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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第六”两个字中间下面的是我的父亲、前排左起第四位是母亲
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父亲病重的时候，组织上刚刚给我调整完工作，新到一个岗位，千头万绪，没顾得上去医院陪他，甚至在父亲去世后，也没顾得上悲伤。每天忙忙碌碌，整整忙了这一年。这一年里，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父亲的照片，黯然流泪。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遗物时，弟弟说，把这些老照片放你那里吧。这应该是父亲的第一张照片——承德县清河完小第六班毕业合影，1958年6月15日。父亲出生于1938年农历六月十五，完小毕业那一年，父亲已经20岁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高考，那一届大学生经常说他们班里的同学年纪差异最大，从十五六到三十岁，那是国家高考政策调整导致的结果。我的父母亲读书的时候，同班同学相差也在十多岁以上，那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开办的学校面对生源年龄参差不齐。完小的全称是“完全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部分，初小四年，一般都在村里，高小两年，要去离家二十几多里的公社去读。现在看来，父亲的完小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毕业。父严母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父亲这一生在儿女面前一直是板着面孔，从来不说他自己小时候的事。我们所知道的事情，都是听母亲零零碎碎地讲述，或者是在大人们聊天时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我的老家清河口，在长城的北面，距离喜峰口长城二十几里，现在归宽城县，父亲出生的时候，是伪满承德县。1940年1月，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后，李运昌领导的抗日联军越过长城，建立抗日根据地。1941年秋冬之际，冀东区党委派出的周治国“青平工作团”就在这里组建了区、村政权，从塌山到瀑河口再到喜峰口，为二区。我们村与著名的红色根据地王厂沟只一山之隔，沿瀑河上行，也不过二十几里路，村里有很多人家都是李运昌司令员的堡垒户，这也是日伪为何要把这里百姓斩草除根的原因之一。1941年9月，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制定《西南地区肃正实施纲要》，在热河全省实施集家并村，建设集团部落。第二年9月，从承德县满杖子据点儿过来一队日伪军，从尖宝山开始，一路烧杀，烧光了整个清河川、瀑河川所有百姓的房屋，从乾隆年间迁移过来的辛辛苦苦积攒了几代人的家业被毁得干干净净。鬼子走了，乡亲们从山上回来，在残垣断壁中搭起了窝棚，苦度时光。接下来，鬼子又来了，乡亲们就躲去山上，鬼子走了，再回来种地。 1944年3月21日总编号为“第三二六七号”的《热河新报》，上面有一份日本侵略者实行集家并村的布告。为彻底隔断八路军与百姓的联系，1943年的7月和9月，日伪军出动一千多人，连着两次大扫荡，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制造了多起惨案。等躲到山上的乡亲们回来时，发现临时搭建的窝棚、庄稼、碾道、水井都被毁掉。劫后余生，数点家人们时，全村660口人被杀70多人。日伪军临走时贴出布告，11月末之前，这里的人必须搬到部落里面去，此地已经是实施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的“三光政策”的无人区。那次大扫荡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太深，五十多年前，还没有修建水库搬迁，村里（大队）经常开忆苦思甜大会。我那个时候还小，就曾无数次听见乡亲们讲述那次逃难的历史，看他们展示身上鬼子刺刀留下的伤疤。
十几年前，几位族人要写族谱，拿初稿给我看。在记录这段惨痛历史时，有过这样的表述：几户人家的十几个人躲进一个山洞里，惊恐地听着越来越近的枪声，为防止孩儿啼哭被鬼子发现，杨茂森妻把吃奶的孩子紧紧地捂在怀里，等扫荡的鬼子走了过去，才发现襁褓中的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 ...这是发生在我家的事，杨茂森是我的爷爷。因为有所忌讳，几十年来，家里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包括我那个为共产党当交通员被日伪杀害的姑姑的一家，也是父亲晚年才和我们提起。那场战争，很多平民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官方文献中多是一些简略的数字，随着当事的老人们陆陆续续地去世，这一切都会被淹没在无声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们，永远也体会不到战争给平民带来的痛苦。这一年，父亲5岁。童年时期恐怖的记忆，应该会影响他的一生。接连两次的大扫荡，给村里造成惨重的损失。面对残酷的形势，再按原来的方式“猫山”抗拒敌伪，损失会更大。区、村干部改变原来的想法，提出“要教育群众，有亲投亲，有友投友，没亲没友随大帮走”的做法，按照布告要求，被迫搬到人圈里面去。
爷爷奶奶带着一家人，坐上了去蓝旗地的木船，投靠爷爷的姐姐家。从此，开始了一家人的漂泊生活。先是从蓝旗地，再到化皮溜子的任杖子，又到承德县的大郭杖子、小郭杖子，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劫后余生的一家人衣衫褴褛地回到了清河口。这一年，父亲8岁，如果是现在，该是二三年级的小学生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但老区的生活非常艰难。“集家”回来，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爷爷带领几个年长的儿子搭屋、种地，而8岁的父亲则开始放牛。
母亲后来经常说起父亲放牛的事:寒冬腊月去放牛，连双鞋也没有，牛拉屎了，都要把脚伸进去，能稍微地暖和一下... ...三九寒天，滦河岸边冷风刺骨，一个衣衫单薄的光脚少年在放牛... ...，现在想起来，也还心疼我的父亲。
从春到夏，年复一年，能想象的出来，我的父亲是多么不愿意再去放牛了，不知道他做了多少的努力、央求，一直到1952年，爷爷奶奶答应让他去读书了。此时，他已经14岁了。直到现在，我每次看到那些不努力学习的孩子时，都会想到高玉宝那声嘶力竭地呼喊：我要读书！
孩子们不知道，现在他们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上学读书，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有多难，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才能得到。而对于父亲来说，除了地处偏远、家庭贫困读不起书，更重要的是，当时，没有学校可以去读书。
查《承德县志》，1949年2月，人民政府接管学校后，成立完小4所，小学316所，7月，因为灾荒严重，停办小学25所。直到1953年，按照“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办学方针，经调整有完小61所，小学258所，学童26097名。
没有找到父亲在村里读书的“初小”的记载。到了我在村里读小学的时候，学校是一个地主家的商户改成的小院，一排四间正房，隔作两间教室，一间西厢房分为大小两间，小间是老师办公室，稍大一间是一年级的教室，我就是在那里上完了小学一年级。这里变成学校之前，是供销社。父亲是不是也是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就不知道了。父亲毕业的完小，应该是以清河公社为主，辐射周边的化皮溜子、现在兴隆县的孙杖子等地的一所稀有的学校，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应该是1953年学校调整后的第一届学生，所以，学生们年龄差异很大，来自周边的各个沟沟岔岔。在当时，在那个偏僻的山区，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高等学府”了。父亲完小毕业以后，又考上了孙杖子初中，初中两年毕业后，去兴隆县的车河铺供销社上班，后来又回家务农，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感谢我的父亲母亲，修建水库移民搬迁后，在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在很多同龄孩子都辍学的情况下，还依然咬紧牙关，供我和弟弟读书，鼓励我们努力读书，走出大山，追求美好的生活。现在想来，这一切都应该和他们年轻时艰苦的读书经历有关。
人一出生，有很多无法选择，包括家庭是穷是富、是偏僻的山村还是闹市长安。是父母告诉我们，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身处何地，你都可以选择努力学习，学习能够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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