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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吧!鹤——中国传统鹤意象艺术展

 弘雅书房 2024-03-22 发布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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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古以来,鹤的形象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在新石器时代,远古人类便已在陶器上描绘出鹤的形象,将其视为祥瑞和神祇的象征。鹤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逐渐凸显,被赋予了长寿、吉祥、高雅等美好寓意。

鹤的翩翩身姿,以其优雅而高贵的姿态,在艺术领域中独树一帜。从古至今,鹤的形象在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中均有广泛运用,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鹤的飞舞,象征着自由与超脱,成为了许多文人墨客追求的理想境界。

在中国古代诗词中,鹤的形象更是被赋予了丰富的情感色彩。诗人们常常借鹤抒发自己的情感,以表达对生命、自然和宇宙的深刻感悟。鹤成为了他们抒发情感、寄托理想的媒介,同时也为后世读者提供了理解和感悟古代文化的重要窗口。

本次展览旨在通过绘画与纹样,全面介绍鹤形象的发展历程,进而展现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展览将呈现从远古时期至现代的各种鹤形象的艺术作品,涵盖陶器、骨器、绘画、雕塑等多种形式。观众可通过这些作品,深入了解鹤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与发展,感受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

第一章

鹤鸣九皋

全球现存的鹤科动物共计涵盖4属15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境内即有2属9种,占据了世界鹤类总数的一大半,无疑成为了当前全球鹤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追溯历史,原始的鹤类动物起源于新生代的第三纪始新世,比人类的出现早了整整6千万年。这意味着,自人类祖先诞生以来,这些优雅而温顺的鹤类便一直与人类相伴。

贾湖骨笛

长23.6厘米

新石器时代

根据考古资料,早在新石器时代,鹤就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之中。此次在贾湖遗址发现的鹤骨骨笛,其年代可追溯至距今七千五百年至九千年,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鹤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

高47cm,口径32.7cm,底径19.5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新石器时代

在新石器早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陶画中,亦呈现了一幅鹤啄鱼与斧头的图像。此器物作为葬具,用以彰显葬者的统治权威。据推测,鹤啄鱼的图案象征着以鹤为图腾的部落战胜了以鱼为图腾的部落。为了纪念这场胜利,并为新融合的部落提供一个统一的图腾,鹤啄鱼的图案应运而生。

莲鹤方壶

高122厘米,宽54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春秋时期

在商代时期,商人惯用猛兽纹饰装饰青铜器,以展示其统治的威严与震慑力。相较之下,鹤的形象因其缺乏这种震慑力而在商代极为罕见。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仅在妇好墓中出土了一枚鹤形玉佩。进入周代,礼制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鹤那自由、优雅的形态并不符合统治者的审美标准。

然而,至春秋时期,周天子的统治实际上已经式微,各国纷纷寻求变法以壮大自身势力,这一时期也因而呈现出相对开放的社会氛围。人们的审美观念随之发生转变,巫神色彩逐渐淡化,人文气息愈发浓厚。器物的造型和图饰也摒弃了殷商时期的神秘怪异,逐渐趋向于写实、平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在此背景下,莲鹤方壶应运而生,成为了这一新时代审美转变的杰出代表之一。

郑国之瑰宝——莲鹤方壶,深受中原与楚地双重文化影响。其双层镂雕莲盖顶设计独特,盛开的莲花花瓣与展翅欲飞、引颈高亢的仙鹤相互映衬,轻盈灵动。

自古以来,莲花在祭祀仪式中扮演着神圣的角色,巫女通过头戴荷花的方式与天地沟通。壶中鹤舞于莲心,展现和谐之美,寓意深远。

宴乐渔猎攻战纹图壶

高31.6厘米,口径10.9厘米,腹颈21.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古人已经开始人工养鹤。“好鹤失国”的典故便是描述卫懿公因好鹤而玩物丧志,最终落得国破家亡的结局。鹤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贵族豢养的宠物,使得在许多描述贵族生活场景的纹饰中常常能够看到鹤的身影。

战国时期的宴乐渔猪攻战纹壶,记录了奴隶主们宴饮射猎的悠闲生活与奴隶们捕鱼狩猎、战场拼搏的艰辛。壶身图案分三层布局,上层画面展示了奴隶们为主人采桑射猎的辛勤劳作;中层则展露了奴隶主们富贵荣华的生活场景,他们举杯畅饮,尽享人间欢乐,而台下乐师舞女为他们献上精彩表演;下层的画面则描绘了水陆攻战的宏大场面,奴隶们为了保卫家园,与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而在画面第二层中,一只长颈弯曲、目光如炬的鹤优雅地站立在奴隶主宴乐的台下。这只鹤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当时贵族对鹤的钟爱,更进一步印证了鹤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帛画人物御龙图

