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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与孙中山对 植入党军体制的认知分析  李 翔 摘 要：1920年代前期，布尔什维克极力向国民党输出党军体制。这既是针对国民党的党务及军事工作中的各种暗斑而开列的药方；也暗含着借助政治工作，以党共中人为先锋，赤化国民党军队的单方构想。走投无路的国民党决定引入党军体制，既是为了自我救赎，也含有以'夷'制'夷'、溶'共'于'国'的一厢情愿。饱经政治风霜的孙中山，自引入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党军体制之始，即已为日后国民党的建军模式由师俄转向师德，预留了伏笔。国民党因师俄而萌生的党军体制，引入之初就孕育着变异与转向的另类种子。 关键词：党军体制；国民党；师俄；师德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极度重视军事工作的孙中山，反而经常受到各类军事将领的反噬。如何建设与控驭军队，成为孙不得不慎重思考的重大问题。因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动，布尔什维克决定积极在中国等东方国家寻找伙伴和盟友。共同的利益关系，拉近了苏俄与国民党之间的距离。1920年代上半叶，在苏俄的介入下，孙意识到，要治疗旧式国民革命反复发作的病根——革命党与革命军的相互分离，一要改组国民党，二要引入苏俄以党领军的建军模式——党军体制。1921-1924年党军体制的输出与引入，背后折射出苏俄和国民党各取所需，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上走到一起的因果关联。而双方此时利益的粘合，又为彼时利益的冲突埋下了根本无法纾解的巨结。国民党因师俄而萌生的党军体制，自始即孕育着变异与转向的另类种子。 本文的研究时段，大致起自1921年8月孙中山开始关注苏俄红军的组织与管理；止于1924年5月孙任命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目前学界主要关注1924-1928年国民党军队的党军体制，而极少独立成文地论述1921-1924年的党军关系。这一缺失，不利于全面分析党军体制日后是如何一步步退变为军党体制的。 一、毕现实革命与 终极革命之功于一役： 苏俄输出党军体制的真实用意 1920年代初期，苏俄因立即在欧洲国家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希望的破灭，布尔什维克党开始积极制定世界革命的东方路线，寄望在中国等东方国家找到伙伴和盟友。鉴于共产主义思想在东方国家的有限影响，布尔什维克认为，在此类国家中，民族革命的性质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于此，共产国际二大提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支持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民族革命被布尔什维克看作是摧毁帝国主义殖民地后方的强大手段，是世界革命的后备力量。 但是，就终极革命目标而言，在布尔什维克的对外方略中，居统治地位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其基本理论假设是：伴随各东方国家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与壮大，党逐步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为获取最终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可以同资产阶级暂时联合起来；农民和农民起义是殖民地革命最广泛的动力。这一终极目标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冲突相提并论，赋予民族革命以阶级斗争的性质，承认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向社会主义过渡[1]。 布尔什维克针对东方国家而设计的现实革命目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终极革命目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可供操作的前后接续的时间表，极难划定明确的时间段。两种革命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抽象的理论思辨的性质。以此理论来指导各国的革命实践，极易陷入自我设计的矛盾陷阱之中。 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列宁逝世前后布尔什维克高层的权力之争，使得1920年代的现实革命和终极革命目标左摇右摆。中国成为苏俄领导人注意的中心，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原因，也由于中国日益加剧的内部纷争孕育着大规模革命的种子。一批思想激进和政治上活跃的中国人，把俄国革命看作仿效的榜样，把布尔什维克看作中国革命的盟友。这种情况促使苏俄领导人千方百计地想唤起、推进中国革命。 1921年8月，孙中山因有感于苏俄的党军体制而给契切林去函[2]。结合中国的政治状况，苏俄政府敏锐地觉察到可以给国民党以适当、有效的引导，适量输出意识形态，增强国民党的革命性。而红军的党军体制既有深刻的苏俄特色，日后又能为孙带来显明的收效，非常适合输出中国。