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初年，朱元璋老家凤阳暴乱，地方官员克扣修筑凤阳城民工的粮饷，以至于民不聊生，公然造反。朱元璋问造反的头目黄刚说，为何不告官？黄刚回答了九个字：“你造反时为何不告官？” 有人说，朱元璋这是掉进了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这个词这两天屡屡见诸媒体，但实际上这个词完全是在粉饰，目的是把公权力包装成跌入陷阱的受害者形象。因为历史上只有塔西佗的警告，从未有过塔西佗的陷阱。塔西佗在《历史》一书中警告说，皇帝一旦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无论他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句话就是所谓的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出生于公元56年，是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演说家，他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的精彩论断。塔西佗生活的时代，罗马才从共和国变成了罗马帝国。自由共和的思想消灭不久，君王专制的权术刚刚萌芽。这也让塔西佗产生了两股矛盾的思想。正面的塔西佗捍卫自由，缅怀共和。他说，专制的邪恶在于使一批人卑躬屈节地讨好他，又是另一批人咬牙切齿地痛恨他。虽然他们看上去相互对立，但逢迎谄媚或憎恨敌意都不是自由的产物，都是真实历史的障碍。而反面的塔西佗却不反对君主，他说，对于陷入混乱的国家来说，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由一个人来全权统治。 虽然正面的塔西佗更讨人喜欢，但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就会发现，反面的塔西佗才更具有现实和政治意义。塔西佗的一生经历了13位罗马皇帝，很多敢言的政治人士被皇帝屠戮。塔西陀善于伪装并保持沉默，才得以成为幸存者，他可能内心存有愧疚感，所以为自己辩驳说，一个人生活在乱世之中，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虽然内心痛苦，厌恶现实，但明智之事不值得以身犯险，以卵击石。这也是塔西陀的又一个矛盾之处。塔西佗在开导民众谨慎小心生活的同时，也在开导皇帝如何维持专制。塔西佗总结了九大专制权术。  第一，要善于伪装和欺骗。第二，要想方设法破坏法治，要以人治代替法治。第三，要善于培养国民的奴性。第四，要善于利用人的欲望和贪念。第五，要敢于运用武力。第六，要为民众提供他们需要的政治强人和神圣领袖。第七，要让每个人都按权力制定的脚本扮演办好指定的角色。第八，要让所有人都学会谄媚奉承，娴熟的运用虚伪的公共语言。最绝的是第九点，也就是放任腐败，这当然不是对所有人，而是针对自己人。这个手断可以收买死党，同时又牢牢地抓住他们的小辫子，允许他们腐败，可以收获他们的忠心，他们因此可以越来越富有，但如果怀疑他们不忠，就可以指控他们腐败，轻轻松松把他们铲除。这与北周名臣苏绰用贪官杀贪官的治国之术不谋而合，也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有异曲同工之妙。1559年，教皇颁布禁书令，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赫然在榜，塔西佗的著作却逃过一劫。所以有人评价写出《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是公开的塔西佗，塔西佗则被称为隐藏的马基亚维利。不过，如果以为塔西佗是专制统治的帮凶，那就大错特错。塔西佗的著作把专制权术揭露的一清二楚，其实恰恰体现了他对专制统治的憎恶。塔西佗对罗马皇帝的专制和腐败深恶痛绝，他认为专制之所以罪恶，就在于权力没有制衡，无限膨胀，专制在乎的只是如何维护统治的权利，即使从精神上摧毁整个民族也在所不惜。  在18世纪，世界是一个绝对君主制的时代，在欧洲有路易14，在东方有乾隆，他们都将绝对君主制发扬光大，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彼时，绝对君主制不存在好或不好、对或不对的问题，而是民众别无选择。从此之后，塔西佗的思想开始在西方社会大放异彩，有人把他当做学习权术的盛典，有人视他为批判专制的著作。对《君主论》爱不释手的拿破仑却对塔西佗非常厌恶：“不要对我提那个写小册子的人，他是在诋毁和中伤皇帝。”只是因为拿破仑看懂了塔西佗的警告，那些取得皇帝大权的人，即使是正直之人，世界也差不多要被搞得天翻地覆。罪恶的体制必然会让人性之恶无限膨胀，当权者的人性缺失则更会加剧国家的动荡变化。祸害的不只是他一个人，更是天下无辜的黎民百姓。 人类堕落最致命的原因是人性中的权利欲，不受限制的权力是万恶之源。皇帝一旦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无论他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只需要一根导火索，百姓与皇帝之间岌岌可危的信任关系便会瞬间土崩瓦解。这就是史书上常见的皇权脆断。但这只是结果，只是塔西佗的警告，而不是为他们布置的陷阱。塔西佗这些包含着政治常识的警告还在昭示我们，无论是制度之恶还是奸佞之恶，都可以追溯到人性的根源，因为人性在过去的2000年从未改变。资料来源《君主论》 《塔西佗编年史》 谢谢点赞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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