横38cm 纵37.5cm

湖南省博物馆藏

战国中期

战国中期,鹤与四灵一样开始作为引导死者灵魂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使者。《人物御龙图》可以视为新石器时代“鹤啄鱼图”的翻版,只不过水性生物转化为了龙,而画中的鱼只是为了交代环境的符号。

在龙舟的尾部有一只鹤,有一种说法是鹤象征着长寿,可是这是用来引魂升天的帛画,何来长寿一说。笔者认为古人有养鹤的爱好,且有乘鹤成仙的神话传说,故而这里的鹤更多是引魂升仙之意。

秦青铜鹤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秦代

这种信仰起源于古老的“鹤”崇拜,并在战国时期随着方仙道的盛行而得以发展,其中“鹤”信仰与求仙活动相互融合。在此背景下,鹤的形象开始在墓葬中大量出现。

这件青铜鹤是从秦皇陵中发掘出的文物,其形态展示了鹤在水中觅食虫虾后,尖喙刚刚离开水面的瞬间姿态。尽管秦皇追求长生不老之事广为人知,但此件作品与长生并无直接关联,而是单纯地以青铜塑造鹤的形态。这种表达方式旨在暗示其所描绘的场景为宫廷苑囿。

此种情况也可说明,在战国乃至秦代,鹤既可视为贵族生活场景的一部分,也可代表秋长生、求仙的意愿。

马王堆一号汉墓T型帛画

通长205厘米,顶端宽92厘米,末端宽47.7厘米

四川博物院藏

汉代

至汉代,黄老之风更为昌盛,故而在汉代墓葬文化中,鹤更加偏向于仙人、求仙的寓味。在这幅藏于四川博物馆的马王堆一号汉墓T型帛画中,便有五只仙鹤在女娲的身旁。

由于刘邦自诩为赤帝之子并据此发动起义,女娲与伏羲的形象在汉代备受推崇,极为流行。在这幅绘画作品中,女娲身处之地象征着仙界,仙界之中有多只仙鹤环绕其旁,齐鸣之声宛如唱诗班。此外,这幅帛画中还出现了龙的形象,甚至有交龙图案。这些龙与仙鹤一样,都被视为仙人的坐骑,寓意着引领灵魂升仙的神秘生灵。

第二章

晴空一鹤

在汉代,社会对于自先秦以来的魂魄观念、神仙信仰、阴阳学说以及天人感应等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整合与创新。在这一进程中,鹤被赋予了祥瑞的象征意义,成为了连接天上仙界的象征。随着东汉末年道教的逐渐兴起,鹤的形象在人们的信仰中进一步被神话化。

至唐代,道教中关于鹤化仙的说法已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此外,唐宋时期的经济繁荣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养鹤成为可能。不仅在因此,鹤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诗词、绘画、工艺和民俗等各个领域均有广泛出现,其象征意义也在传统文化、哲学理念和审美心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变得更为丰富和多元。

同时,中国花鸟画在唐代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随着道教的更为普及,唐中晚期鹤的形象发生了从天界神物降到凡间的变化,象征着把福运带给人们。鹤的图像也从墓室壁画中转移到了花鸟画中,成为绘画的一大热门主题。

簪花仕女图

周昉

横180cm 纵46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唐代

这种降级在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极为明显,例如仕女头上所佩戴的荷花,在原始时期,巫师通常以荷叶为衣,荷花为头饰,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与天地之间的神灵沟通。而在《簪花仕女图》中,荷花只是作为头饰而已。同样,鹤也是如此。

画中鹤闲庭信步于仕女周围,双翅微展,双喙稍开,造型比例准确,形象生动,体现了当时花鸟画的发展水平。然而,图中鹤的羽毛描绘略显单薄,缺乏层次感,翅膀上仅覆盖三四层羽毛,与鹤的生长规律不符。同时,翅稍的黑色羽毛描绘较为随意,尾羽结构也未能精准展现。尽管如此,考虑到这是花鸟画发展初期的作品,且仅作为人物画中的配景,其艺术价值已相当可观。