因此，1921年12月，国际代表马林向孙提议：应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教育，以使三民主义等意识形态在官兵心目中得以深植，使党的威信在军队中树立起来，从而实现党对军队的统领。  1922年夏，苏俄领导人赞同马林的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提案。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自始即是一种策略手段，其用意是：在国民党内部建立稳固的共产党集团，最终由共产党人夺取国民党革命运动的领导权。1922年11月，中共代表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发言，集中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将现实革命和终极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3]。12月，越飞提出了把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的意见[4]。1923年1月，布尔什维克决定全力支持国民党[5]。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现实目标，决定了苏俄既要劝说国民党改变旧式民族革命的方略和改进党务；又要鼓励、支持和壮大国民党的党力，以使其具备积极从事民族革命的物质力量，更有效率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终极目标，则又限定着苏俄的援助必然以壮大中共，赤化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其最终目的。无论哪一种目标，都决定了苏俄既要力所能及地援助和影响国民党，又要不间断地向国民党提出各种条件，以便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 几年的接触与相互审视，使得苏俄与国民党增进了了解。双方都会提出价码，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各自退让一步。在退让的条款中，双方还会附加各自的诉求，以便为下一次合作做好准备。1923年3月8日，布尔什维克一面答应将向国民党提供资金援助，一面决议向孙中山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以密切双方关系[6]。为扭转国民党过分依赖军事行动的思维定势，5月1日，布尔什维克以政府名义严肃地集体致电孙中山：“我们认为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您的革命军事行动和在您领导下的尽可能集中的机构的建立都应以此为基础。……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份电文说明，苏俄政府精确地诊断出国民党及其利用军队的致命缺陷，因而把输出红军的政治工作模式和建立新型军校作为援助国民党军事运动的关键条件。为使国民党接受劝告，苏俄答应提供200万卢布的援款和部分枪支弹药[7]。在金钱与武器等现实利益的诱惑下，15日，孙不仅表态接受并竭力实现苏俄的全部提议，还计划派遣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8]。 8月中旬，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代表团启程赴俄。但7-9月间，孙停止执行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和与中共摩擦加剧的消息，使莫斯科对国民党代表团提出的西北军事行动的计划提不起丝毫兴趣。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代表团未能同苏联最高领导人会晤。代表团的另一主要目的是了解红军的政工制度、俄共与红军的关系、各类军事学校的发展经过及由此创建红军的经验等。此次考察，对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改党建军，在精神上制度上，特别是处理党与军的关系上，影响巨大。红军的党军体制给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令其深为折服，蒋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这种体制的羡慕之情。苏俄红军的党军关系、意识形态对军队的凝聚力，特别萦绕在蒋的脑海而挥之不去。这是他决定将党军体制引入中国的要因[9]。 为强化与国民党的双边关系，增大对孙中山的影响力度，7月31日，斯大林提议任命鲍罗廷为孙的政治顾问，责成鲍的工作应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暂时绝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10]。9月下旬，苏俄派遣鲍南下中国。10月初，鲍抵达广州，他告诉孙，苏俄对国民党援助的承诺即将到位。迫切需要外援的孙，对苏俄的态度为之大变。他认定苏俄是其朋友，决定执行1923年1月签署的孙文越飞协定，以俄国援助为其依赖，并善待中共[11]。  孙逸仙代表团与苏俄高层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与商谈。