地的奴隶变成了农奴，获得了部分解放，但官工官贾们依然隶属于官府，身上依然被贴上了“奴隶”的身份。管仲的改革是温和的，因此也不大可能会和当时的主流观念相去甚远。他制鄙（农村）为五属，制国为二十一乡。在国中的二十一乡里，士之乡为十五，工商之乡为六，将士农工商分别设官管理。以一户一人计算，当时的齐国大约有职业军人三万人，职业的工商人为一万两千人。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除了官工官贾之外，管仲也并没有对私工私商区别对待，而是将他们集中到了一起，让他们世代相传，不得随意迁徙，更不能与士大夫混居。不过，管仲的划分更为细致，他根据人们的职业而将他们划归到一起，而不是根据他们的身份与地位。他强调的是职业的不同而非阶级的不同，对于农工商三种人的歧视有所减轻。原先的官工官贾是奴隶的身份，如今与平民的私工私商居住在一起，客观上消除了奴隶身份。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了“士农工商”四层分化管理的人，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管仲对这四类职业并没有歧视之意，也没有说这四类职业中，前者就比后者尊贵与高级。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都是“国之石民”，前后并没有尊卑之分。古人对商人的看法，实际上也并非一层不变的。在远古时期，在周以前，商人并不会被轻视，反而人们还乐于经商。商朝人善于经商和从事手工业制造，然而周人的气质与商人的气质完全不同，轻商是从周人才开始的。管仲生活的年代是从西周延续下来的，因此当时的大环境还是轻商。他的这个做法无疑是从一定程度上把商人的地位往上抬了抬，放在了与“士农”平起平坐的地位。（此前的郑武公就重视商人）当我们理解了这点之后，就很容易理解他的那些经济改革政策。我们所熟知的重农抑商的观念，是战国时期的改革家商鞅系统提出来的，并一直延续了下来。东周初年，由于周天子式微，加上社会的演变，奴隶制逐渐崩溃，封建领主制逐渐成型，自周以来严格的等级限制被逐步破坏，士农工商已经出现了混居的场面，许多人开始见异思迁，不再满足于之前的身份与职业。在农村，出现了大量“民迁”的现象，很多获得了部分解放的农奴逃跑，涌入了城市，造成了很多农业劳动人口不足的情况。流亡者来到大城市，很多都变成了商人，商人的数量一时之间猛增，不仅加重了城市粮食供应的负担，还让市场越来越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管仲出手，将四种职业进行了划分，让他们分别居住在自己的地方。四名分业定居在今天看来好像是明显剥夺了人民从业的自由与选择的自由，但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来讲，这样做明显利大于弊。首先，一个同类职业居住的群体，方便彼此之间交流经验，以及将经验传递给后一代。当时没有诸如蓝翔技术学院的机构，人们学习的对象很有限，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身边。父亲是一个木匠，那么儿子大概率以后会成为一名木匠。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人们逐渐将自己的专业变为世业，可以大大降低社会的运行成本，社会也会变得愈加稳定。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工商是不需要服兵役的，当时还处于贵族社会，打仗当兵是贵族的事，是属于“士”这个阶层的专属，而工商阶层的人，安心做好自己的手头事就好。管仲这么做的目的可以简单概括成四个字“使民不移”，如此，社会才会稳定，只有在稳定的情况下，齐国才有稳固的立足之地。可以说，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也是管仲经济学思想能够贯彻落实的基础保障。每个在齐国的人都会被编户登册，定期检查，不让规定的居住区以外的人经营工商业，也不让编户以外的别的人进入工商之乡当工商。尽管管仲早年经过商，但当他当政之后，他的立场也就变了。他认为，市场上的主要商品还是得由国家专卖，商业人员主要使用隶属于官府的官贾即可。至于那些私商，在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管仲对此的态度也是温和的，他并没有一刀切，而是承认了他们的存在，实际上也是承认一种既定事实，使他们作为官商的补充，但只是根据需要加以利用，其人数不必也不应占得很多。毋宁说，管仲所有的改革思想，都是从宏观出发，政府并不会过分参与其中，与民争利，而是作为一个管理者，让市场秩序在制度的安排下自由运转，颇有一丝自由主义之风。当然，这种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自由，国家与其说是参与者，不如说是调控者，在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出手稍微拨一拨，而后让其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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