瑞鹤图

赵佶

横138.2cm 纵51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北宋

五代时期,花鸟画艺术已达到较高的成熟度,画家黄筌在其中尤以画鹤闻名。身为宫廷画家,黄筌的作品多展现珍禽瑞鸟与奇花怪石,其中鹤成为其重要的创作元素。据《益州名画录》记载,黄筌曾奉旨于皇宫偏殿绘制鹤图,图中六只鹤姿态各异,栩栩如生,甚至引来真实鹤群聚集,该偏殿因此得名“六鹤殿”。

至北宋,徽宗亦临摹过黄筌的“六鹤图”,取名《六鹤图册》。图册六开,取鹤警露、啄苔、理毛、振羽、唳天、翘足之态。而此幅《瑞鹤图》应该就是在“六鹤殿”的典故之上创作的。

独鹤图页

赵佶

横33cm 纵3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

在徽宗的花鸟画创作中,鹤题材相较于其他花鸟题材在数量而言还是略胜一筹。联想到北宋时期的政治格局,便不难发现徽宗如此钟爱“鹤”的缘故,大概与北宋后期的造神运动差不多,都寄希望于所谓的“祥瑞”能给这个孱弱的国家带来一丝转机。

高士携鹤图

马远

横25cm,纵26.5cm

南宋

尽管历史并未给予徽宗这样的机遇,鹤的形象在南宋时期依然进一步失去了其崇高的地位。南宋小品山水画中,频繁出现“高士”与“鹤”的题材,这既是一种文化传承,也是时代变迁的见证。北宋文人的“中隐”情怀,与北宋的朝局一样,在外来入侵者的冲击下破碎不堪。

因此,南宋文人再次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在马远的《高士携鹤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士的鹤虽然身形瘦削,但却充满了野性之美。鹤行走在高士前方,似乎在为其引路,同时还不时回望,以确保高士能够紧跟其后。很明显,这里的“鹤”并非他人,就是高士自身的本心。

观音 猿 鹤 图轴

牧溪

横98.8 cm,纵172.4cm

南宋

《观音、猿、鹤图》乃南宋牧溪禅僧之精品,其中鹤之姿采黄筌六鹤图中“警露”之意蕴。据晋周处所著《风土记》所述,“警露”描绘八月白露降临时,露珠滴于草上,声声有韵,鹤因之警觉高鸣,更换栖息地以防潜在之害。图中鹤之姿态,引用黄筌六鹤图中“警露”之意象,使画面更显生动且诗意盎然。鹤之优雅身姿与飘逸羽毛,与观音之慈祥面容、猿之灵动神态相互辉映,构成一幅和谐且富含哲理之画面。

此画中之鹤,不仅为自然界之一员,亦为传统文化之象征。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长寿、吉祥与清高。鹤之“警露”意象,则蕴含人们对生活之警觉与智慧。正如鹤因露珠滴落而警觉高鸣,人们在生活中亦应时刻保持警觉,预防潜在之危险,以确保自身之安全与幸福。

此外,《观音、猿、鹤图》亦体现禅宗之修行理念。观音为慈悲与智慧之象征,猿为灵动与机智之代表,鹤则代表警觉与超脱。此三者相结合,传达禅宗修行者应具备之品质:慈悲、智慧、机警与超脱。

松溪载鹤图

柯九思

横74cm 纵145cm

元代

在唐宋年间,鹤作为一种珍禽,深受人们的喜爱。它不仅象征着吉祥与美好,更承载了人们对于修道成仙的向往。在那个时代,鹤的形象被赋予了丰富的宗教意义,且其飘逸脱俗的特质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鹤的描绘在唐宋艺术中层出不穷,其文化内涵随着艺术表现形式的演变而深入人心,成为了一种经典象征。

到了元代,鹤的神话色彩和隐逸意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它不仅是神仙的坐骑,更成为了文人墨客心中理想的象征。鹤的长寿、吉祥和纯洁等特质,使得它在元代的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成为了艺术家们表达情感、追求理想的重要媒介。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松溪送鹤图式”。这种图式在元代极为流行,许多画家都曾以此为题进行创作。这些作品大多借用了鹤的长寿和吉祥之意,通过绘画来祝福友人长寿。同时,松溪也象征着林泉之志,与元代文人高洁的品质相契合。