国民党的行动纲领，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民生主义被认为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此时比较左倾的蒋介石[12]强调，国民党的政治口号在现阶段不应当是共产主义的，只有在国民革命第一阶段顺利结束之后(在得到苏俄支持的情况下，这将需要3-5年的时间)，国民党才能开始第二阶段的革命运动，即在共产主义口号下进行宣传工作[13]。鉴于代表团在莫斯科的任何场合都只字未提及中共，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有意暗示代表团，对国民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同中共关系的好坏。在季的讲话中，占据中心地位的部分是其关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建议。 11月11日，就在孙中山受困于陈炯明的进攻、广州处境危如累卵之际，苏俄军方最高层再次提醒代表团，国民党应集中力量于政治工作，否则任何军事行动都必将失败，都将是冒险；苏俄愿意为国民党培训指挥干部和政工干部。27日，苏俄主席军委托洛茨基亲自告诫代表团：“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你们的军事工作不应当超过政治活动的1/20，无论如何不要超过1/10。”[14]28日，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明确”了国民党(而非中共)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并“相信”国民党一定会采纳决议中提出的对三民主义纲领的新解释。共产国际向国民党“推荐”的纲领与中共的最低纲领几乎没有区别，共产国际还“委托”蒋将这一决议转交给孙中山。“明确”一词，意味着苏俄已经情定国民党。而“相信”、“委托”、“推荐”数词，实际带有向国民党施压和通牒的用意。蒋接受了苏俄领导人的建议，表态国民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稍后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党一大制定的纲领性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均以这个决议为依据[15]。 按此决议及蒋的表态，苏俄及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必然会大大增强，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将丧失其独立性，国民党还要为向共产主义过渡铺设基础。毫无疑问，在强势的苏俄面前，求助西方国家无门的国民党，其政治尊严遭受了损伤。远在广州的孙中山，为什么愿意接受莫斯科近乎苛刻的援助条件呢?一方面，这与11月孙正在广州经历的政治军事危机紧密相关。在鲍罗廷的积极运作下，11月18日，陈炯明的部队被国民党出乎意料地击退。到广州后短短数十天，鲍的政治才能充分展现了出来，孙鲍关系由此成熟，鲍在国民党中的权威开始建立。19日，即击退陈炯明部的第二日，孙召见鲍，决议改组国民党[16]。 鲍的突出能力、苏俄援助国民党的许诺和代表团对苏俄党军体制高度推崇的信息反馈，促使孙决意采纳苏俄建议，以俄为师，政治和军事齐头并进。孙决定一边改组国民党，加强党的凝聚力和组织力量；一边引入苏俄红军的党军体制，以达到政党领军、强化战力之目的。作为日后双方“交易”重要内容之一的党军体制，既符合苏俄两种革命目标的需要，有助于增强国民党对武装力量的掌控；也为中共从事军事运动、改造国民党军队提供了重要的舞台，因而得到多方的认可与支持。这样，苏俄与国民党，一个有意输出，一个愿意引入。苏俄首倡的党军体制输出中国，就成为迟早之事。 二、自救、以“夷”制“夷” 与溶“共”于“国”： 孙中山引入党军体制之心机 自开始武装反清起，孙中山就在思考如何使军队服从党的领导，凝聚军心，以提高战斗力。早在1906年，孙就提出以革命的三民主义，而不是私人或者其它因素来凝聚军心、建设军队，这是孙“主义治军”的早期阐释。然而自辛亥革命以后，历次斗争的结果表明，以主义集合军队几乎成为国民党的奢谈。因此，如何使官兵接受三民主义?凭借何种途径使“主义治军”落到实处?就成为孙长期思索的难题。俄共“以党领军”的治军模式在十月革命及以后的政权稳定时期发挥出无可替代的功效，这种新型有力的统军方式吸引了孙的关注目光，为其重新考量“以主义集合”军队提供了鲜活的参照物。到1920年代初期，孙希望能多了解苏俄的党军制度，并为己所用[17]。 或许是受到俄共极其重视军队政治工作的启发，1921-1922年这一段时间，孙特别注意对所部将士进行精神训话。其中，1921年12月，孙在桂林对滇赣粤三军官佐讲演的《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最具代表性。《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是孙受俄共治军体制的影响后，军队政治工作理念的充分展现[18]。对于陈炯明的粤军，孙尤其注意思想灌输，视其为最可靠的革命武力，甚至批准全体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期望依靠它达到革命目的。官兵入党，这是孙对苏俄红军以党领军模式的有意借鉴与运用。他简单地以为，只要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就会如同红军服从俄共一样服从国民党的领导。1922年4月，孙在广州向少共国际代表达林表示：“对红军的人数、其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19]这表明，孙中山已经试图借鉴苏俄红军的统驭方式，以使自己的政治工作能够在粤军中收到真正的效果。看来，此时孙对官兵整体加入国民党，借以达到以党领军的目标抱有厚望。