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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司法自救才能走出“塔西佗陷阱”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日前在全国法院大法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专题研讨班上说:“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 其实，比沈院长口中的“极其可怕”还要可怕的，是明明司法公信不再，司法权威难立，身陷其中的司法官员却仍然以 “主流是好的”或“形势一片大好”来欺人和自欺。 司法公信的流失与司法权威的日趋没落是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民事执行率仍在低位徘徊，法律“白条”前清后积，屡清不止；不但证人几乎不出庭，除刑事诉讼之外，被告也常常在庭审中缺席；另一方面，社会对一些有影响的司法个案已然形成了必有腐败的“刻板印象”，舆论对已生效或未生效的法律文书的第一反应总是满腹的质疑。在司法之外，访民们拥挤在上访之路上，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寻求司法公正，但他们却又舍弃了司法。 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曾认识到: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都会被人民责难。中国的司法机关在今天也跌入到了这个“塔西佗陷阱”之中。一些司法机关因为长期以来存在着司法腐败、司法专横、司法不透明和种种司法潜规则等不能让公众认同或满意的地方，“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的发生，均与此紧密相关。虽然在这两起事件中，李树芬和涂远高的死最终仍确认为自杀，但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群众仍然自今“不明真相”，这其中的公权傲慢以及聚沙成塔的底层民怨，公权力理应好好反思。 诸多司法生态表明，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源于公权力的不公开、不公正。只是，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公众寄予了更多公正期盼的国家机器，司法机关也由此成为民怨最终的渲泄地。如在邓玉娇案中，巴东县政府曾如临大敌，长江轮船停止停靠，外地人要检查身份证，宾馆宣布客满恕不接待，记者被不明身份的人围困和殴打。邓玉娇家乡野三关镇电视和网络信号因为“防雷击”而中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网民对邓案最终能否受到法院的公正裁判表达了深深的担忧。社会公众也透过各种形式的组织力量和舆论力量对巴东法院施加无形压力，以期推动民意所认同的“公正”能够到来。 司法公信流失，司法权威难立，是在断裂型社会逐渐清晰的当下发生的。它既有法院自身的原因，如司法腐败、司法专横、司法神秘主义等等，也有来自司法体制的因素，如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司法政治化等等。正是因为这种种因素的纠结，使得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对司法公正的失望感，以及对社会公正的缺乏信心，成了网民的“刻版印象”。这些认知和情绪于林林总总的网络表达中一再被网民自我验证，又在公众之间相互激励、轮番放大。 重建司法公信与司法权威，正视当前的信任危机是第一位的，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在保障法官独立行使职权的同时广开司法之门真诚接受社会监督和公众监督是第二位的。司法公信建立在“公正”和“信服”的基础之上，无公正即无公信。在法律公正和客观公正并非完全一致的现实面前，司法者还需要具备说服公众的技巧与耐心。坐视公信流失，民怨积聚而不闻不问，漠然置之，只能让司法在“塔西佗陷阱”中越陷越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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