黄鹤楼图册页

夏永

横26.7ccm,纵20.6cm

大都会博物馆藏

元代

元代为异族统治之下,文人墨客承袭了南宋遗民的隐逸传统。他们一方面推崇复古,意在弘扬汉族文化的正统。因此,当时涌现出大量以典故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另一方面,他们亦注重隐逸情怀的抒发,这也是元代山水画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夏永的《黄鹤楼图册》巧妙地将复古与隐逸融为一体。黄鹤楼位于武汉市蛇山之巅,紧邻长江,传说此地原为辛氏所开酒店。有道士为答谢辛氏千杯之恩,在壁上画鹤,声称此鹤能起舞助兴。自此,酒店生意兴隆。十年后,道士重访此地,吹奏仙笛,跨鹤飞升。辛氏为纪念这位仙人,于原址建楼,名为“黄鹤楼”。

画中描绘的仙人踏鹤飞升的场景,既与黄鹤楼的传说相呼应,又体现了元代文人追求仙道、超脱尘世的情怀。

仙山楼阁图卷

陈汝言

横98cm,纵33.5cm

元代

陈汝言的《仙山楼阁图卷》以直观的方式展现了他的隐逸之志。画卷一开篇,便呈现出草堂殿宇图示,这无疑揭示了画家的隐逸情怀。画面的中心位置,精心描绘了一位高士,他身披长袍,似乎年事已高,虽面带病态,却流露出一种慵懒而自在的姿态,正在观赏着鹤的舞蹈。在这位高士的左下方,有一位侍从,他与鹤共舞,形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随后,画面转向山峦之间,一位身着朱衣的仙人乘鹤而来。

此画创作于洪武四年之前,其中朱衣仙人的形象似乎有所指代。考虑到此画创作时陈汝言已经逝世,这幅作品可能是出自其弟子之手。画中的鹤舞、乘鹤等元素,或许寓意着引导灵魂升仙的意象。

第三章

鹤寿延年

在明清时期,鹤的意象得以延续,并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发展和提升。在这一时期,鹤不仅继续作为长寿和吉祥的象征,还融入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追求。特别是在明清绘画艺术中,鹤的形象被赋予了极高的艺术地位。画家们运用精湛的技艺和生动的构图,将鹤的优雅身姿和飘逸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鹤的羽毛洁白如雪,翩翩起舞的身姿仿佛仙子降临凡间,为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审美愉悦。这些绘画作品不仅展示了鹤的美丽形象,还传递了艺术家们对高洁品质的崇尚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此外,在明清时期,鹤的形象还被广泛应用于明代的官服制度中。根据官阶的不同,官服上饰以不同的鸟类图案,其中一品官员的官服上饰以仙鹤,二品官员则为锦鸡,三品为孔雀,四品为云雁,五品为白鹇,六品为鹭鸶,七品为鸂鶒,八品为黄鹂,九品则为鹌鹑。这种以鹤为首的鸟类图案序列,不仅体现了明清时期对官员身份和地位的明确划分,同时也展示了鹤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文化意义。

十同年图卷

纵48.5cm,横257cm

明弘治十六年

在明代时期,鸟类纹样中仙鹤纹样的地位仅次于凤凰纹样,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一品、二品文官所穿的官服补子正是仙鹤纹样,因此仙鹤也被尊称为“一品之尊”的贵鸟。

在明代时期的《十同年图卷》中,兵部尚书刘大夏的官方补子图案为仙鹤补。据史书记载,明代前期的仙鹤补设计通常采用双鹤对称的图样,寓意着两只仙鹤共同辅佐一位君主,象征着忠诚与吉祥。然而,到了明代后期,这一图案发生了变化,由双鹤变为了单鹤。清代则继续沿用了明后期的图案设计,同样以单鹤为补子图案。

款鹤图卷

唐寅

纵29.6cm,横145cm

上海博物馆藏

明代

在明代时期,民间文人深受南宋野鹤隐逸文化的影响,并进一步挖掘其深层含义。他们倾向于远离尘嚣,选择山水间作为隐居之地,与鹤为伍,以诗酒自娱,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与宁静。这些文人墨客不仅精通诗词歌赋,更将隐居视为对人生更深层次追求与理解的体现,而非逃避现实的手段。他们认为,与鹤共舞,与自然和谐共处,才是人生最真实、最本真的状态。