岂料6月16日，陈炯明竟然指令这支党员构成的粤军炮击观音山，围攻总统府。 陈的背叛给孙带来刻骨铭心的教训，惨痛的失败不能不让他彻底反思自己对政党的认识及军队政治工作观念是否存在致命的缺陷。孙醒悟到要想使革命事业向前发展，在建军问题上必须自我救赎，另谋出路：“乃决心放弃对党外军队的扶植说服，实行由党建军。”[20]这就是说，孙已经决定将组建军队、建设军队、统帅军队的任务交给国民党，而不再像以往一样依靠个别心腹将领来统御军队。孙的这一思想大转变，为随后接受苏俄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容纳党共中人，重新诠释三民主义，以党建军，提供了可能性及前提条件。 当然，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人，在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选择中，总是会倾向于军事工作，尤其是军队的武器配备。实际上，除了比较欣赏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孙对德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及军事技术也极为推许。联德与联俄，在孙的心目中，并无二致。从1917年到1925年逝世，孙在争取外国援助的同时，形成了其重建国家的思想体系。在该体系中，德国、苏俄均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还在1917年底，孙大元帅即曾制定一项一厢情愿的中德军事经济合作计划：10万名德国军队，将在俄国人协助下攻击他在北京的政敌。1921年5月，孙在广州重建政府。为寻求国际支持，他想以向德国提供在华南的经济特权，来换取德国的军事帮助和对其政权的官方承认。自然，这一愿望再次成为泡影。1921-1922年，孙先后派密使朱和中、邓家彦前往柏林，想寻求德国在军事领域对国民党的帮助[21]。朱邓二人联德的失败，致使求援无路的孙，不得不更迫切地转向俄国。他特别渴望得到苏俄资金和武器的援助，以便通过北伐，完成消灭封建制度，摧毁北洋政府的革命任务[22]。  1923年2月下旬，孙再返广州。3月初，孙设立大本营，重新埋头于军政事务之中。尽管1923年3月，莫斯科已经答应援助国民党，但因布尔什维克党内左中右三派之间的分歧与较量，款项和武器并没有立即到位[23]。名义上掌控广州“小朝廷”的孙中山，内有滇桂军的阳奉阴违，外有陈炯明的虎视眈眈，政治处境异常尴尬。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民党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工业，火药厂在1922年陈炯明叛乱时被炸毁，火药和其它爆炸物不得不从国外进口[24]。但英国人却利用香港，阻止向广州运输军事物资。强大的英国要塞香港的存在，对孙本已岌岌可危的所谓后方——广州，始终是个莫大的威胁。英“夷”不啻欲摧毁孙中山最后仅存的一点点的颜面!正基于此，他极其渴望借助德国，或者俄国的力量，把战场转移到英国力量薄弱的中国另一地区，即西北地区[25]。而苏俄恰恰希望看到英国等西方国家与国民党关系的僵硬与敌对。只有这样，苏俄才能将中国的民族革命与打击英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连结成一体。 1923年6月，廖仲恺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面前多次提到，钱的问题是国民党最大的忧虑，几乎令他一筹莫展[26]。廖为何将国民党难堪的窘状告知马林?其一，在孙的亲信中，只有廖鼓励孙探索取得苏俄援助的可能性。廖将实情坦率地告知国际代表，有利于双方的深入合作。其二，廖向马林交底，更是寄望苏俄尽快兑现对国民党资金和武器的援助，以解国民党燃眉之急。这中间，不排除孙的特别布置。其三，廖将国民党的财务困境告知马林，也是向其摊牌：要么苏俄尽快兑现承诺，要么双方终止合作。 果不其然，在廖示穷不久，马林向孙建议尽快派代表到莫斯科，以表诚意。孙未置可否。相反，孙声明，国民党迫切需要财政援助。此时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没有多大的改进，而孙却不断地讨要资金援助。这使马林比以前更加坚定地认为，如果孙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在改进党务和援助资金孰先孰后的问题上，苏俄与国民党暗自较劲。为了对苏俄施压和抬高国民党的身价，孙有意向马林透露，他计划在2个月之后去俄国，再由莫斯科前往柏林。孙的抱负是融苏俄的主义和德国的技术于一体，他想借助这个口号在5年之内建立新中国。当马林对德国垄断资本巨头斯汀尼斯和苏俄的列宁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时，孙解释说，除了斯汀尼斯外，还有别人[27]。孙的言外之意，似乎他的政治朋友很多，他并不稀罕一个苏俄的列宁。孙的这席话语，尽管有以德促俄的考虑，但也能够看出其内心对德苏两国长处的钦佩与羡慕。孙虽然自夸与德国大资本家有交往，但德方不存在输出革命的愿望，对国民党的兴趣并不浓厚。 7月，在马林和孙最后一次谈话中，孙用汉语与廖仲恺谈论一份关于钱的电报，但是孙突然厉声用英语说：“象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28]孙中山的勃然动怒，令廖、汪、胡等噤若寒蝉。孙厉声、变色地用英语声讨党共中人，是不是有意说给马林听，做给马林看呢?目睹此景，手中没有“稻草”的马林只能妥协式地回应：援助问题与中共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马林的兜里不仅没有能够使孙中山得到满足的硬通货[29]，他还著文批评国民党[30]，这使其更得不到孙的尊重，以致马林对孙“毫无办法”[31]。