唐寅的《款鹤图卷》展现了一位高士坐在石案前,高士的头顶是一颗蜿蜒的松树,石案上摆放着文房四宝。在石案前,一只仙鹤正在翩翩起舞,而高士则全神贯注地欣赏着。这种图式在宋代的书斋山水画中极为常见,但宋代的松树多为笔直挺拔,直冲云霄。松树作为道家思想的象征,也是文人顶天立地的形象,暗示着文人的社会责任。而唐寅所绘的这颗松树则蜿蜒曲折,既与元代以书入画的绘画风格有关,强调树的笔法转折,同时也暗示了明代中后期文人追求隐逸的无奈与苦衷。

桐荫玩鹤图轴

沈周

横62.6cm,纵123.8cm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明代

沈周的《桐荫玩鹤图》则更为清丽空灵,画面分为三部分——远景、中景、近景。在远景部分,远山层叠,苍翠欲滴,给人一种宁静深远的感受。进入中景,青岩巍峨矗立,湖水明澈如镜,二者相映成趣,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而在近景处,一位长者伫立于青翠的桐树之下,正向着渡石桥而来的白鹤拱手行礼。这一细节不仅表现了长者对白鹤仙风道骨的崇敬,更是通过具体的物象,寓意了作者内心的志趣和追求。

桂鹤图

沈铨

横90.3cm,纵177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明代

明代时期,文人间的交流与互动愈发频繁,壮游之风盛行,雅集活动亦层出不穷。此种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鹤题材绘画向更为民俗化的方向发展,即以祝寿为主题的绘画。这类画作通常采用工笔花鸟的技法,描绘如松鹤、桂鹤等组合,并融入各种神秘植物元素,以寓意富贵与长寿的美好愿景。

沈铨的《桂鹤图》是明代鹤题材绘画向民俗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画面中,淡青色的色调营造出冷气逼人的氛围,与仙鹤洁白的羽毛及鹤顶的丹红形成鲜明对比。远景处的烘染更增加了画面的深邃感,给人以江山无尽的遐想。此画为典型的吉祥画作,图中的桂树寓意“富贵”,鹤寓意“长寿”,整幅画面洋溢着吉祥富贵的气氛。除仙鹤与桂树外,画面中还有牡丹、灵芝、水仙等元素,其吉祥寓意不言而喻。

四仙戏鹤图

刘俊

横76cm,纵11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

刘俊的《四仙戏鹤图》为鹤在民俗文化中的艺术表现另辟蹊径。画中四位仙人宽袍大袖,与鹤翩翩起舞,响板与竹笛伴奏其间。人物衣带翻飞,线条粗细相间,顿挫有力,动感十足。画家精细描绘每位神仙的形象,深入刻画其性格特征,既巧妙传达了道教精神,又寓意长寿的美好愿景。

松鹤延年图

童垲

横95.8cm,纵200.4cm

安徽博物馆藏

明代

自明末清初,此类绘画艺术的民俗化特征日益凸显,深刻反映了鹤作为吉祥长寿象征在民间的广泛接受与喜爱。童垲所创作的《松鹤延年图》,将道家文化中的松树与仙鹤元素巧妙融合,明确传达了祝寿的主题寓意。与此同时,随着西方颜料的传入,这类题材绘画的色彩饱满度逐渐提升,进一步受到民间大众的青睐,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与循环。

花阴双鹤图

郎世宁

横66.5cm,纵120.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

因此,在此类绘画题材中,作为外国画家的郎世宁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花阴双鹤图》所展现的画面色彩丰富而华丽,主要采用了朱红、石绿、石黄和蛤粉等色彩。画面中的四只鹤宛如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画面中,一株月季花盛开,花香四溢,枝叶繁茂,一朵朵月季娇艳欲滴,展现出千娇百媚的姿态。在月季花树下,一只丹顶鹤正在细心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而另一只则似乎正在与两只小鹤进行有趣的互动。

仙鹤的身形优美修长,洁白的羽毛光滑而有层次感,尾部的黑色羽毛蓬松柔软,且在光线的照射下散发出淡淡的蓝绿色光晕,而鲜红色的冠肉则宛如皇冠般彰显其高贵气质。郎世宁的这种绘画风格深受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喜爱,同时也为清末至民国初期民俗鹤题材绘画的创作提供了卓越的范例。

结语

经过对此次展览的全面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到,鹤的形象及其文化内涵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表现出了显著的稳定性。这一现象与道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鹤,作为一种被赋予神圣地位的生物,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鹤的文化意义随着人们对道家文化的追求而不断演变。

本次展览不仅是一场视觉艺术的盛宴,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它让我们在欣赏鹤之美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我们衷心期望,本次展览能够激发更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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