马林完全不是孙的对手。他不知道，只要有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对走投无路的国民党而言，改组、容共、联俄和引入苏俄的党军体制，一切都可以商量。到1923年7月，马林不仅灰心丧气，而且也失去了共产国际对他的信任[32]。 德国等其他外援既然暂时不能依靠，孙中山更不能把已经口头答应向其提供援助的苏俄推出门外。否则，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也将荡然无存。困处广州一隅的孙，最终必将受到英国指使的政治力量的驱逐。在苏俄这一边，尽管认为孙改进党务的行为太慢，但放眼中国，既具革命性，又有一定实力和地盘的政治组织，舍国民党之外别无其他。双方均切身感受到来自英国的打压[33]。无论如何，苏俄与国民党总会找到退让一步、继续合作的契机。孙的表面动怒，恰恰说明大元帅府危机重重，迫切需要钱款和武器来扭转颓势。看来，苏俄与国民党都需要相互妥协，以寻求下一步的合作。 机会很快就降临了。因列宁重病在身，自1923年始，持中间立场的总书记斯大林在与左倾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政治较量中，天平越来越倾向于前者。此时的斯大林在党内拥有众多的支持者，代表着党集体的意志[34]。针对中国问题，斯大林主张以国民党为旗帜，国共合作，暂时不考虑共产主义革命的使命[35]。鉴于马林对孙中山无能为力，苏俄需要物色一位能力超强的党员顶替马林。这个人要能够一步步地引导孙走上亲苏之路。就是在斯托相争的背景下，早在1906年就结识斯大林、并与加拉罕关系友善的鲍罗廷，走上了国民党的政治舞台，并一步步地成为这个舞台的主角。鲍的分量是马林无法相提并论的。鲍与斯的亲近关系，使得其篮子中的礼品不仅花样繁多，且数量不菲。而这些，恰恰是孙多年渴望却总是不可得的救命稻草。所以，尽管苏俄于1923年附加了援助的许多条件，但孙对苏俄政治局代理人鲍罗廷的到来，仍是至为感激的。 鲍此行负有重要使命，既要帮助改组国民党，达成以党治国的愿景；又要指导国民党筹建新式军校，以党建校，以校建军。蒋介石赴苏考察与鲍罗廷抵达中国，目的都是为引导国民党放弃单纯的军事斗争，注重军队的政治工作。蒋回国以后，既肩负筹建黄埔军校的使命，又承担着引入红军党军体制的职责。 但是，孙中山毕竟是一位奋斗了近40年的革命党人。他也预感到，苏俄的援华条款日后会给他的党带来诸多的麻烦。正因为此，即使在鲍抵达广州后，孙中山仍在寻求德国的帮助。 自清末以来，面对西方强国的不怀好意，中国各方的政治人物，不得不诉诸于以夷制夷的危险策略，以寻求政治上的平衡。处于困境中的孙也是如此：他一面欲联俄制英——引入红军的党军体制，强化战力，清除英国支持的军阀力量；一面又力图亲德束俄——引入德国的军事工作，以此平衡红军政治工作的影响力。1924年，孙做了最后一次联德的努力。他委任西门子公司驻广州工程师阿曼博士作他的顾问和全权密使，派他回德国雇佣退役军事人员。阿曼成功聘请到了1名海军上校、3名空军军官和10名步兵顾问。“这批人于1924年秋季到达广州，似乎受聘于黄埔军校。”[36] 如果说，鲍罗廷擅长于政治性的工作；那么，阿曼博士就是德国高新技术的化名；而其聘请的军事人员，则是德国卓有成效的军事工作的产物。两相对比，表明在孙的骨子里，对德国的军事工作和苏俄的政治工作，在一段时间内都难以割舍。相较于联俄，亲德一不会遭致西方世界的普遍反对，二不会引起党内连绵不绝的纷争。可惜，造化捉弄人。令孙极度遗憾的是，此时的德国对国民党没有多大的兴趣。  不过，孙的政治经验异常丰富。此一时，彼一时也。此时德国对国民党的疏离，完全不意味着彼时德国对国民党的同样疏离。高明的政治人物，走一步，观三步。正因为此，孙中山在广州的最后日子里，仍对他的追随者们重申其信念：德国是个能帮助中国进步的强国，而且中国无须担心它带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孙相信，德国的战败意味着它那因战争结束而闲置下来的组织天赋将得到其他国家更广泛的运用，此种天赋事实上已为中国之外的许多国家所运用。 孙想利用德国的军事工作，平衡苏俄顾问的政治性工作，以化简苏俄对国民党日后的“动手动脚”。孙还力图将中共溶化于国民党，从而一劳永逸地清除苏俄对国民党的不测之心。为牢固树立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避免国民革命滑入阶级革命的漩流，孙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其一，在革命路线上，以杜绝苏俄输出阶级革命，避免在中国复制苏维埃制度，作为联俄容共的重要前提。其二，在革命理论上，竭力确立三民主义对主义马克思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以便从意识形态上引导中国革命远离以阶级斗争为特色的俄国模式。孙1924年对革命理论的再阐释与排“共”化，目的是确保国民革命永久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孙不仅强调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包容，还将欧美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思想、孔子理想中的大同主义等尽行纳入囊中，以从理论的架构上确立三民主义的至上和至大地位，从而使三民主义不仅享有指导中国革命，还具有指导世界革命的理论优势。其三，在革命组织上，力图以国民党来容纳、融化共产党。孙将共产党定位为“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而把中国国民党型塑为“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政党。这样，从组织的包容性而言，国民党就具有比共产党更宽泛的代表性。顺理成章，国民党就成为全国革命组织的领导核心[37]。其四，在革命行为上，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党共中员的秘密动作，孙是反对的，并作了一些较为严厉的批评和告诫[38]。 孙中山的以上四项谋略，等于为国民党的党军体制铸造了一个保险箱。一旦苏俄与中共企图另起国民革命的炉灶，就会被国民党抓住把柄，从而既失去道德上的认同，也找不到合法性的来源。 大方向既已准备就绪，只欠引入的“东风”。1924年5月，孙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党代表，负责党务等政治训练。这既是国民党军队党代表制的起源，也是新型政治工作开端的重要标志，还是中国党化军队的发端。党代表、政治部、特别党部的设置，表明国民党军队的党军体制正式破土而出。但此时制度建设远未提上日程，党代表、政治部主任这些职务更多带有象征意义，是对未来改造军队事务的先期构想和鞭策激励。 保险箱虽已铸就，但联俄容共的孙中山及国民党，对苏俄与中共仍旧抱有很强的警惕心理，一度禁止中共进入军事部门。加拉罕曾经为此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抱怨国民党：“我们去广州做工作，我们派去了工作人员，广州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在那里什么事情也不能做。那里有孙，有党，但不让我们到任何一个部队中去。当时我们为了争取让我们下军队，整整一年都碰钉子。在那里我们从何处着手呢?”[39]只是，国民党基于苏俄是唯一能够切实给予金钱和武器援助的国家这一现实因素，不得不逐渐向中共放开军事领域。在苏俄的压力下，有求于苏俄的国民党，也需要有人出面做他们比较轻视的军队政治工作，许多党共中人因此成为政工系统的重要实践者。而这样一来，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即形成了国民党主导军事工作，共产党主导政治工作的二元结构。 苏俄红军党军体制的特征，一是意识形态定于一尊——马列主义；二是在信仰专一的基础上，党组织有至上权威，党权高于军权。以此观之，还在党军体制输出中国之前，苏俄对国民党的要求——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接受党共中人，就已为党军体制引入中国之后，国共两党的既合作又纷争，埋下了无法解开的心结。而这又为国民党的建军路线，由此时的师俄，到彼时的师德，过早地铺垫了转向的路基。 伏笔：以俄为师与以德为师 ——党军体制之变数 近代以来，在内外危机的交迫之下，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之路(包括编练、装备、思想控驭等)异常坎坷。由晚清的自强运动开始，中国高层既对德国的军事技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也对德军的操练之术推崇备至。清末编练新军，师法的也是德国军事建设的路径。德国全球领先的军事技术与军事装备，是德中关系热络起来的要因。1920年代，德国重返中国时，它不再以帝国主义国家的面貌出现。这使得中国的诸多政治力量，愿意去亲近德国。 饱经磨难的孙中山，在接受苏俄的同时，为以“夷”制“夷”，把橄榄枝也抛向了德日[40]等国。孙并没有孤注一掷于苏俄，而是在“和苏”之时，加大联络德日的力度。其目的是，一则借亲苏虚张外交声势，阻吓并松弛当时由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而对国民党形成的内外两线包围[41]。二是寄望用德日牵制苏俄，抑制约束苏俄的过分强势。三可以提高国民党对苏俄的要价，迫使苏俄尽快兑现1923年3月对国民党金钱和武器援助的承诺。而一旦苏俄过分强势，欲喧宾夺主孙中山及蒋介石等联德的夙愿则会被迅速激活[42]。 德国和苏俄对武装力量的统驭之道，前者偏重军方对军队的管控，以军制军；后者偏重政党的至上凝聚力，并借政党之力增强对军队的控驭，即以党制军。无论哪种模式，对于屡遭军人反噬的孙中山，都是借鉴的上佳样板。比较而言，在革命时期，为调动官兵为国为民而作战，以革命化为重要特征的苏俄式党军体制的优势更为明显。但是，国民党一贯不主张阶级斗争和暴烈的社会革命。一旦逐步向右翼退缩的国民党掌控了全国政权，基于政治见解的不同其建军模式就会自然而然地从偏重革命化，到转向正规化。而放眼全球，德国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自近代以来，就被众多的国家立为标杆，并竭力仿效。 对国民党而言，更重要的是，师德明显不同于师俄：国民党既没有意识形态的顾虑，也没有组织被赤化的内忧。德国军队的战斗力主要依靠军事体制自身的活力，诸如军事训练与武器装备。这与一向轻政治、重军事的国民党有更多的共同话语。总而言之，一遇外部政治环境发生剧变，国民党师法的外国榜样就会出现相应的转移，而与此相伴生的建军模式也会随之更动。由此观之，还在党军体制引入之始，国民党即为其埋下了基因突变的诱因。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览）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 [2]“孙中山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192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3]“刘仁静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同上书，第352页。 [4]“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越飞和斯内夫利特的提纲”(不晚于1922年12月)，同上书，第406页。 [5]“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次记录”(1923年1月4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87页。 [6]“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1923年3月8日于莫斯科)，同上书，第226页。 [7]“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14页。 [8]“孙中山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同上书，第415页。 [9]李翔：《主义治军、以党领军与以军控党——论19231926年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的引入与变异》，(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10]“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次记录”(1923年8月2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66页。 [11]“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09页。 [12]苏俄文件对此时蒋的评价是：“属于国民党左翼，…同我们很亲近。”见“杜霍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情况的札记”(不晚于1923年9月10日于莫斯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88页。 [13]“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于莫斯科)，同上书，第331页。 [14]“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27日于莫斯科)，同上书，第340页。 [15]决议对三民主义每一条所做的解释，意味着几乎在所有各点上都对国民党行动纲领做了十分重大的修正，大大加强了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使其工农政策更加激进，使党采取支持工人运动的方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75-281页。 [16(]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殷罡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17]“孙中山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1921年8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51-52页。 [18]1960年台湾编纂的《国军政工史稿》高度评价《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即《军人精神教育》)所传导的精神，认为奠定了其后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的基本路径：“中国军队政工制度之建立，军中政治工作之推行，要不外国父《军人精神教育》之演化，故自政工言，此一训示，实为唯一之大经宝典。”参见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台北“国防部治部总政”发行，1960年版，第27页。此一评价出炉于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完全忽视苏俄对国民党军队建立党军体制的正面作用，因此与历史事实极为不符。但是《国军政工史稿》敏锐地把握住了《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在孙中山的整个军队政工思想体系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地位，对研究孙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具有指引作用。 [19(]苏)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侯军初等译，(北京)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版，第103页。 [20][41《]国军政工史稿》，第28页，第197-201页。 [21][36(]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陈谦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第36页。 [22]“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1页。 [23]许多学者认为，1923年国民党很快拿到了苏俄援助的200万元。实际上，直到1924年上半年，苏俄政治局才决定，视国民党的表现情况，分5次将1923年承诺的资金提供给国民党。而苏俄许诺提供的武器，直到1924年10月份才运抵黄埔军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51页。 [24]有回忆文字记载：广州石井兵工厂每日高时可出步枪45枝，子弹10万余发。兵工厂并仿制德国克虏伯厂水旱机关枪、美式手提机关枪与法式迫击炮，并能自造无烟火药、黄色炸药及重磅炸弹。笔者对这些数据及产品深表怀疑。《马超俊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发行1992年版，第61页。 [25]“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86页。 [26][27]“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6月20日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17页，第418-419页。 [28][31《]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23页，第424页。 [29]“陈独秀谈西湖会议及国共合作”(1929年12月10日)，同上书，第341页。 [30]孙铎：《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向导》第9期，1922年11月8日；孙铎：《吴佩孚与国民党》，《向导》第24期，1923年5月9日。 [32]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33]“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绝密(1923年1月26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第216页。 [34(]俄)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张慕良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170页。 [35]“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次记录”(1923年8月2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66页。 [37]对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没有看到对国民党组织的潜在挑战，而是略带自大地认为：共产党“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孙中山“：关于容纳共产党员问题之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1924年8月21日)，《孙中山文集》，第408页。 [38]在批评秘密行动的党共中人的同时，为避免合作破裂，以共同实现国民革命，孙特加告诫：“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同上书，第408-409页。 [39]“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1日于北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74页。 [40]在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中，日本留下了厚重的一笔。孙于1924年11月北上时，接受了党内对亲俄政策表示质疑的李烈钧等人的建议，绕道日本，以寻求支持。与此同时，许崇智等党内右派也把日本人奉为座上客。许并故意在苏俄军事总顾问加伦面前，炫耀其与日本朋友的“愉快会晤”，并带领这些人参观广州的防御阵地。许的司令部上上下下一议论起日本可能派教官到广州来，就几乎是喜形于色。甚至连黄埔军校，也居然有人风言风语地说日本教官就要来广州了。参见《军事政治形势》(加伦1925年1月10日报告附录)，(苏)卡尔图诺娃著、社科院近史所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北京)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版，第111-115页。 [42]1912和1918年，蒋介石曾两次准备去德国进行军事深造。前一次，他甚至学习了德语，并在自己办的《军声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德国军事实践的文章。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军事体制能够保持完整也存有良好印象。董显光：《蒋介石》第2册，上海1937年版，第622页。 本文原刊于《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翔，1972年9月27日生于湖北，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主义马克思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专门史方向）；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党共中史研究》等CSSCI期刊和国内权威网站上发表科研和教学论文50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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